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說台語的困境｜《台語解放記事》雜七雜八不負責亂聊

看《台語解放記事》這本書的過程時滿有感觸，一方面是剛看完《【東歐百年史】共同體的神話》，該書講的中東歐族群與語言複雜糾結的歷史，常常讓我對照起台灣情形，也可以跟本書討論各種議題相對照，另一方面讀本書時，更加喚起了我過去的經驗。本書作者是專研台語文的教授，查了一下作者年紀小我沒幾歲，國民義務教育大概都是在解嚴前後哪幾年。

感觸有好幾個層面，第一個就是家庭經驗，裡面有一段老三台時代，作者阿罵只會看六點到七點時段的台語節目，主要是歌仔戲，因為是他唯一聽得懂的電視節目，作者很貼心當阿罵的遙控器操作手，但我就是在跟阿罵搶電視節目的歹孫，真不孝，當時完全沒去考慮到阿罵看不懂國語節目（現在比較政治正確說法是台灣華語）的問題。家中父母交談雖然也講台語居多，但我爸媽國語都講得很好，因為都有讀到高職，算是他們那輩教育程度很高的，比較特別是等我到台南讀書，才知道我家台語跟同班的台南人很多用語與發音都有差，像我都從小都是講讀書（thak chu），但台南同學卻講讀冊（thak chheh）。我每次講讀書，常被笑是在讀豬。

第二個感觸是求學的台語經歷，跟作者不太一樣，但最後體悟滿類似的，大概可以講是殊途同歸。其實我讀高中前還沒感覺到台語與國語之間的關係，畢竟在三重讀國小國中時，全班大多是”本省人”，就算是外省人，同學日常交談都是台語居多，有些老師也是國台語交雜，還記得小學有位老師講話台灣腔很濃，沒事就在罵國民黨，稱讚日本人（那時候還沒解嚴）。

到國中後才遇到一個幾乎不會講台語但勉強聽得懂台語的外省同學，國中時慢慢同學間交談講國語比率變高，不過嬉鬧時還是會很自然地講台語，當時三重學校沒有掛我不講台語狗牌的風氣，學校只希望學生安分當學生，不要吸毒打架，以及打老師就好（我親眼目睹過一次學生打老師，原本是學生追打，老師要阻止，然後就被打了），我有好幾次就看到警車開進校園抓人，我有一位國一關係不錯的同學就被抓去少年管訓。我後來才意識警察進學校抓人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但當時只是當熱鬧看，只覺得老師好沒用只能找警察管學生。國三時曾經有上百個學生在操場大亂鬥，打架雙方老大一個是我國小同班同學，一個是我國一隔壁班的同學，我們這些A段班學生就很開心地在樓上看著老師不知如何處理的窘態。最後老師只能跑來把我們圍觀的學生都趕回教室。

一直到上成功高中，才知道現實中竟然有人講話講得跟李豔秋一樣的腔調，整班幾乎都是外省人或是只會講標準國語的本省人，很多同學父母是教授，老師、將軍或是中央部會的司處長長官，企業董事長。會分到那麼特殊班級主要是因為我爸的同事的老婆是台北某公立高中老師，我跟他兒子剛好同一屆考上成功，然後就順便被分到學校特別照顧的子弟班。特殊到我有一次在在走廊無意間哼唱著台語歌，被一個老爸是台北工專教授的同學聽到，他突然很驚訝的好像看到不可思議的事情，大聲說哇！唱台語歌，然後到處去宣傳，好像我唱台語歌是一件很奇鈀的事情。還有一個同學跟我一起上考成大，有一次在成大校園遇到，看到我很嚴肅地說要打我，我當時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因為社團剛在學校辦完統獨辯論之類的活動，被他看到我在當工作人員。
有一次高三英文老師在講腔調問題，講到他以前沒意識到本身的臺灣國語腔鬧得笑話，一開始我也聽不出來老師講的哪裡有問題，但有同學已經笑出來，很認真想了一回才知道他的發音是直接從台語硬轉過來的。

上大學，二話不說就參加台語社，並不是說對台語文研究很有興趣，純粹是反國民黨政權的心態，加上我姐大學也是參加某黨校的台文社，當時大學的台語文社就是那種一看名稱就知道反國民黨的異議性社團，進去准沒錯。剛好社團的幾位學長是很激進的全羅支持者，所以就很認真學了羅馬拼音，主要學的是鄭良偉的教會拼音系統，跟現在教育部的拼音系統雖然有點差異，但基本上都看的懂。

既然學了羅馬拼音，自然也要用羅馬拼音創作，當時在社刊小西門也寫了幾篇全羅的短文，然後研究所時也偶而會參與台文bong報的工作。基本上那時候在台語文圈認識的朋友應該都躲不了一個標籤，大福佬沙文主義。其實《台語解放記事》書中提到各種台語文議題在當時就有很多正反討論，只是想不到二十幾年後，這些已從我人生經驗中沉睡的記憶又冒出來，真得是邊看本書邊想起以前那些經歷。

書中提到台語文發展的困境與爭辯，其實我是有滿深刻的感覺，我沒辦法用台語去討論一些很專業的議題，往往會轉到國語。書中討論很多目前台語爭議課題，補一下書中沒特別著墨的一環，其實台語的現代化與中國普通話現代化路徑是差不多，都是從日本借來的，大量我們現代語彙都是日本漢字，如社會、經濟、哲學、目的、文明、客觀、主義等幾乎都是日本明治時期西學日譯過程中創作出來的，然後被中國直接拿去用，當然被日本統治的台灣也是直接拿來用，只是這些會講現代化台語的菁英在戰後不是死了就是被禁言了。但是還是有些特定現代化台語遺跡流傳下來，因為是讀機械系，所以要工廠實習，到工廠實習時發現現場老師傅對各種儀器設備，規格與物理現象，都有專業的台語用語（不是羅賴把，夯逗魯這種日常用語），可以很流暢用台語討論很複雜的工程問題，現場用的語彙跟在書本上學到的術語很多都不同。

不過出社會後，講台語的機會變少了，尤其有大半工作歲月都在公家單位上班，不用對外與民眾接洽，工作討論還是以國語為主，會講台語通常是某些特殊場合與情境，而且發現日常可以流利用台語交談的同事越來越少，特別是年輕的同事，很難完整講完幾句台語。在我這年代，只要不涉及特殊專業主題與術語，日常生活是可以完全用台語溝通，很多常見物品與現象我都還知道台語怎念，但現在很多年輕同事竟然不知道。

如何復振台語，或是如何進行台灣語言的轉型正義，其實我很難像作者那麼樂觀，但我還是希望能樂觀一點。我們很難用逆向工程方式回復到以前，也很難像當年國民檔黨獨尊國語，壓抑方言以社經資源分配來引導國語化的人重新講台語，畢竟國語已經變成他們的母語了。大量的語言改宗很難避免不透過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與族群清洗，進入民主社會後就難這樣搞了，看完《共同體的神話》後更加深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