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楚七國之亂」考

有漢一代，甚少內亂發生，唯一一次，乃「吳楚七國之亂」。

「吳楚七國之亂」發生於西漢景帝三年 (公元前 154 年)。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劉姓宗室諸侯 (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淄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趙王劉遂)，因不滿朝廷削藩，起兵反抗，終為竇嬰、周亞夫鎮壓。

關於是次亂事的細節，見於司馬遷《史記》及班固《漢書》中。今嘗試予以細讀，重新審查這件西漢初年的大事。

關於吳王劉濞的出身，他是漢高祖劉邦之侄，劉邦兄長劉喜 (字仲) 之長子。

劉喜曾被立為代王，匈奴攻代國，喜不能堅守，遂棄國走洛陽，輾轉歸長安。高祖念及骨肉親情，不忍動用刑法，遂廢為郃陽侯。

代國位處什麼地方？位處今天的山西省。代、雁門、雲中、太原四郡，合為代國。這是抗擊匈奴的前線！

匈奴侵擾有多恐怖，看趙武靈王汲汲於胡服騎射，便可知一二。即使是滅六國的秦始皇，面對匈奴，也只能採守勢，把燕、趙、秦三國舊有長城連上，加以抵擋而止。匈奴難抗，是因為其有騎兵，機動性強，此乃農耕民族的軍隊 (步兵) 不能輕易應付。

白登之圍，白登山正是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足證山西為當時抗匈奴之前沿。劉邦被圍困後，從此採用劉敬的建議，改行和親政策。西漢的退後一步，恰好反映匈奴之強大。

在這個脈絡下，劉喜不能固守而出逃，實屬情有可原。天子不忍致法，可見劉邦待宗室子弟親厚。

合陽位於陝西省渭南市。

劉濞的父親得到漢高祖劉邦庇蔭，劉濞本人的發跡，亦和高祖有關。

英布，又名黥布，先歸附項梁，項梁在定陶戰死，英布歸項羽指揮，項羽封他為九江王。

九江即九江郡，秦滅楚後，以楚地置郡，即九江郡。轄境包括今安徽省、江蘇省的長江北岸和江西全省。九江郡後改為淮南國，英布則為淮南王，此時西漢已經建立。

英布起兵作反 (受朝廷接連消滅異姓王影響，內心不安)，劉邦親自率兵征討。劉濞以二十歲之資，騎兵將領的身分，隨叔父破英布有功，自此一鳴驚人，為高祖所賞識。

是時，荊王劉賈被英布殺害，沒有後人。高祖憂慮吳地、會稽輕悍，於是立濞為吳王，管理三郡五十三城。

「上患吳、會稽輕悍」，「吳」位於今江蘇蘇州，為春秋時吳越故地，亦曾為韓信楚國、劉賈荊國領地。至於「會稽」，相當於今江蘇長江以南、安徽東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二地皆距離關中甚遠，而且不受中原文化薰陶，甚至與中原政權為敵，無怪乎「輕悍」。

英布的九江郡，屬長江以北，吳、會稽屬長江以南。前者是楚國後人項羽集團的殘餘，雖被平定，其一旦與江南諸勢力合流，未嘗不對中央構成威脅。

高祖過往一直用荊王劉賈監視江南、江北動靜，關於荊王劉賈，見《史記．荊燕世家》：

《漢書．荊燕吳傳》：

相比之下，劉濞明顯疏了一層，亦未與高祖一同打江山。

《史》《漢》一段描述值得細味，「『若狀有反相。』心獨悔」，高祖當然未必懂得看相，但他隱約覺得劉濞有不妥，有「進取」(即謀反) 之心，是清楚的。奈何高祖天性仁厚，不願馬上改易，希望給予劉濞機會，遂約定「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我們可以說，「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某程度上是高祖過於仁厚種下禍根。)

劉濞有條件和中央政權抗衡，跟吳地能鑄錢煮鹽有密切關係。

豫章郡原本屬於英布，英布謀反失敗，輾轉為劉濞所有。

利用銅山私自鑄錢，在西漢初年不是一件新鮮事：

《漢書．鄧通傳》：

鄧通是漢文帝寵臣，原為船夫，獲文帝賜蜀郡銅礦山一座，准許他私人鑄造銅錢，從此，鄧通錢流通天下，鄧通亦富甲一方。

有了鄧通這個先例，劉濞也積極鑄錢致富。據《漢書》記載，孝文五年，一度「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這時鑄錢該是合法，偏偏《史記．吳王濞列傳》、

《漢書．荊燕吳傳》俱寫「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用一「盜」字，換言之，劉濞命人鑄錢，應在孝文五年以前事。作為地方同姓諸侯王，竟公然違反中央朝廷下達的禁令，中央此時已然控制不到江淮地區。

不只「盜鑄錢」，還要「煮海水為鹽」，劉濞大量開發鹽業，鹽場分散在江淮東部沿海地區。為把東部沿海各鹽場的鹽運送到揚州，再轉售至全國各地，他借鑑吳王夫差的做法，於漢文帝元年 (公元前 179 年)，開鑿上官運鹽河，西起茱萸灣 (今揚州市灣頭鎮)、東經過海陵倉 (今泰州市海陵區) 至如皋蟠溪（今南通市如皋東陳家灣）。自此，劉濞透過食鹽賺取巨大利益。

《史記》、《漢書》皆以「富埒天子」作為劉濞「叛逆」的主因，此和西周「三監之亂」不同，後者結合殷商殘餘勢力，亦有軍隊。

劉濞汲汲於增強經濟實力，但還未至於造反。他真正有謀反之意，始於兒子劉賢被殺。

「吳太子」即劉賢，字徳明。他入宮朝見，侍奉皇太子劉啟 (即後來的漢景帝) 喝酒、下六博。

史載「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致使劉賢在棋桌上為爭勝而不恭，與劉啟發生爭執，劉啟怒不可遏，拿起棋盤砸向劉賢頭顱，把劉賢當場殺死。然而，劉啟為人急躁，漢、楚之間存有鮮明的裂痕，這些都不能被忽略。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暗示在吳王劉濞監控下，項羽系統的殘餘已和吳、會稽等地的勢力合流，互相滲透。這對漢室是大威脅！

因是大威脅，故要分你我，文帝命人將劉賢的屍體送回吳國埋葬，此舉等於不把吳王劉濞當成自己人，而視之為楚人的同黨。

吳王劉濞豈是省油的燈？他怨恨說：「天下都是劉家的，死在長安就葬在長安，何必來吳國埋葬！」其實是批評文帝暗中把吳國劃了出去，疑心他圖謀不軌。

把屍體送回長安埋葬，是對文帝做法不認同的一種表態，經此表態，吳王劉濞和文帝關係不佳，可以想見，故「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

劉賢被殺後，吳王劉濞和中央朝廷的關係變得緊張，經常稱病不朝：

京師長安的人都知道，吳王劉濞不肯入朝，是因為兒子之死。兒子之死是表像，文帝對他猜疑是實質。吳王、文帝之間存有矛盾，早已人所共知，不是什麼秘密。

事實上，劉濞亦的確沒病。文帝得知，以後每逢吳王使者進京，例必拘禁詰問治罪。文帝收緊、處處防範的結果，是令問題更加惡化，劉濞於是加緊策劃謀反。

慶幸文帝為人寬厚，而且有管治智慧，有一次，吳王使者提及「察見淵中魚，不祥」，指吳王稱病，不過是害怕皇帝殺他，出於無奈。文帝會意，馬上赦免吳國使者，讓他們回去，並賜吳王幾、杖，表示認為他老了，可以不入京朝見。文帝退後一步，釋出善意，無疑令矛盾緩和，此乃景帝之急迫所不及。

吳王劉濞果真決心謀反？從「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他不想謀反啊！日後謀反乃是迫不得已。

有謂使者對文帝一番告白，旨在為吳王劉濞換取時間準備謀反。這可以是一個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

(1) 因有銅、鹽的收益，吳王無需老百姓繳交賦稅；

(2) 士兵服役獲發公平的代役金；

(3) 每年定期慰問有才能的人，給平民賞賜；

(4) 對其他郡國法吏要追捕的逃犯，吳王就收容而不交出他們。

這是以民為本的仁政、德治！

正因為吳國太富庶了，吳王劉濞太有德行，管治得封地太好了，他就成為不折不扣的「反賊」，這是中國歷史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悲哀！

文帝死，景帝立，景帝即是昔日的太子劉啟。

景帝重用晁錯，晁錯是何許人？見《史記．晁錯傳》：

《漢書．晁錯傳》：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 (即袁盎) 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概言之，晁錯

(a) 出身潁川，潁川盛產學者，日後東漢黨錮之禍，李膺、杜密、荀翌皆出潁川；

(b) 以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說為學；

(c) 為人嚴峻剛直；

(d) 保存伏生尚書；

(e) 與劉啟 (當時仍為太子) 關係密切，為劉啟「智囊」；

(f) 力主削藩，文帝不聽，劉啟卻讚賞其計策；

(g) 袁盎等不喜歡他。

《史記．袁盎傳》：

曾參是孔子門生，許由讓天下出自《莊子》，換言之，袁盎學宗儒、道。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是儒家的表現，飲酒避禍是道家的應用，這更見袁盎的學問路數。

袁盎不喜晁錯，反映晁錯沒有絲毫儒家、道家的因時制宜、靈活變通。此在文帝時不致出大過失，因文帝本身仁厚。到了景帝，因一直以晁錯為「智囊」，推心置腹，遂鑄成大錯。

晁錯另一缺點，是對傳統、宗教不尊重。

晁錯任內史，內史官府剛好在太上廟側，大門東向，出入不方便，晁錯於是鑿開太上廟圍牆，開一門向南而出。丞相申屠嘉大為震怒，入奏指控晁錯鑿開太上廟圍牆為門，請把晁錯押下廷尉問斬。晁錯卻搶先一步，向景帝辯解，結果景帝回應申屠嘉：「這不是太上廟的牆，而是內史府的牆，並不犯法。」申屠嘉不久吐血死，晁錯則日益顯貴。

整件事，晁錯最大的問題是，不尊重宗教，為所欲為。偏偏儒家講究有禮有節，對傳統、宗教予以尊重，竊以為此正是「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的根本原因。

晁錯的靠山是漢景帝，他好幾次找機會見景帝議事，景帝都言聽計從，信任超過滿朝大臣，「法令多所更定」。景帝失於急躁，遇上偏執於削藩的晁錯，火上加油，終迫使吳王劉濞等反叛。

且說晁錯屢言削藩，文帝不聽，吳王劉濞才得以發展經濟。至景帝，重用晁錯，一反文帝以往的姑息做法，劉姓諸侯王遂人人自危。

值得注意是晁錯的說辭。

「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如上文分析，不純粹是吳太子的錯，劉啟的暴躁也有責任。還有，文帝不在長安為劉賢下葬在先，劉濞擔心自己被文帝猜疑謀反在後。彼焉能掩現今在位的，以及過去在位的過失，一口咬定吳王「於古法當誅」？這既是奉迎主上，也是不近人情。

至於「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文帝賞賜是以退為進，是懷柔，不存什麼「不忍」、「德至厚」的問題。況且，為人主欲息紛爭，理當如此做的。

「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原來致力發展當地經濟，都算「益驕恣」，這是什麼道理！「即山鑄錢，煮海為鹽」是令封地內老百姓富起來，收納天下亡人也有可能是出於仁心同情，彼實不能一口咬定「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就是「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收納天下亡人就是「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

一味站到皇帝的立場講說話，對地方諸侯全無同情共感，晁錯可謂「強硬派」。「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總之都是削，吳王不起兵才是怪事。

《史記．晁錯傳》：

《漢書．晁錯傳》：

竇嬰對削藩是堅決反對。他是漢文帝皇后竇氏堂兄之子，乃一外戚，有條件對晁錯及景帝說不。由此也見外戚在西漢初年是有積極正面的貢獻。

「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可見削藩令地方諸侯王嘩然。

反應之大，連晁錯父親都深感憂慮，據其父所言，晁錯主削藩，壞在「別疏人骨肉」，雖然晁錯堅持「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但這樣做，無疑令晁氏變成眾矢之的，「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父親卒之以「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服藥自殺，眾叛親離其實是一個警號，晁錯做得不對了，可惜他一往無前，未有看在心上。

景帝前元三年 (公元前 154 年)，楚王劉戊率先被整，削東海郡。未幾趙王犯罪，被削常山、河間二郡。膠西王劉卬有賣爵舞弊行為，被削六個縣。至於吳王劉濞，被削豫章、會稽二郡，此等於斷其財路，令其無法自立。劉濞於是聯合其他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由起事。

吳王劉濞起兵，首聯膠西王劉卬，以「膠西王勇，好兵」故。

劉卬是西漢齊悼惠王劉肥之子。他要起來和吳王一同造反，群臣都不贊成，奈何他一意孤行。

膠西國的治所在高密縣 (今山東省高密市西南)，轄境為今山東省膠河以西，高密市以北地區。

膠東國都城為即墨 (今山東省平度市東)。

濟南國治東平陵縣 (今山東省章丘市龍山北)。

濟北國在今山東、河北兩省。

菑川國的封地也在山東境內。

加上吳、會稽等江淮地區。

這些地方，大多屬於楚人故地 (即當年項羽的根據地)，要不就是六國遺民的封國所在，全非劉邦的勢力範圍。「吳楚七國之亂」雖發生在西漢，由劉氏宗室觸發，卻有秦漢之際的因素夾雜其中，非純粹是削藩、反削藩之鬥爭。

「吳楚七國叛亂」的綱要，盡在「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

《辭海》解函谷關：「因在谷中，深險如函而得名。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稱天險。」此關既可守住關中門戶，亦便於出兵東進。若奪得函谷關，長安中央朝廷便岌岌可危。

敖倉是政府設置的糧倉，位於滎陽縣城西北。「守滎陽敖倉之粟」等於截斷官軍的糧食供應，化為己用。

在地理位置及糧草上取得優勢，大事可成，這是吳王劉濞的盤算。屆時天下分為兩半，劉濞治一半，劉卬治一半。膠西王於是同意起兵。

吳王劉濞甫起兵，事情並不順利。

齊王本來答應起兵，不久後悔，服毒自殺，違背盟約。

濟北王被郎中令劫持控制，不能發兵。

真正出兵者，唯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王。

其中，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四王一起率兵圍攻臨菑。

趙王則暗中派使者勾結匈奴，商議聯合作戰的事。

值得留意是「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我年紀六十二歲，親自統率軍隊。小兒子年齡十四歲，也身先士卒。所以凡是年長和我相同的，年輕和我的小兒子相同的人，都要出征)，這等於是全吳國之總動員。

吳王傾全力起兵，一旦失敗，隨時身死國滅。由此亦反映其實力有限，無必勝把握。

全篇「發使遺諸侯書」，有幾個地方很重要：

I.

「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我國雖然狹小，土地也是方圓三千里；人口雖然少，精銳的士兵也能準備五十萬人。)

「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彊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我國雖然貧窮，我節省衣食的費用，積蓄金錢，修治兵器甲胄，積聚糧食，夜以繼日的努力，有三十多年了。都是為的今天，希望諸王努力利用這些條件……我的金錢天下到處都有，不一定到吳國來取，諸王日夜使用也不能用光。有應賞賜的人告訴我，我將前往送給他。恭敬地奉告諸王。)

II.

「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本人一向侍奉南越三十多年，他們的君主都不拒絕徵召分派士兵跟隨我進兵，又可以得到三十多萬人。)

III.

「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越正和長沙接壤，他們可追隨長沙王的兒子平定長沙以北，然後迅速向西進攻蜀漢。派人告訴東越王、楚王、淮南王三個侯王，和我一起向西進攻；齊地諸王和趙王平定河間、河內後，有的進入臨津關，有的和我在洛陽會和；燕王、趙王本來與匈奴王有盟約，燕王在北方平定代郡、雲中郡，然後統領匈奴軍隊進入蕭關，直取長安，糾正天子的錯誤，來安定高祖廟。)

IV.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楚元王的兒子、淮南的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各自心有所專注已經十多年了，怨恨深入骨髓，想要有所行動已很久了，只是我不得知諸王的心意，不敢聽命。)

關於 I，五十萬精兵是誇大，實情是全封國總動員，只有「二十餘萬人」。至於「積金錢，彊兵革，聚穀食」以預備今日起兵，須注意這是慫恿諸侯王起兵的信，難道直言自己沒準備嗎？吳國有最多的錢，此乃事實。除此之外，吳國不見得有優勢。若穀食充足，就不用看準敖倉。若兵多而強，就不用勾結「外國勢力」如南越、東越及匈奴。

關於 II，這是雙刃劍。南越君主可以答應幫助你，也可以隨時因利益而抽身離開，甚至倒戈相向。意大利統一運動進行期間，皮德蒙首相加富爾初聯法國取倫巴底，及至獲倫巴底後，加富爾想法國繼續支持，法國卻因保存自身利益，改與奧地利合作，這就是典型的雙刃劍了。吳王劉濞以為南越可靠，未免天真。

III 是預定的進攻路線。

吳王、東越王、楚王、淮南王 – 沿湖南長沙以北，向西進攻蜀、漢中。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 – 取河間 (今河北)、河內 (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東西部)，或入臨晉關 (即蒲津關，今陝西省大荔縣東)，或與西線兵馬會師雒陽。

燕王 – 取代 (今河北蔚縣一帶)、雲中 (今內蒙古自治區境) 二郡，統領匈奴軍隊入蕭關 (又稱隴山關，關中四塞之一，今寧夏固原東南部)，直取長安。

IV 欲慫恿楚元王的兒子、淮南三王 (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響應，更見吳王實力的不足。

姑勿論如何，漢景帝派遣太尉條侯周亞夫 (周勃的兒子) 率兵討伐，欒布、竇嬰等亦各自奉命平亂。

吳王劉濞起兵，先天不足，見：

袁盎曾在吳國當過國相，熟知吳國虛實，從他說：「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吳國顯然只有銅礦煮鹽之利，軍事方面將士皆由無賴子弟、亡命姦人組成，戰鬥力可以推知。

《史記．袁盎傳》：

《漢書．袁盎傳》：

據此兩條，可見袁盎與晁錯有仇怨，晁錯多次想致袁盎於死地。

袁盎為求自保，不得不對晁錯予以反擊，故當景帝問如何收拾局面，他毫不猶豫主張殺晁錯。

關於晁錯被殺細節，一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一說「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有謂此乃《史》《漢》二書所記有別，但翻查《史記．吳王濞列傳》，已見「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兩說實為《史記》內部所記之矛盾不一處，非《史》《漢》所記有不同。

晁錯既死，吳楚果真息干戈？

從劉濞「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他根本無意因晁錯被殺而卻步。反正騎虎難下，不如一搏到底，否則全家性命難保。亂事遂仍然繼續。

「吳楚七國之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有下列四個。

i. 吳楚陣營得不到滎陽與劇孟

敖倉位於滎陽，是官軍主要糧倉。儘管劉濞曾言「守滎陽敖倉之粟」，

無法取得滎陽，官軍糧食充足，對吳楚陣營自然不利。

《史記．游俠列傳》：

劇孟是游俠，樂於助人而不願人所知。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周亞夫得劇孟而劉濞不得，為吳楚陣營又一不利。

ii. 吳楚陣營不信任臣下及年青將領

吳王劉濞年老，太子劉駒用事，竟對臣下猜疑，不予信任，表表者為田祿伯。

田祿伯想有所作為，建議親率五萬人，配合主力軍，沿著江淮而上，攻取淮南國、長沙國，直入武關，分進合擊，和吳王兵會關中，以出奇制勝。劉駒卻以授權臣下，分兵而去，前景不測為理由，加以反對。一個不能讓臣下有作為的政權，焉能成功取得天下？

又吳國多老將，每對年輕有才智的少年將領施以制肘，桓將軍便是一例。

細看桓將軍之計，「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可謂一勞永逸，直截了當，何錯之有？老將權重，吳王劉濞不能拔擢年輕人才，是吳楚陣營之死症。

iii. 周亞夫接納鄧都尉建議，作壁上觀，保存實力，並斷吳糧道

和劉駒不同，周亞夫完全採納父親周勃老部下鄧都尉的建議，先在昌邑行堅壁清野，讓吳楚與梁國交鋒，消耗吳楚兵鋒，再暗地裡出「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軍力大減，復添以糧食不繼，破吳楚便非難事。

打仗從來不講究人多，武器充足，還在於糧草補給得以持續，鄧都尉看準了這一點，給予吳楚陣營致命打擊，而周亞夫的言聽計從，則成就了鄧都尉落實奇計。

iv. 東越、閩越拒絕支持吳楚陣營

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 (即東越) 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史記．東越列傳》)

簡言之，吳王邀請閩越出兵，閩越不肯採取行動。東越跟隨吳王造反，未幾接受漢朝重金收買，倒戈相向，在丹徒殺死吳王劉濞。

景帝三年二月中旬，吳王兵馬開始潰敗，景帝態度轉趨強硬。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將軍們要勉勵士大夫們攻擊叛敵)」、「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 (攻擊叛敵時，深入敵軍多殺敵人才是有功，捕捉到的官員要在俸祿是比三百石以上者都殺死，不要釋放)」、「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膽敢有議論詔書和不按詔書去做的，都要處斬)」，這是極其殘酷、趕盡殺絕的做法，誰說景帝為一賢君，與文帝同？

起初，吳王渡過淮河，與楚王向西進軍，在棘壁打敗漢軍，乘勝向前，銳氣極盛。梁孝王 (劉武) 派六個將軍攻打吳王，兩個將軍被打敗，士卒都逃回梁國。

梁王多次派使者向周亞夫求救，周亞夫都不答允。梁王改派使者在景帝面前講周亞夫壞話，景帝派人讓周亞夫救援梁國，周亞夫始終不肯出兵 (此見周亞夫始終恪守鄧都尉的建議)。

梁王後來用韓安國、張羽做將軍，才稍微打敗吳軍。

吳軍欲西進，梁國據城堅守，吳軍不敢到西邊去，就跑到周亞夫駐軍的地方，周亞夫堅守營壘，不肯交戰。吳糧斷絕，士兵飢餓，多次挑戰無結果，竟冒險夜襲周亞夫軍營，結果大敗收場，士兵或餓死，或叛逃潰散。

吳王劉濞和部下幾千人連夜渡江逃丹陽，得到東越的保護。可惜東越未幾受漢朝賄賂，派人刺殺吳王，劉駒逃入閩越。吳王一死，軍隊陸續投降。楚王劉戊兵敗自殺。

有一周丘，下邳人，酤酒無行，亡命吳國，為吳王賓客。吳王劉濞鄙視他，沒封他為將、侯、校尉、司馬等。周丘進謁吳王，求吳王給他一節符，旋即趁夜馳入下邳，斬殺縣令，傳告縣中豪吏，說吳國大軍將至，先附者有功。於是勸降當地豪吏，一夜之間得三萬人。隨即率兵北略城邑，攻至城陽國已擁兵十餘萬。大敗城陽中尉軍。惟聽說吳軍大敗，周丘率兵回到下邳，沒有到達便病死了。

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 (韓頽當)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晁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茍以錯不善，何不以聞？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於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史記．吳王濞列傳》)

膠西、膠東、菑川三王圍攻臨菑，三個月不能攻下。漢軍殺到，三王各自率領軍隊回去。

膠西王劉卬初欲辯解自己出兵純粹為了「誅晁錯，清君側」，及至韓頽當說：「王茍以錯不善，何不以聞？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大王如果認為晁錯不好，為什麼不報告天子？沒有得到皇帝的詔書虎符，擅自發兵攻打遵守王法的正義侯國。由此看來，你們的本意並非要殺晁錯啊)」，劉卬才自行了斷。

膠東、菑川、濟南王亦先後死去，封國被廢除，收歸漢朝。趙王亦自殺。

「吳楚七國之亂」始於景帝三年正月，三月結束。

「吳楚七國之亂」雖然是一場亂事，但更多是中央一再強硬，迫得地方走投無路，不得不反。

誠然，中央與地方距離遠，加上江淮地區乃楚人故地，山東本來為項羽勢力範圍，至於吳、會稽，向來不受中原文化幅射，一向輕悍，皇帝對控制這些地方的諸侯王起疑心，勢所難免。

可是，從地方的角度，吳王劉濞管治封地，大興鑄錢煮鹽之利，封地老百姓受惠，不用繳稅，更獲賞賜。士兵服役獲發代役金。逃犯被追捕，獲收容居留。這未嘗不是一種善政、德治。

再看起兵時劉濞的做法及說辭，總動員全國兵馬尚且不足，要聯膠西、膠東諸王，不止於此，外結閩越、東越、匈奴助戰，「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彊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這怎會是處心積慮謀反？他又是否有此能力？

袁盎說得好，「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一個做過吳國國相，熟知吳國虛實的人，所言必非虛，由此可知晁錯謂劉濞「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是誣陷，景帝「吳王濞背德反義」也只是沿晁錯的偏見走下去，未能體諒、理解吳王濞的處境。

設想如晁錯所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敢問文帝「賜吳王几杖」，何解「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吳王反叛之心果真強烈？不見得。晁錯死，袁盎勸退兵，吳王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這是騎虎難下，不得不如此，當時「吳楚兵已攻梁壁矣」，一退兵，無論如何都是反賊，後來膠西王劉卬攻臨菑不得而退兵，仍被景帝視為反賊，就是最好的例子。

觀乎劉濞初擬進攻路線，「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是很不錯的，無奈田祿伯「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被吳王太子劉駒阻止，桓將軍「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亦被老將非議，吳楚軍最後落得在梁國糾纏，終致消耗大量兵力，更被斷糧，無以為繼，誠堪惋惜 (由此也見戰爭往往暴露某政權積存之弱點，吳國弱點為太子多疑和老將權重)。

周亞夫平亂，實際沒有出大力，他只用梁國作緩衝，消耗吳楚軍戰力，再而絕吳楚軍糧道，漁人得利。周亞夫這個人，仁義絕對稱不上，觀乎梁王多次求救而不施援手可知，但統兵作戰更講戰略部署的貫徹執行，他做得到，這方面他了不起。

袁盎叫景帝殺晁錯，純粹為了私人恩怨，自保在先，跟大局無關。晁錯死，景帝真的覺得晁錯有不對，又不盡然，《史記．晁錯傳》：

再看景帝制詔將軍，「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這完全是繼續晁錯「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的觀點。據此可知，殺晁錯乃權宜之計，晁錯可謂枉死。

今天重新審視西漢初期此一歷史大事，中央與地方，邊緣與核心，兩者的關係是否可以有更多諒解，少些猜疑？假如景帝容得下吳國「富埒天子」，動亂未必發生，遑論出現人命傷亡。一面倒猜疑，再一面倒強硬，以詭計及重兵平亂，復於官方宣傳令起兵者遺臭萬年，沒錯，彼是勝利者，但這無損彼人格之卑下、低劣，能辨是非者，讀及此事，能不同情吳楚諸國乎？能不同情諸封國的老百姓乎 (他們本來有安逸富裕的生活，不用承受戰火洗禮)？竊以為猜疑、走強硬路線、以詭計及強力壓人，還自以為正確，非始於中國共產黨，乃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特別是法家一路的遺毒，故毛澤東云「百代猶行秦法政」。

「吳楚七國之亂」後，中央皇權大為加強。漢武帝即位，主父偃提出「推恩令」，即容許諸侯王分封子弟為侯，致使王國封地被分割，減去諸侯權力。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構想終於得到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