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跟人家說對不起！」這句話，許多父母在孩子年幼時都曾說過。孩子則常常不情不願、低頭喃喃，好像只要「講了」就可以繼續玩，至於自己錯在哪裡、是否真的理解，則往往無人深究。
這樣的場景反映出我們對「道歉」的普遍理解──把它當成一種話語儀式，說出口即可完成義務，不需探討責任、不必處理情緒，更不見得要修補關係。
於是，從家庭場域一路延伸到整個社會，台灣人對道歉的想像似乎仍停留在「說一聲對不起」與「平息風波」這兩個層次。我們不習慣深談錯誤的本質與應負的責任，也不習於處理人與人之間信任受損後的修復過程。當道歉與權力、公眾或利益相關時，更是成了應付與表演的手段。
從過去台灣政商名人的失言事件，到近期台師大女足抽血事件中，公眾人物的記者會上的「90度鞠躬」、「我們感到遺憾」、「我們會檢討」，看似誠懇，卻未能取得多數公眾諒解。為什麼這些道歉總被質疑「沒有誠意」？
精神醫學家亞倫・拉札爾（Aaron Lazare）在《道歉的力量》（On Apology，2005；2022年二版，聯經出版）一書中指出，道歉的核心包含五個要素：承認具體錯誤、表達懊悔、說明經過、提出補救、請求原諒。這不是話術，而是一種倫理實踐：我知道我讓你受傷，我願意為此負責，也願意修補我們的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公眾道歉之所以失敗，關鍵在於「沒有看見他人真正的受傷」。以台師大記者會為例，發言內容多半著眼於程序有無違法、研究設計是否合格，但忽略了公眾對學術倫理的信任動搖、對校園守護子弟責任感的失落。當道歉只是維護立場、淡化責任，它就失去了修復的力量。
如果公領域中的道歉總是形式大於實質，也許我們應該回到家庭教育，重新教導孩子道歉的本質。不再只是催促說「對不起」，而是陪他們一起思考：「你做了什麼讓別人不舒服？」「你願意怎麼彌補？」這樣的練習，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公民素養起點。
「快跟人家說對不起！」這句話，許多父母在孩子年幼時都曾說過。孩子則常常不情不願、低頭喃喃，好像只要「講了」就可以繼續玩，至於自己錯在哪裡、是否真的理解，則往往無人深究。
這樣的場景反映出我們對「道歉」的普遍理解──把它當成一種話語儀式，說出口即可完成義務，不需探討責任、不必處理情緒，更不見得要修補關係。
於是，從家庭場域一路延伸到整個社會，台灣人對道歉的想像似乎仍停留在「說一聲對不起」與「平息風波」這兩個層次。我們不習慣深談錯誤的本質與應負的責任，也不習於處理人與人之間信任受損後的修復過程。當道歉與權力、公眾或利益相關時，更是成了應付與表演的手段。
從過去台灣政商名人的失言事件，到近期台師大女足抽血事件中，公眾人物的記者會上的「90度鞠躬」、「我們感到遺憾」、「我們會檢討」，看似誠懇，卻未能取得多數公眾諒解。為什麼這些道歉總被質疑「沒有誠意」？
精神醫學家亞倫・拉札爾（Aaron Lazare）在《道歉的力量》（On Apology，2005；2022年二版，聯經出版）一書中指出，道歉的核心包含五個要素：承認具體錯誤、表達懊悔、說明經過、提出補救、請求原諒。這不是話術，而是一種倫理實踐：我知道我讓你受傷，我願意為此負責，也願意修補我們的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公眾道歉之所以失敗，關鍵在於「沒有看見他人真正的受傷」。以台師大記者會為例，發言內容多半著眼於程序有無違法、研究設計是否合格，但忽略了公眾對學術倫理的信任動搖、對校園守護子弟責任感的失落。當道歉只是維護立場、淡化責任，它就失去了修復的力量。
如果公領域中的道歉總是形式大於實質，也許我們應該回到家庭教育，重新教導孩子道歉的本質。不再只是催促說「對不起」，而是陪他們一起思考：「你做了什麼讓別人不舒服？」「你願意怎麼彌補？」這樣的練習，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公民素養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