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女生》內文試閱：建築在死亡上的青春與愛

2016/12/13閱讀時間約 17 分鐘

我始終覺得，對這島嶼有愛的年輕生命，註定了要經驗許多死亡與暴力。

首知陳文成博士之死，是在台大裡，就在他死去的草地旁。我是大二學生，鎮日睡到自然醒後去社團裡練舞，不怎麼上課。某天被學姊動員去參加學生會舉辦的紀念活動，本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坐在台下聽了半個多小時突然意會過來。台上他們在說的是：有一個人死在台大校園裡，是國民黨殺了他。

後來演講的老師跟學姊帶著大家穿出活動中心的側門，到陳文成博士當時的陳屍地點。我懵懵懂懂地跟在人群後面，人群的氣氛很奇怪。大約是那樣溫暖的春天夜裡，大學校園青春活潑的氣息太強盛了，怎樣都無法與陳文成的悲劇之死連結在一起。我默默看著草木旺盛的研究生圖書館邊際，實在無法想像，這裡曾經躺著一具被自殺的屍體。概念上知道是一件沉痛的事，但那時候我與死亡的交會非常少，白色恐怖的故事還躺在歷史課本裡，不在我的生活經驗裡，因此也沒有辦法體會痛苦的重量。

過了幾年，國民黨復辟了，台灣社會轉了個彎，我的生活也轉了個彎，進入了運動不斷的旋渦當中。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春天是鄭南榕自焚二十週年。我其實不太確定一開始是怎麼讀到鄭南榕的故事，只記得自己早在那場紀念活動之前就已經知道鄭南榕經營黨外雜誌，多次被停刊，仍然不斷出刊。國民黨威脅說將查封雜誌社並逮捕他，鄭南榕說，「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隨即在雜誌社開始自囚，囤積數桶瓦斯，準備在最後抓捕時刻引火自焚，慷慨成仁。鄭南榕在許多人的文字記錄中都非常鮮明突出，他抽很多煙，從大學時刻就是怪咖，因為拒絕修習三民主義因此沒有拿到台大畢業證書。他愛妻愛家，追求葉菊蘭的時候非常瘋狂，婚後生了一個女兒名為竹梅，也非常疼愛女兒，常常宣稱是跟別人的太太約會。

鄭南榕的死亡尖銳地擊中我。他的死亡如一場精心策劃的落櫻祭。因為他有渾然天成的神氣，他甘願拿他自己熠熠生光的靈魂獻祭。國民黨是一部殺人機器，他迎向前去，自燃成一股火焰在黑暗的歷史尾聲照亮道路。他燃燒自己血肉的時候必定是錐心的痛吧，我不斷想像著，其實也無法體會那肉體的痛，只感覺到心痛緩緩共鳴。他走了，餘下一世人面對還沒有獨立的台灣。

我記得自己一個人在宿舍電腦前看鄭南榕得意萬分的演講錄影片段。他用台語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他的手舉起來，說完後放下，自信地停頓著等待台下的掌聲。我也記得我讀了胡慧玲寫的紀念文，她說鄭南榕的女兒寫了一首詩。說鄭南榕是她的太陽，卻是她叫不回的太陽，太陽不見了，她覺得好冷好冷。我也記得我忍不住搜尋鄭南榕自焚照片，被焚燒焦黑的屍體，雙手仍然高舉。我當然也記得鄭南榕並不是唯一一個選擇自焚的烈士，還有在鄭南榕出殯當日奔向總統府，在拒馬前燃燒自己的詹益樺。詹益樺說，「鄭南榕是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其實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鄭竹梅與葉菊蘭本人。我是女人，我總是忍不住搜尋歷史裡輕描淡寫帶過的女人。竹梅有略微方正的下巴，像是照片裡鄭南榕的輪廓；葉菊蘭竟然一點政治氣息都沒有，戴著一條長絲巾，像是氣質優雅的鄰居阿姨。參加完學生主辦的紀念活動之後，她坐在我們之間，跟我們說故事。她說，鄭南榕自焚那天她還有去上班，她在很大的廣告公司上班，是很帥氣專業的女強人，穿著高高的跟鞋急匆匆趕去雜誌社現場。她記得自己跟鞋踩在階梯上的聲音，很快很急。我後來默默跟蹤葉菊蘭的政治生涯，看了很多影片。鄭南榕死後她有一次公開講話，「我很愛很愛鄭南榕，我也很尊敬他，因為他愛的不是一個小小的太太，一個小孩，而是全台灣，他愛的是全台灣這一千九百多萬的人民。他今天為了台灣獨立，為了言論自由，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不看自己的太太，不看自己的小孩！」她說話的時候聲嘶力竭，因為她的眼淚一邊流著，聲音被哽咽住了，但她很清楚自己要說什麼，必須要說，因此她用盡力氣說。

我常想如果葉菊蘭不是葉菊蘭，鄭南榕還會不會是鄭南榕？烈士死了成了歷史，烈士的妻子繼續活著寫歷史。她與鄭南榕，一生一死，她的生與鄭南榕的死，力量是一樣強悍的；鄭南榕的死有多壯烈，她的生就有多強韌。

其實為台灣而死的人很多，實在是太多了，而且沒有被記得就被遺忘。大學時代啟蒙以來我困惑不已，為何我們如此善於遺忘？勇於遺忘難道不正是助長不義？

遺忘與記憶是歷史學家的課題，但如何面對記憶卻是每個公民必須做出的選擇。二零一四年，我剛進博士班。二二八前幾天中央社報導一場座談會，會中講者指稱二二八事件沒有元兇，甚至，日本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臉友們轉貼這篇報導，驚恐不已。已經七十年了，這樣的言論還能夠蟄伏在人們認知的邊緣，以話術將事實一筆勾銷。彷彿大批移動來台的飛機與軍隊，都是憑空出現；被捉捕與處決的人們，也都是憑空消失。槍枝與刀械在台灣人身上留下的傷口與血跡被掩埋在人們的記憶裡，不敢說也不敢想。

全世界的獨裁政權似乎都覺得，如果屠殺只存在在記憶裡，就不算是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沒有指揮官需要對暗夜的號哭與恐懼負責。

隔了幾天，讀歷史的朋友 F 寫了一篇文章紀念陳澄波。陳澄波是傑出的畫家，來自殖民地的平凡學徒，靠著天份與勤力，一躍而上日本帝國的藝術舞台。他的畫筆下有澄澈的淡水海波，有林木蓊鬱的嘉義公園。家人在他筆下有樸拙勤實的古風，孩子穿著胖胖的棉襖，戴瓜皮小帽。年夜飯時人們聚集在餐桌邊，畫家的眼是全視角，將全家人都包納進去。但陳澄波也是國民黨軍隊槍口下的犧牲者。作為地方仕紳，又因少時遊歷能說流利的北京話，人們仰賴他。在二二八的混亂之中，他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與政府對話的責任，穿戴好整齊的西裝前往水上機場與軍隊談判。

他挺直背脊，直挺挺地走進去；他的背脊也直挺挺地躺著出來。

他躺在那裡，直挺挺地躺著，死不瞑目的僵直著。我在許多場合都一再看見陳澄波躺在木板上的遺容。實在不好看，委屈橫死的，如何能好看。但我也逼著我自己看，不只是他，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輕易跳過那一張張死前凝視鏡頭、死後七竅流血的照片。因為死亡的面目如此，獨裁政權的本質如此。這塊土地承載過這些鮮血。此政權後來所宣稱的現代化與經濟奇蹟裡，還有一群被迫沉默的幽魂在背景遊蕩。後面世世代代也都沉默著，任憑教育與媒體一層層覆蓋上權力者的觀點，為著下一代不要心懷恐懼。無知便可以不恐懼。

但無知不是無所畏懼，無知只是無知。擁有知識才可能擁有無懼的勇氣。在真理面前人才能自由。這麼多年後，我們可以面對死亡的來龍去脈。

F 說：「終於我們活在了一個可以自由談論陳澄波的時代，終於我們對於這些過往，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心懷恐懼。我們可以記得他們，記得陳澄波，還有那些平白消失在歷史的人們。所以我們要一直記得。」

歷史裡的死亡其實沒有很遙遠，歷史裡的死亡往往在當下。台灣幾乎處處都是田野現場，一伸手就能觸碰到時代巨輪。

出國前後，中學歷史課綱的修改議題還沒有如野火般一發不可收拾，只是溫溫地悶燒在學術工作者之間。我追蹤這個議題許久，閱讀會議側記，相關的報導與部落格文看了很多，每有新發展也都抓空與身邊朋友討論。

無庸置疑，歷史的形塑是權力的展演（The making of history is no doubt a political project）。歷史課綱的問題開始受到學者矚目，出身法國的高格孚教授來多倫多演講，開場白的第一句就這麼說。我坐在台下，心裡一驚。我是政治學的學生，我也看見了這歷史的書寫裡權力再赤裸不過。眼前浮起會議側記裡王曉波舌戰群雄的紀錄，又想起課綱比較表格中被粗暴改寫的移民觀點，清清楚楚，鬥爭就在跟前。

現時的鬥爭決定對過去的理解，爭的是過去，改變的卻是未來。歷史又遠又近。

不久後全台遍地烽火，高中生挺身而出接下反課綱大纛，正面迎擊教育部。從暮春到仲夏，我默默看著官僚閃爍其詞，避重就輕，對比學生簡單鮮明的訴求反差極大。可嘆年輕的時候，呼喊都是沒有回音的，奮力出擊徒遭反噬傷身。即使扛著再清晰不過的旗幟不斷吶喊，不斷捶打——權力者的身形卻穩如金湯。他揮一揮衣袖，年輕的生命墜落，他還是繼續揮一揮衣袖。

參與運動學生的自殺訊息傳來時，我正在比利時旅行。這頭是涼爽優美的布魯日，那頭卻是炎熱悲傷的台北。布魯日的美如夢似幻，據說是歐洲最適合度蜜月的浪漫城市之一。可我所經驗的那一天夏日是傷心欲絕的顏色。坐在民宿的大木桌邊，我看了學生與教育部官員會面的直播，心情低落。媒體鏡頭追著年輕的運動者跑，他們一出門就蹲坐在牆邊抱頭痛哭起來，我不忍看，感覺心裡有什麼埋藏得很好的傷痕也隱隱抽痛，拉著我也紅了眼眶。在運動裡，迷惘與挫敗都沒有盡頭，放眼望去只見得冷冷的世界萬頭鑽動。

為何體驗到權力邊界存在時，總是伴隨著巨量的淚水？國家是建立在死亡與暴力之上的，我逐漸理解。

博士班以來我每年都教同一門政治學導論。春季的授課教授品味很奇特，傳統的政治科學主題不太談，反而長篇大論地討論種族滅絕、猶太人大屠殺、優生學與絕育。偏鋒奇招的路數讓助教們很頭痛，這些題目很難讓十八九歲的大一新生起共鳴，討論課上大眼瞪小眼。我本來不明白老師究竟要透過這樣的討論帶我們去哪裡，有一天備課時卻突然恍然大悟：政治學是關於權力的學問，權力的本質正是暴力。與其歌頌讚揚國家的光輝，不如深入挖掘那光芒的核心。國家的過去掩蓋了許多死亡，必須要直視那死亡的形狀與樣貌，才能理解政治輪廓的來龍去脈。

這幾年來，我緩慢但有系統地閱讀學院對國家與社會的討論。國家是什麼？國家是壟斷正當武力使用的實體，韋伯說。在特定領土與人口裡，只有國家可以宣稱自己使用的武力是正當的，而且也只有國家擁有最強大的武力可以將其宣稱付諸實行。

說得更直白一點，國家就是勒索保護費的流氓，提供武力保護以交換稅收，這是提利（Charles Tilly）的一針見血。所謂戰爭創造國家正是如此：當權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使土地上的人民甘心交出收入，必須以武力擊退內外威脅建立保護傘。隨著軍隊編制擴大，需要更多收入，現代治理制度逐漸成形以管理稅收與處置紛爭。頻繁的對外戰爭則加速、深化了這個過程，現代國家遂成型。

當然，戰爭的功能不只於此。戰爭是動員民族情感，劃下國家邊界的最好時刻。暴力清楚地分割出一條線，我們在線裡，他們在線外。線裡的是自己人，保護的是我的國家。

剛到加拿大，十一月初，發現許多同學的外套上都配戴紅色罌粟花，地鐵站裡有穿著制服的退伍軍人捧著盒子販售。罌粟花是戰亡將士紀念日的象徵，一開始只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殉亡士兵，後來衍伸到所有殉國服役者。加拿大始終沒有完全獨立離開大英國協，她的國家認同是循序漸進發展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她在國際上以獨立姿態展露頭角的重要經歷。

罌粟花的象徵來自於加拿大籍隨軍醫師 John McCrae 的詩作《在法蘭德斯戰場》：

罌粟花迎風在法蘭德斯戰場

綻放在十字架間，一排排一行行

標示我們死去的位置

天上雲雀仍在勇敢地歌唱，飛翔

人們充耳未聞，槍砲驟響

我們是死者，但在數天前

我們還活著，感受晨曙與夕陽

我們愛著也被愛著，但我們現在躺下了

在法蘭德斯戰場

輪到你們接手與敵人的戰鬥

從我們失敗的雙手中接過

火炬是你的了，高舉它

若辜負我們死去的信仰

我們將難以安息，即使罌粟花仍然生長

在法蘭德斯戰場

或許是因為是他國的死亡，或許因為其他原因，我對深秋四處飛揚的紅色罌粟花隱隱不安。我默默地想，為何國家認同總是建立在浪漫化的死亡上？不只有人得死，還必須有人再製那死亡。罌粟花飛揚在砲聲隆隆的壕溝間是多麽搶眼的對比畫面，然而戰士缺手斷腿的血腥死亡，卻在詩作裡巧妙地缺席。

為國家而死，是事實還是詮釋？是當權者的，還是人民的詮釋？

我逐漸捉摸清楚少時聽聞陳文成、鄭南榕之死的震動。沿著政治權力的浩浩川流，人的死亡被一分為二：逆者亡，順者昌。有利於當權者的死亡被吸納成國家的論述，殉戰者成烈士，史書記載英名，孩童在學校裡傳唱；而反抗政治權力的死亡，則被歷史遺忘，生存遺跡由國家的手塗乾抹淨。

死亡本身是事實，死亡的意義卻需要理解與詮釋。令我震動的死亡往往是反抗當權者的死亡。那樣的螳臂擋車的死亡，為著追求超乎個人與現實之外的理想。即使以後世的眼光看來是不切實際的嚮往，是缺乏基礎的執著，但不可錯認的是：死者眼裡看見了其他人看不見的遠方。並且坦然以生命做賭注前往。死亡原來是因為超越死亡的能量才有感動人心的力量。

他們死了，只是死了。但我若記得他的死亡，承擔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便有生命。

說來慚愧，我一直要到大學畢業之後才去了綠島。帶著兩個台美混血兒朋友去的，一行四人在船上吐得亂七八糟。走在小島上很熱，我們參觀監獄，吃海鮮，掛上泳鏡浮潛，兩個美國人興沖沖地試騎摩托車。我站在礁石磊磊的太平洋邊，藍色的海一望無際。迎面而來的海風黏黏鹹鹹，我的海島魂瞬間覺醒。

啊，我是海島的孩子無誤。

然而這溫暖豐富的熱帶島嶼景色，實在看不出來曾經承載了怎樣悲傷無望的暗夜。這海浪不知道吞吐了多少冤魂，有多少無名的冤魂曾經吞吐過我此時平靜呼息的空氣。

那段時間我非常排斥愛台灣這件事——我覺得我是真愛她，但我真是不得不愛這塊土地。我討厭那不得不。知道那些故事，碰觸過那些死亡與暴力，我不得不愛，不得不也拿出自己的心給她。畢業之後我做著一份貢獻於台灣的工作，但很不快樂。我常想，如果我不是出生在台灣，我應該可以更加理直氣壯、心無旁騖地選擇與追求個人的成功與快樂。但我終究是個台灣人，這塊土地生我育我，我沒辦法不憐惜她過去受的傷，沒辦法不欽佩她的掙扎與奮鬥，也沒辦法輕易地別過頭去，拒絕加入她對民主自由的百年追求。我必須愛她。

但是，如果有選擇，妳願意做台灣人嗎？我始終無法給自己一個問心無愧的答案。

二十歲下半局，在沒有盡頭的異國流浪之中，我很久不再追問這個問題。但從那漫長的沉默甦醒過來，我卻好像有了答案。

承擔肯認這塊土地上的死亡與暴力，是建立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年輕的時候，初識國家之惡總是恐懼，感覺自己孤身一人面對龐大的、死亡的陰影，它緊追在我背後。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學會：轉過身來，陽光就跟著眼光照進黑暗裡。

若我傾聽瘖啞者，以我的聲音訴說她的故事；若我為盲者見證，我們的凝視就能看見更遠的烏托邦。我是一個人，但是若我懷抱著前人的死亡與苦痛，我便不只是一個人。在這世界上，人不是獨立於歷史社會之外的存有，而是因為有了他人的給予與受付才有了生命的趣味。好好做人，做一個快樂的人，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也就是做個對過去有愛、對未來有希望的人。

過去與未來，愛與希望，都有根，環繞著我心有所向的台灣。

我選擇做堂堂正正的台灣人。如同小王子選擇了他的玫瑰一般，我也選擇了台灣。因為台灣是我從年少時就傾心相愛的，是我用身體與行動保護起來的。因為我以眼淚澆灌她，看顧她，因為我除滅她身上的毛蟲。我願意飛過高山海洋為她投下一票，帶她往公平正義的方向前進。我傾聽她的抱怨和自吹自擂，有時候也聽著她的沉默。她是獨一無二的——曾有人為她而死，我們願為她而死。而也不為什麼，只因為她是我們的玫瑰。^[1]

漢納鄂蘭說，「對於人類而言，思考過去的事物物意味著向深層境界移動，意味著扎根，讓自己穩定下來，使他們不至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事物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神、大歷史，或者就只是單純的誘惑。」

經歷過暴力與死亡，我們的愛才有了絕對的方向。這塊土地必須更好。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做一個愛台灣的年輕人，註定要經歷眼淚與死亡了。因為黑暗裡光明是最明顯的，而愛在仇恨與壓迫裡才更加清晰。走過死亡的蔭谷，我們倚賴著彼此與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成為堅強而溫柔的人，成為無所畏懼的台灣人。

這島的死亡歷歷，在那之上青春與愛茂盛生長。這塊土地必須更好，我願以青春護航。

台北女生

《臺北女生》立體書封，二魚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