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2019年上架於Netflix的真人真事改編影集，描述Marie在受到性侵害後，卻因被誤會說謊而被冠上謊報的罪名，期間除了要承受自身身心反應的跌宕外，更需面對難以工作、喪失友誼、信任關係破裂的不安等狀態，直至多年後此案被偵破，才終於還給Marie一個清白。
由於性侵害倖存者從受害、報案、陳述、蒐證、出庭到結案，所需要經歷的歷程不同，且對於受害後的創傷，以及對這些經歷、經驗的陌生與不安，會使他們有許多的身心反應與想像，因此小編希望可以多花一些篇幅來談論這個主題。這一篇將先談論性侵迷思與司法調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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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日常習慣容易讓你成為目標，所以我只好不再去做所有習慣做的事，但我還是沒有安全感」

性侵迷思（Rape myth）最早由Burt（1991）所提出，現今意旨大眾對於性侵害倖存者或加害人抱持的錯誤觀念或信念，導致對性侵害成因有不合理的理解與歸因。在受到刻板印象與公正世界理論（Just-World Theory）的影響下，人們傾向找到特定原因以避免憾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維持自身的安全感，包括對倖存者的指責（當下又沒反抗，現在才在講）、對事件的合理化（因為穿著暴露才會被侵犯）、性別的錯誤認知（男性才不會被性侵）等，這些聲音都會使倖存者承受二度傷害，而因為自己的行為舉止是自身唯一能掌控的事情，所以為了重新獲得控制感與安全感，他們容易產生自我質疑、攻擊與自責的聲音，然而也導致更多混亂的情緒與想法，亦無法安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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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不是已經跟那位警官說過了嗎？」
『對，不過依照流程還是需要請你再說一次。』

在影集中，Marie從報案後的詢問、醫院檢驗到警局做筆錄（不加上後來被質疑謊報的部分），就被要求陳述4次受侵犯的過程，迫使他需要重複回想受創的片段和感受，並感受到強烈的焦慮與不安，對倖存者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壓力。
性侵迷思再加上對報案後司法歷程的不熟悉，是倖存者難以發聲的強大阻力，認為自己會像Marie一樣在過程中受到重重的詢問與質疑，然而現今的體系已意識到這些過程對倖存者二度傷害的可能，因此有了許多不同的調整。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制條例、刑事訴訟法與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在詢問事件經過時，可由信賴的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等陪同，且須給予充分陳述的機會，並以一次詢畢為原則進行，相關文件也須以密件和保密的方式留存，到院驗傷也可請警察陪同協助。而後的司法歷程，也會遵循偵查不公開、採取適當的隔離措施，並可請家屬或社工人員陪同到庭，除法院認定有必要之外，亦可委請他人代理出庭。在審判程序中，倖存者若有需要心理輔導、安置或法律扶助，皆可向縣市家防中心尋求協助，透過這些調整與措施，以期確保倖存者的安全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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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助人工作者，雖然不太會接觸到蒐證調查階段，但劇中警探Duvall的態度與方式，很適合不論是警察、心理師、醫師或社工師等人員學習。在面對倖存者的難受與蒐證的需求下，Duvall先關心當事人的狀態，並說明盡快詢問與蒐證對案情的幫助，並在過程中也會告知接下來將會面對哪些事情或歷程，以及若有需要時可以向誰尋求協助，這些都有助於降低倖存者對未知的恐懼、增加安定感，並做好一定程度的心理準備。
在下一篇文章中，小編將談論倖存者在事件後，可能會有的身心反應有哪些，以協助大家更理解當事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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