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忿恨的囚徒：憤怒、敵意與暴力從何而來？（Aaron T. Beck）

《忿恨的囚徒：憤怒、敵意與暴力從何而來？》是Aaron T. Beck的著作。Beck是知名的精神病學家，也是認知行為療法（CBT）之父；目前廣泛被使用的「貝克憂鬱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就是Beck設計開發的。

Aaron T. Beck 的中文出版品有：《精神分裂症：認知理論、研究與治療》、《人格障礙的認知行為治療》、《每個人都想學的焦慮課：用認知行為療法擺脫社交恐懼、黑暗心理、憂慮壓力，學習善待自己》。

在《忿恨的囚徒》，Beck從認知療法的角度切入分析各種形式的暴力起源，認為無論是家暴、種族大屠殺或戰爭，背後都有同一套機制在運作：自動化思考引發憤怒與敵意，接著貶低他人與去人性化、將他們視為敵人，再從「非我族類」合理化攻擊行為。

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在「他者」（the other）倫理學，以及Hannah Are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有談過類似的概念。大屠殺此一暴行之所以發生，都涉及到對他人的「去人性化」，由於對方已被認知為「非人」（不是人），因此得以合理化對他們的殘酷。

Aaron T. Beck則是從認知治療的角度切入，認為在個人暴力的公式也可以套用在集體暴力，從而也認為，如果可以改變認知，切斷敵意模式，就有可能改變暴力行為。不過，國際戰爭涉及的更多是政治權力與利益的爭奪，我個人比較保留；但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群體主義因涉及我群/他群的區分，確實有可能成為發動戰爭、酷刑的濫觴。

Beck認為，敵意或憤怒的產生，與敵對框架和偏差思維有關。由於對彼此動機和態度，有「災難性」地扭曲，使得雙方都感到受困、受傷和充滿憤怒──甚至仇恨，乃至最後採取報復行為。

「無論敵對行為的外因是什麼，其觸發與表現方式，一般都涉及相同的內在或心理機制。與破壞性的人際行動一樣，認知扭曲會激起憤怒並引發敵對行為。因此，由偏見、妄想、種族優越主義或軍事入侵造成的不當人身攻擊，涉及原始思維結構：一方面是絕對而明確的認知，另一方面是漠視受害者的人類身份。」

敵對成員被去人性化後，成為一個「物體」，甚至被妖魔化，成了邪惡的化身，除去（殺死）他們因而變成必然，因為敵人已經威脅到侵略者的生存利益。

Beck所謂的「原始思維結構」，是指「當一個人意識到自身或神聖價值觀受到威脅或不當對待時，就會回歸絕對的二分法思維」的狀態，一旦由這種敵對模式接管思維結構，「敵意的順序會從感知（感覺到被侵害）、準備、動員再到實際攻擊。」

所以，解方就是要打斷這一串敵意順序的啟動，可以是在敵對模式觸發當下立刻解除它，用轉移注意力來打造冷靜期，也可以從認知程序著手，也就是要阻止你的大腦被僵化思維全面控制。而這又涉及到偏見訊息的無意識處理。

敵意的順序

Beck在研究個案時發現，「患者遭受有害經歷後，若能專心觀察自身的感受，便會注意到在憤怒出現之前曾有瞬間的傷害或焦慮感。透過仔細檢查可發現，憤怒出現前的痛苦感受是由相同原因造成的，也就是在某方面覺得自己被貶低。個人評估後，如果認為痛苦是由另一個人錯誤地造成，他的行為系統就會被調動起來，準備反擊。」

也就是說，憤怒會緊接著在自我受到不當對待（受委屈）的解釋之後。而我們本身的弱點，更容易使我們在自尊受傷後過度反應。從認知療法的角度，要打斷這整個敵意順序，就要從當個體開始對事件賦予意義的時候著手。

這是因為，Beck發現，導致人際和群體衝突涉及了認知偏誤和錯誤信念，其中，又以「以偏概全」和「二分法思維」，以及對「單一原因」的執著 ，即「 將外部群體視為痛苦的唯一原因，也稱為代罪羔羊」最為關鍵，畢竟，再也沒有什麼比把責任外化以減輕自我批判更吸引人的了。從而，由於我們對傷害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對它的解釋，影響了後續是否啟動報復攻擊行為，如果能在認知序列上解除掉錯誤信念跟偏見，就可以避免錯誤歸因引發的敵意衝突。

換句話說，Beck這套方法，就是基於人可以學習察覺自己的意識狀態、自己的自動化思考，在陷入憤怒或焦慮模式時先穩住自己，然後應用諸如轉移注意力或尋找矛盾證據等策略來強迫自己糾正原始思維。從源頭改變認知、對事件含義的負面解釋，進而達到預防報復攻擊行為的發生。

Beck提了幾個能夠針對衝突事件的含義解釋進行干預的認知策略如下：

Beck用夫妻衝突為例，說得很清楚。這部份推薦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閱讀。很多時候夫妻兩人的衝突之所以越見尖銳，其實問題並不在於配偶實際上做了什麼，而是妳對他的行為有怎樣的解釋。而人類對衝突事件的附加解釋，又跟受傷感息息相關。釐清這些自動化思考，有助於避免在原始思維結構下啟動敵意發展序列。

另外，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ChatGPT整理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