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詩意沉思

    當代捷克裔法國籍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甫於今（2023）年7月11日逝世，一般略聞大師其名者，印象多停留在其1984年被拍成電影「布拉格的春天」的原著小說《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因獲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提名、並經美國電影學會（AFI）列入美國100大愛情片榜單之中，而聲名大噪。事實上，昆德拉對該部電影並不滿意，聲稱此後拒絕再讓他人翻拍其作品（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說《玩笑》在1968年亦被改編成電影，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布拉格之春」政治民主化運動後，書和電影被立即遭禁）。

    昆德拉生前不喜歡接受採訪及被大眾媒體關注眾所周知，他深信作者的理念已透過作品說話，而採訪者想知道的問題是他們自己想要的答案、不太會理會受訪者想說的是什麼；對這部演員人選與演技俱佳的高評價影片，昆德拉不悅的原因是什麼呢？後來在導演米洛斯拉夫以最人性面的昆德拉所拍的紀錄片「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其中除提到片商把該電影從法文版變成英文版拍攝、未有與他討論過外，昆德拉也抱怨自己的成名是因為書被拍成電影，這也似乎與他常稱外界解讀他的作品、往往誇大了作品本身的隱喻而忽略了它所要表達的內容含義有關。

    那麼，昆德拉自稱其作品所要揭櫫的深層思維與信念為何？他說：「一本書銷路好並不十分重要。數以百計寫得非常糟糕的書、其銷路比我的小說要好上幾百倍，而這些暢銷書的作用只是時事而已。也就是說，它們消費得快（數量甚大），被遺忘得也很快，隨即讓位給另一件事」，究其原因：我們處在一個文化速食時代，在大衆傳媒的炒作下，各種不同的『熱』此起彼伏，各領風騷三五天，大浪淘沙之後，真正有價值的文化積澱，似乎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令人鼓舞（節錄李思屈著《當代大師系列～昆德拉》序）。昆德拉曾經這樣解釋：在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藝術在生活中起的作用已經很少了，「文學的份量、文化的含量已經不大」！

    而這種『媚俗 kitsch』的風氣，在現代社會之如此盛行，昆德拉認為是一種「故作多情的集體謊言」，而且離不開大衆傳媒的推波助瀾，這種缺乏反思的無精神狀態，也一直在消磨精神文化產品的個性和深度。綜觀昆德拉的作品脈絡，與其界定是常被讀者浮面所認知的：完全係藉由反政治壓迫和揶揄性愛浪漫這兩大主題、交織而成的「玩笑」故事，不如更進一步說：他的小說所探討的核心，不是生命中有什麼『輕』與『重』的東西可供我們自由選擇，而是直指生命存在的本身就已搖擺不定，不論是輕還是重都讓人難以承受。現代用高科技為亮麗背景的大眾傳媒，帶來生活上通俗的浮濫資訊，只會使人們陷入此等媒介網羅無法自拔；在虛擬的世界中，人與人的交流真假難辨，對高雅文化或藝術形成了致命的衝擊，昆德拉不得不自問：「文化已經鞠躬告退了嗎？」，透過小說疾呼、他真正在意的是：文化不是要為大衆服務，而是我們要向文化藝術頂禮膜拜。昆德拉一生的創作姿勢正是一幅詩意的沉思、充滿靈魂的真誠與不背叛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