離散、懷舊和鄉愁——羅卓瑤導演與《外國的月亮圓些？》

華人移民離散與嚮往中華文化，是羅卓瑤電影的兩大主題，這點從她在1990年前後的創作便可看出端倪。1988年的《我愛太空人》處理了香港八〇年代的移民現象；1990年的《愛在他鄉的季節》描繪中國人美國夢碎的悲慘境遇；1994年的短片《雲吞湯》和1996年的《浮生》等，也都在談移民者的失落與掙扎。

至於將潘金蓮轉世投胎成現代上海人作為故事原初的《潘金蓮之前世今生》（1989）和以唐代玄武門之變為背景的《誘僧》（1993）則扣合中國古典意象，體現了羅卓瑤的文化鄉愁。而關於羅卓瑤對中華文化的嚮往，早就有跡可循。她在1985年英國電影學院碩士班的畢業作品《外國的月亮圓些？》裡，就曾以〈梁祝〉故事貫穿全片，直抒鄉愁情懷。

我們不妨先用後現代學者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對小敘事論述來思考《外國的月亮圓些？》。李歐塔強調在大敘事的崩潰之後，取而代之的小敘事強調的是每一則故事都具有獨特性且每一個敘事者持續散播故事的可能性。因為李歐塔相信「當下」或「真確」的呈現是不可能的，「此刻」的呈現必無法以此刻的語句名之，需留待另外的語句將其情境描述出來，進而導出相對「共識」而言，「異議」的重要性。

作為一名新浪潮後的導演，羅卓瑤更在意的是電影藝術與風格的建立。她不刻意凸顯政治，反而在深具溫婉情致和文化底蘊的風格之中操作政治。所以在《外國的月亮圓些？》一開始，就能看見兩名外國舞者穿著中國服飾演繹〈梁祝〉舞劇，女主角劉玲則在舞台一側拉奏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西方樂器和西方人搬演的卻是經典的中國民間故事，複雜的政治與歷史則被悄無聲息地縫合進淒美的琴聲和優雅的舞蹈之中。這就是小敘事獨有的魅力所在。

澳門出生，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並遠赴英國進修導演和編劇，後來定居澳洲的的羅卓瑤，她的生命始終有個繞不開的主題——身分認同。她經歷過「葡屬澳門」、「英屬香港」、「香港回歸」等各個階段，就連後來定居的澳洲，也曾是英屬殖民地（澳洲直至1986年才正式脫離英國成為獨立國家）。羅卓瑤就是一名曾經「花果飄零」最終才「靈根自植」的移民者。回過頭來細品《外國的月亮圓些？》的第一場戲，那種「中西並置」的不和諧感，不正是羅卓瑤在追尋身分認同過程裡，某種感同身受的歷史記憶嗎？

然而，就算親身經歷過這麼多重要的歷史時刻與重大的政局轉變，羅卓瑤卻轉身從中國文化脈絡裡，選擇了〈梁祝〉這樣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將歷史與政治推向浪漫的神話式想像。好比片中，當電視正在播放香港回歸的新聞時，劉玲的小阿姨告訴劉玲，在我這裡不要聊政治。片中最多，也只是唱了一曲《黃河頌》、放了一張毛澤東像、做了紅衛兵的裝扮，如此而已。甚至連文革，都只是以一句「寫梁祝的兩個作曲家，在文革都被批鬥過」即順勢帶過。

羅卓瑤並非刻意避開歷史和政治不談，而是她更關注的是在這段歷史與政治變遷的過程中，個人的內在經驗。她想說的是關於男女主角劉玲與黃漢華的故事，同時也是她自己的生命史。正因為從小敘事的角度切入，才讓電影和導演交互影響，流露出強烈的鄉愁。可以說，《外國的月亮圓些？》是，也只能是羅卓瑤才能拍出來的電影。

談回電影，片中劉玲將她導演的〈梁祝〉舞劇獻給了黃漢華，本身就寓意深遠。如果仔細思考「黃漢華」這個名字，將會意外發現這個名字可以視作黃皮膚、漢人、華夏民族的總和，這齣〈梁祝〉舞劇其實是要獻給古老中國的。我們可以參照作家白先勇曾在《臺北人》裡寫下的一段文字：

臺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這裡上學長大的——可是，我不認為臺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孩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記憶的總和，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

羅卓瑤也是如此，不論是《外國的月亮圓些？》還是〈梁祝〉舞劇，都是她「所有關於中國記憶的總和」。羅卓瑤的丈夫，編劇方令正先生說過，《外國的月亮圓些？》這部片讓他想起蘇軾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完美詮釋了羅卓瑤對中國充滿濃厚的眷戀、懷舊的意味。她或許也和黃漢華一樣「沒有另一條路」可以選擇，但古老中國的溫柔召喚，反而讓她能化作一縷幽魂回歸古老的中國大地。想來不也頗有杜甫所謂「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之類的深深感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