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二班的回憶錄
卷一 兒時記趣
第六章 小五，1973-1974
之二、八股圖文
自從1968年實施九年國教之後，把原本國小的品德教育課程「公民與道德」改名為「生活與倫理」。為了因應每學期20周的課程，原本訂定的15條「中心德目」也增為20條。
那時，我們每天看著黑板左上方從四維八德、童軍三達德、還是新生活運動準則抄襲來的中心德目，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教化功能。只有在每周的第一天，學藝股長若是忘了改寫新的德目而被級任老師碎念的時候，或是學藝股長寫上「保密防諜」的時候，我們才會留意它的存在。
對，品德教育的德目裡還會出現「保密防諜」。
雖然我讀小學的時候，報紙上已經很久沒有匪諜的消息了，但各級學校還是把「保密防諜」奉為聖旨，除了列入不可或缺的中心德目，每到保防周，作文、演講、書法、還是壁報比賽，肯定一樣不漏。那些比賽可能未必和我們小咖群有關，但美術課的主題一定是保防專題，甚至還要教唱《保密防諜歌》。
你說，小學生知道什麼是保密防諜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要畫出來！也不知道那些大人是怎麼想的。
不過兵來將擋，你們有制式的中心德目，我們便有制式的創意回應。於是畫出來的圖畫多半都是相似的元素：除了「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八字真言，一定會有大眼睛瞪著戴墨鏡的匪諜(小學生的邏輯，匪諜一定偷偷摸摸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所以一定要戴墨鏡的啦！)；或者四隻大手分別從圖紙的四角指向中央穿著風衣、走路還會留下一行腳印的匪諜，其中一個腳印還要畫上放大鏡加大，旁邊再寫上「發現匪諜，立刻檢舉」…。然後大家你抄我、我抄你，只要有匪諜、有標語，不管畫得好不好，一定都得高分。我們把它當作團體遊戲，老師當是教育成功，也算皆大歡喜。
保密防諜的圖畫還算好應付，一到了老蔣杯杯華誕，麻煩可大了：人人都為那顆大光頭在苦惱。美術課時總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厚，你把蔣總統的頭畫得像顆滷蛋，我要去告老師。」
那還是處在戒嚴時期，許多事都有一定的規矩，必須嚴肅以對，不能隨便開玩笑的。例如升上五年級，作文課一定會要我們寫「給大陸同胞的一封信」。
說實話，大陸同胞長什麼樣，我們都是從書上看來、從大人口中聽來的，硬要我們給完全陌生的族群寫信，就只好憑空想像。於是把他們寫得說有多可憐就有多可憐，文末還要再三強調：我們一定會拯救你們於水深火熱…，然後就會得到一個甲上。食髓知味之後，接下來不管是什麼作文題目，寫到最後一定都要硬拗回來：我們在台灣這麼幸福，想到苦難的大陸同胞，就…。
長大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們從小就會寫「反共八股」，就跟明清時代考科舉的士子們一樣厲害。
說來，應該也算是教育之功。當年我們的音樂課本一開始都要先列出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慶歌》之後，還有《國父紀念歌》、《領袖歌》(1976年之後改為《總統蔣公紀念歌》)和《反共復國歌》。最厲害的就是《反共復國歌》，告訴你要「打倒俄寇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若說洗腦，我看也未必有用。那時我們只對「殺朱拔毛」的說法覺得有趣，沒人在乎誰是朱，還是拔誰的毛。
台灣在1971年「被」退出聯合國之後，政府大概是擔心民心士氣瓦解，因而提出了許多振奮人心的口號，連小學生的課文也擔負了再教育的使命。
例如，小五國語第九冊第九課是《自強不息的蔣總統》；第十課原說的是湯武革命、滅夏立商的事，課名卻是《莊敬自強的故事》；第11、12課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完璧歸趙」的故事，課名改成了《處變不驚的一幕》；第13課是左傳中的曹劌論戰，「一鼓作氣」的典故，課名則是《慎謀能斷的故事》。得，這「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就像連體三兄弟，到哪都同時出現。
其中，這原出自禮記「莊敬日強」的大哥「莊敬自強」，後來似乎單飛成功，單獨亮相的機會明顯較多，還被印製成郵票廣為流傳；甚至辦個晚會，還是郊遊什麼的，都要冠上「自強」之名才夠氣派。
不過，光是喊口號，顯然還不足以彰顯大家自強反共的決心，還要不時以古鑑今：小五下學期國語第17課《少康中興》、18課《武王伐紂》和19課田單的《雙城復國》，就是要讓大家時時牢記自己的時代使命。
1991年七月，我首度赴美(那時去美國之前，還要先到交流協會像次等公民一樣排隊面試)，在賭城拉斯維加遇到真正來自北京的「大陸苦難同胞」。我不懷好意地探問：「聽說你們在『大躍進』期間都是吃樹根、啃樹皮？」那位「北京人」倒也不生氣，笑嘻嘻地回答說：「一樣一樣，我們上課時學到的也是說台灣人都吃香蕉皮長大，隨時等待社會主義的正義之師去解放！」
怎麼說呢，提到政治立場，大家都有自己的神主牌，與滿肚子的無奈。
五年二班的回憶錄
卷一 兒時記趣
第六章 小五，1973-1974
之二、八股圖文
自從1968年實施九年國教之後，把原本國小的品德教育課程「公民與道德」改名為「生活與倫理」。為了因應每學期20周的課程，原本訂定的15條「中心德目」也增為20條。
那時，我們每天看著黑板左上方從四維八德、童軍三達德、還是新生活運動準則抄襲來的中心德目，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教化功能。只有在每周的第一天，學藝股長若是忘了改寫新的德目而被級任老師碎念的時候，或是學藝股長寫上「保密防諜」的時候，我們才會留意它的存在。
對，品德教育的德目裡還會出現「保密防諜」。
雖然我讀小學的時候，報紙上已經很久沒有匪諜的消息了，但各級學校還是把「保密防諜」奉為聖旨，除了列入不可或缺的中心德目，每到保防周，作文、演講、書法、還是壁報比賽，肯定一樣不漏。那些比賽可能未必和我們小咖群有關，但美術課的主題一定是保防專題，甚至還要教唱《保密防諜歌》。
你說，小學生知道什麼是保密防諜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要畫出來！也不知道那些大人是怎麼想的。
不過兵來將擋，你們有制式的中心德目，我們便有制式的創意回應。於是畫出來的圖畫多半都是相似的元素：除了「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八字真言，一定會有大眼睛瞪著戴墨鏡的匪諜(小學生的邏輯，匪諜一定偷偷摸摸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所以一定要戴墨鏡的啦！)；或者四隻大手分別從圖紙的四角指向中央穿著風衣、走路還會留下一行腳印的匪諜，其中一個腳印還要畫上放大鏡加大，旁邊再寫上「發現匪諜，立刻檢舉」…。然後大家你抄我、我抄你，只要有匪諜、有標語，不管畫得好不好，一定都得高分。我們把它當作團體遊戲，老師當是教育成功，也算皆大歡喜。
保密防諜的圖畫還算好應付，一到了老蔣杯杯華誕，麻煩可大了：人人都為那顆大光頭在苦惱。美術課時總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厚，你把蔣總統的頭畫得像顆滷蛋，我要去告老師。」
那還是處在戒嚴時期，許多事都有一定的規矩，必須嚴肅以對，不能隨便開玩笑的。例如升上五年級，作文課一定會要我們寫「給大陸同胞的一封信」。
說實話，大陸同胞長什麼樣，我們都是從書上看來、從大人口中聽來的，硬要我們給完全陌生的族群寫信，就只好憑空想像。於是把他們寫得說有多可憐就有多可憐，文末還要再三強調：我們一定會拯救你們於水深火熱…，然後就會得到一個甲上。食髓知味之後，接下來不管是什麼作文題目，寫到最後一定都要硬拗回來：我們在台灣這麼幸福，想到苦難的大陸同胞，就…。
長大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們從小就會寫「反共八股」，就跟明清時代考科舉的士子們一樣厲害。
說來，應該也算是教育之功。當年我們的音樂課本一開始都要先列出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慶歌》之後，還有《國父紀念歌》、《領袖歌》(1976年之後改為《總統蔣公紀念歌》)和《反共復國歌》。最厲害的就是《反共復國歌》，告訴你要「打倒俄寇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若說洗腦，我看也未必有用。那時我們只對「殺朱拔毛」的說法覺得有趣，沒人在乎誰是朱，還是拔誰的毛。
台灣在1971年「被」退出聯合國之後，政府大概是擔心民心士氣瓦解，因而提出了許多振奮人心的口號，連小學生的課文也擔負了再教育的使命。
例如，小五國語第九冊第九課是《自強不息的蔣總統》；第十課原說的是湯武革命、滅夏立商的事，課名卻是《莊敬自強的故事》；第11、12課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完璧歸趙」的故事，課名改成了《處變不驚的一幕》；第13課是左傳中的曹劌論戰，「一鼓作氣」的典故，課名則是《慎謀能斷的故事》。得，這「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就像連體三兄弟，到哪都同時出現。
其中，這原出自禮記「莊敬日強」的大哥「莊敬自強」，後來似乎單飛成功，單獨亮相的機會明顯較多，還被印製成郵票廣為流傳；甚至辦個晚會，還是郊遊什麼的，都要冠上「自強」之名才夠氣派。
不過，光是喊口號，顯然還不足以彰顯大家自強反共的決心，還要不時以古鑑今：小五下學期國語第17課《少康中興》、18課《武王伐紂》和19課田單的《雙城復國》，就是要讓大家時時牢記自己的時代使命。
1991年七月，我首度赴美(那時去美國之前，還要先到交流協會像次等公民一樣排隊面試)，在賭城拉斯維加遇到真正來自北京的「大陸苦難同胞」。我不懷好意地探問：「聽說你們在『大躍進』期間都是吃樹根、啃樹皮？」那位「北京人」倒也不生氣，笑嘻嘻地回答說：「一樣一樣，我們上課時學到的也是說台灣人都吃香蕉皮長大，隨時等待社會主義的正義之師去解放！」
怎麼說呢，提到政治立場，大家都有自己的神主牌，與滿肚子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