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約有30%的成年人在人生某個階段出現明顯的精神障礙症狀；而一生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會經歷某種程度的心理失常，其中更有八成的人遭遇不只一種嚴重的精神困擾（Kessler et al., 1994）。

這數據顯示出一個殘酷卻未被社會正視過的真相：

「精神痛苦是普遍的，而非少數人的異常。」

而在面對這個遍佈於社會深層的痛苦現象，現代醫療系統投入大量資源，建立起龐大的藥物市場。

美國抗憂鬱藥產業年營收以百億美元計算，然而其療效卻僅比安慰劑略勝20%（Kirsch et al., 2002），在醫學意義上微乎其微。

人們將希望寄託在化學物質上，卻發現那只是延遲絕望的鎮痛劑，而非通往解放的道路。

問題或許不在「病人」，而在「世界」。

我們所謂的「精神失常」，往往不是來自個體內在的崩壞，而是對外在世界荒謬結構的真誠的回應。

然而，所謂的「正常」，可能只是社會所要求的沉默與順從；而瘋狂，則是靈魂對過度現代性、過度理性與過度孤獨的掙扎。

精神醫學將痛苦量化，將焦慮藥化，把創傷硬塞進診斷書中，卻始終無法解決人類更根本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活的這麼痛苦？

我們到底在過著什麼鳥生活？做什麼鳥工作？

正如傅柯所言，「瘋癲」的定義不只是醫學問題，更是權力與知識的交錯結果。

在一個把效率、控制和競爭視為最高價值的社會裡，情緒崩潰可能不是病，而是人性最後的抵抗。

最後我想說：

「痛苦並非人類天生的宿命，而是我們仍然擁有人性的證明。」它既不是業障也不是原罪，而是建構著我們愛與幸福的基石，有了痛苦！我們才懂得珍惜那些稍縱即逝的美好時光。

因此，與其急著擺脫精神障礙治癒自己，到不如誠實地問自己：這個世界，要求我們當個「正常」人，那麼到底誰是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