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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為人及其學問

陳寅恪說：「『七賢』之中應推嵇康為第一人」(＜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可見嵇康在「竹林七賢」中地位崇高。

嵇康是曹魏女婿，父、兄皆涉官場，他對曹魏有好感，受儒學薰陶，可想而知。唯其天性愛好自然，厭惡政治，崇尚老莊，「性烈而才雋」(孫登語)，他卒之避世隱居，打鐵過活，其思想夾雜儒道，充滿著張力，竊以為和他的出身背景、性格不無關係。

嵇康最後被司馬昭處死，死因有二。一是「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幽憤詩＞)，忍不住口批評司馬氏專權令「天下無道」。二是他未有理會鍾會的《四本論》。

根據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四本論》表面談哲學，實際則涉及嚴肅的政治「站隊」。曹操出身寒門，魏武三詔令有「重才不重德」，支持「才性異」、「才性離」因此等於支持曹魏政權。司馬氏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儒家講究才德兼備，支持「才性同」、「才性合」因此等於認同司馬氏政權。嵇康對《四本論》乃至鍾會本人不理會，變相是一種表態，不願服膺司馬氏。加上他有太學生三千人支持，司馬昭為免後患，自然要殺之而後快。

嵇康音樂造詣頗高，「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晉書・嵇康傳》) 他又撰＜聲無哀樂論＞，倡音聲之自然本性不受人之情感所支配，「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牟宗三說：「主無哀樂者，嵇康之獨唱。此亦中國音樂思想中之特出者也。」(《才性與玄理》)

史學方面，他撰＜管蔡論＞，為管叔、蔡叔翻案，論證管、蔡二人皆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及優秀的治國才幹，只是一時無法理解周公居攝之用意，護主心切，以致行差踏錯。

哲學方面，他吸收老莊的養分 (如自然氣化論、全身保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養生理論，即＜養生論＞及＜答難養生論＞。針對自然情欲，他談「意足」；針對知性，他談把握養生之理，限制其過份外馳。配合「呼吸吐納，善擇住處，服食養身」，即可進入延年益壽的至人境界。

有見於漢末士人過份重視坊間輿論，他在＜釋私論＞提出嶄新的公私觀。大眾認為合乎道德規範的行為不一定出於正直無私之心，大眾認為有歪倫常的行為未必出於私心。公私以當事人有無隱瞞、掩飾情感、欲望、看法、感受而定，「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

另外，漢末士人對傳統名教過份遵循、奉若教條，嵇康本乎老子歷史文化退步論的立場，予以駁斥，他說：

「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容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難自然好學論＞)

不過，他真正反對的，似乎是西漢董仲舒以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把六經納入選仕制度後所造成的功利風氣，見以下一條：

「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途則通，乖其路則滯；游心極視，不睹其外；終年馳聘，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擿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同上）

對於儒家義理 (特別是荀子一系) 及共識，他始終未有全盤否定：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而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同上)

完全同於荀子，其「性」為材質之性。

「但君子用心，所欲准 (準) 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

心有善有惡，著重心的認知、思慮、主宰功能。

「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管蔡論＞)

始終把周公稱作聖人，周公踐政乃聖人的權變。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對孔子心存尊敬。

正因為他始終未有全盤放棄儒家，＜家誡＞的循循善誘就來得合情合理，把兒子託付給入世的山濤也非不能預料。更重要是，他禍從口出，亦可被解釋了。

山濤和嵇康在志向上有根本的不同，山濤是要入朝做官的，向秀和山濤是一夥。向秀後來索性自我否定，「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晉書・向秀傳》)，此相信非嵇康所能許可。

嵇康撰＜與山巨源絕交書＞和山濤絕交，標誌著「七賢」內部的分裂。自此，嵇康、阮籍一派，山濤、向秀一派。

嵇康說：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與山巨源絕交書＞)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幽憤詩＞)

這和陶淵明所嚮往的理想人生是相呼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