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

那個初夏五月的第二個週日，本來是母親應該回娘家替外婆行對年儀式，但卻不見母親有回娘家的打算，只是一言不語地坐在她的床邊，目送我與姊姊提著父親不多的衣服、物品，跟著父親走下五樓公寓的階梯。我懵懂不知什麼叫作「離婚」，還以為父親只是像哪個表姊跟丈夫吵架拎著行李來家裡住上一陣，只是回老家住幾天、幾個星期，還是幾個月……

午後的陽光從公寓巷口灑落，鄰棟的透天厝遮去一半的陽，父親的背影在他跨上母親籌錢為自己買下那台陪嫁的偉士牌，騎進白亮的陽光下，我睜不開眼，看不清他的背像聚光燈打在他身上，再讓他慢慢淡出巷口的場景，留下我和母親與姊姊三人在舞台另一端暗下燈光的角落。

父親與母親的家境都不富裕，都是從台灣更南端的鄉下北漂至高雄市區及台南工作的青年。他們的家世背景相當，都必須負擔家計、照料父母或者還偶爾得擔負兄姊弟妹的孩子，讓他們彼此有著共通的心境，想要快點脫離貧困缺錢的過去，只得腳踏實地苦幹實幹把錢掙到，讓生活能夠慢慢改善，漸漸朝小康家庭前進。

記憶裡父親時常帶上我在路邊買愛國獎券，每回都殷切地期盼自己手中的獎券可以帶來一夜致富的奇蹟，而母親則是一針一線、一布一衣地完成她手上交出去就有收入的成衣。天熱的時候母親在裁縫車、拷克機和蒸氣熨斗轟轟作響的廠房裡完成一件一件名牌女裝；天冷的時候她日日吸食強力膠似的，黏合一片片皮件，再用同樣的節奏，扣、扣、扣地敲上一顆一顆銅扣，完成那些男人、女人、孩子要價不斐的皮衣。

有幾個夏季母親趕著加工那些送入百貨公司童裝專櫃的厚外套。那些帶著毛絨帽的雪衣，看在我們兩個孩子眼裡，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才能享有的奢侈品。母親有時會悄悄地留著那些她經手童裝的樣板，替我們做出一模一樣的流行款式，那料子也許不一定如專櫃品牌同樣保暖，卻是她親手挑選的布料製成的冬衣。

父親離家的時候，他在股市賠光與母親兩人婚後累積的存款、標走所有母親省吃儉用想換房和買車的跟會，連同外頭欠下有利息、沒利息總數幾百萬的債務。父親什麼也沒能拿走，只帶走那個年代離婚手續辦完後，女人怎麼也爭不到的子女監護權，獨留母親繼續回到她一針一線、一布一衣的世界，像是當兵數著退伍的日子，卻數不清不知何時才能還完要做上百萬件衣服的債。

母親背上不像父親背上有舞台上淡出的白光，好似白光轉場後，再次打燈就能會重啟的人生。在她背後暗下的燈光，幾乎讓我再也沒看過那些她在廚房裡作著我與姊姊期待的甜品時那微笑，連同她溫柔輕聲喚著我們：「可以吃囉！」的語氣，都汰換成匆忙的催促、暴躁的斥責，以及在電話這頭當著我們面不斷向外人的抱怨父親的惡劣行徑，不只金錢還有對婚姻的背叛。

母親日以繼夜地賺錢、夜以繼日地向世人說著父親帶走她的一切，她的青春、她的尊嚴、她的錢，以及後來賺夠的錢卻再也找不回來的安全感，還有兩個羈絆她未來人生的拖油瓶。尤其是我，在名義上與父親的協議裡，姊姊屬於母親，我則屬於父親。

我總是摀著耳朵隔著雙手躲在屋裡的角落，聽著怎麼也隔不開母親激昂的聲音，跟著她一字一句，像默背課文一樣，唸出她每一次像是咒語般咒罵父親的內容。我必須在她掛上電話時，將我的恐懼從耳邊摘下，把它們握在拳頭中若無其事地收進口袋，再走到她的面前，聽她指派任何一件她認為我應該分擔的事。

她從她乾扁的錢袋裡掏出一張精心摺疊的鈔票，放在她的熨斗旁，頭也沒抬的說：「去藥房拿安眠藥，我跟張阿姨說好了。」我顫抖著雙手還在口袋中放下原來的恐懼，再將其中一隻手從口袋伸出，拿走那張鈔票再度緊緊在口袋裡揉皺它。我走到姊姊面前說：「媽媽又叫我去買安眠藥。」剛上國中的姊姊在廚房裡揮汗如雨切著菜、作著那日的晚餐，她一樣沒有抬起頭，用她像是習慣又像是沒有表情的聲音跟我說：「那你就去買啊！」

我握在手中的鈔票像我收進口袋裡的恐懼。不鬆開恐懼會一直在手裡，但一鬆開錢會掉落，我只得再緊握住它像我一生沒有擺脫過的不安。我的頭好低好低，我看著自己的雙腳踩踏每一步走向藥房的路，我也一樣沒有抬頭，直到藥房的張阿姨叫住我，將母親的安眠藥放在我的手中。她使勁地抽走我手裡握緊的鈔票，卻沒有抽走我的恐懼，我囁嚅的想問卻從沒向張阿姨問出口：「媽媽會不會一次把藥吃掉就死掉了？」

母親每隔幾日在她體力將近不支卻無法入睡的夜裡，都會將我與姊姊喚到客廳，若是我們還沒上床，便清醒地聽著她將前幾日帶著硫酸到父親的公司門口，等著與父親同歸於盡的情節，像個盡責的說書人，帶著抑揚頓挫的語氣為我們真實的講述事件的經過；要是不巧我們已經墜入不安的惡夢裡，她悄聲地阻斷我們的惡夜，再用她更真實的聲響在我們耳邊細數她是如何跳河想求個解脫，但是沒有死成被誰打撈上岸，或者她會正襟危坐一一交代那些我們無法理解也不得不理解的後事，以及未來我和姊姊會由誰收留、被誰照顧的細節。

我已經無法分辨母親的樣貌哪個是在我的惡夢裡？哪個又是真實存在在我眼前？我無法清楚分辨報上頭版頭條母親殺了父親的新聞，究竟是我假想的故事，還是夢中的情境？我日日夜夜都帶著「媽媽會不會死掉？」、「媽媽會不會殺了爸爸」的恐懼，而我每一次見到母親都像是從惡夢中醒來，想要撒嬌地撲向她懷裡。我在清晨醒來、放學回家、母親出門後返家，沒有一刻我能放下那份恐懼，就算無法向她索討任何一絲屬於孩子應有的任性，只要能見她終於入睡的清晨，我悄悄地蹲在她的身旁，看著她胸口上的起伏，都能稍微讓我好好的擠出一抺微笑，笑著看著她還活著。

我的微笑不會維持太久，一旦母親從她不安穩的床上醒來，她身上的黑影就像頭不受控的野獸，慢慢從龐大的金錢缺口再度張牙舞爪地啃蝕生活裡的光亮。她要頑強的抵抗旁人對離婚女人的指控；她必須擔起是她無法持家的愚庸，把整個人縮得更小，小得讓自己被工作包覆得密不透氣；她要母兼父職地不讓任何一個人在我和姊姊的言行舉止裡挑剔，挑剔那是沒有父親教養的下場；她要遺忘她慢慢老去的身軀在日以繼夜的工作裡耗盡體力，只能不斷以提神飲料支撐到下一次還款的時間、下個月繳交補習費的日期、下學期支出學雜費的初春或夏末。

母親的不安是發亮的黑。那些討債的電鈴聲時不時地像連發的子彈掃射家門，鄰居開始紛紛議論父親與母親的糾葛，說著父親在外花天酒地遺留四處的情種，果不其然地拋棄了母親；那位與父親不同部門的伯伯，在家門的巷口、樓梯間流傳父親在公司的情景更是將母親身上的黑暗打磨抛光，在人群裡更加耀眼，讓母親無處藏起她滿身是傷的痕跡。

離婚不久的父親，從鄰居、同事的耳語傳來再婚生子的消息。母親在電話這頭四處找人傾瀉的情緒生長成恨，將她用緩步補上的金錢缺口再次鑿出一個墜往生命的深谷，讓她原以為得以見光的洞口幾近癒合，而她向下墜往谷底磕碰出的傷口，就在暗無天日之下怎麼也無法縫補。

母親時時藉酒舒壓，在酒醉之後屢屢倒在我與姊姊面面相覷的不知所措裡。若是她不得不打起精神壯大她的勇敢，她會拿出我的成績單，一項一項的拷問，一遍又一遍的用著讓我顫抖的語氣說著：「你到底有沒有在讀書？你老爸都不要你了你還不讀書？你要讓別人笑你沒有爸爸、沒有媽媽管教是不是？」她幾乎沒有停頓地貼近我的臉，而我再度囁嚅著將想說的話含在嘴裡，我總是被母親一點一點威嚇的語氣逼至她黑暗的角落。母親見我低頭不語，拿起電話撥至父親的辦公室，她劈頭就說：「當初說好了，兩個孩子你養一個，你錢不拿回來，他考試考不好，我養不起、教不起，你馬上來把他帶走。」

我低頭看著腳趾從左到右、從右到左，在心裡一根一根數數著，我企圖用數數兒蓋過母親與父親的對話；我以相同的頻率搖晃身體，才不致於繃緊神經讓身體無可控制的顫抖。母親沒有等父親回應，重重地摔下話筒，在那聲巨聲之後我的眼淚就此凍結在未來的二十年間，我沒敢再掉任何一滴淚，沒敢再多吭一句對生命的不滿、對活著的恐懼。

這樣的戲碼以每次月考的頻率重複循環，母親見我離第一志願的成績越來越遠，她以再婚生子的父親帶我離開作為脅迫，交換我後來一生言行舉止的拘謹。我是母親的籌碼，是父親剛離家時被債主逼迫的母親時時刻刻提醒父親：「為什麼監護權在你手上，孩子是我在養？」也是母親結束自己或催毀我和姊姊的世界之前拿來與死神交易的人質，如果必須交換，她會換出她與父親的性命，或是她和我們一起，還是只有她自己？

我無法張口懇求母親，任憑她的對父親的恨意將我身上的黑影一層又一層像對流旺盛烏黑的雲層一樣堆疊。她要我與她同一陣線、要我跟她同仇敵愾，讓她的恨意鑽進我每一個細胞，散發出無一道又一道的雷電，將自己囚禁在她建造的黑牢裡！我應該是這場婚姻中應該被配給父親的那一個，卻被午後光影一刀切開的屋裡，苟延殘喘的寄生在母親身上。

我未曾做出任何抵抗，只是經常地低著頭走路，算著每一個步伐，數著還有多少階梯會回到五樓的牢房，或者像個不受控制好動的孩子不停地扭動身體，好掩飾我無時無刻都會焦躁發抖的身軀。我寄生在母親的身旁，在她打造的黑牢裡奴役自己，好洗刷父親拋下我的汙名，好讓母親遺忘我本不應該被留下，無論是生命或是形體。

母親慢慢地將金錢黑洞填起、將兩個孩子從十來歲養育至能分擔家計。她身上發光的黑終於慢慢從她身上褪去、她不能安穩的夜也換成能一覺到天亮的睡眠。偶爾我經過她房門口，還會看見童年的我蹲在她的身旁，試探著她是否還有呼吸，看著她胸口有沒有規律著起伏，好讓一旁的我露出那少見的微笑。但母親身上的陰暗始終有著女人臉上老去的暗沈累積，布滿她被父親傷得千瘡百孔的人生。

在我二十九歲那年，父親在一場意外中離世。童年天真以為一家團聚的戲碼在父親再婚生子的消息傳至耳邊後成為舞台上的乾冰；我精心舖排演練無以數計的婚禮場合也在父親過世後，再也不需要想著自己該怎麼告知父母，憂慮著結婚典禮他們會由誰出席？我再不用為了母親叨叨絮絮地數落父親、摀著耳朵默背那些父親的事蹟。

我終於不再囁嚅、不再低頭算著我的十根腳趾，我鼓起勇氣抬起頭正視母親，在送走父親的午後，我開口對母親說：「媽，爸爸死掉了，妳的恨，可以放掉了。」我沒有哭，但悲傷從身體蔓延開來的寒冷讓我凍結在那裡，我不知道我悲傷的是人生真的再沒有父親在側的悲傷，還是母親始終沒有正眼瞧見，我穩住身體用盡一身（生）的力氣，只為好好地陪她站在她囚禁一生的牢裡。

父親是在酷熱的夏季火化，那天我站在將近二十年前父親離去的巷口，陽光依舊被透天厝隔出一明一暗；父親被烈火燒得精光，在他長駐的山頭是能往下眺望高屏交界的寬廣，而母親仍然將自己困在那個深黑的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