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永远不懂阶级秩序和历史积分在香港的重要性，当然也不懂香港法统的重要性。这就是香港把中华民族作为自己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结果，而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决策的。香港的失败在于，97年以前，明智决策是正确认知的结果，而凡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不可能做无产阶级而香港人却做了错误的决策，才有今天国安法出台的后果。反过来说也成立，中华无产阶级和不知好歹是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的关系。
共产主义者在长期历史和短期政治两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独派的事业。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的解构学说，对其所到之处的社会生态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割草机留下的空地，自然容易填补。任何组织资源面对散沙社会，都会显得格外强大。
香港民族主义者需要竞争地下党的生态位，而非政协委员的生态位。法律细节方面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香港一向是行政主导的贸易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完全倚靠官僚机构的能力和信用维持。官僚机构公开放弃信用，承担政治审查的任务，说明香港的繁荣稳定已经押上了赌桌，不再构成天经地义的共同底线。从警察和公务员到法官和廉政公署，路途并不遥远。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系统将会愈来愈接近1940年代的上海工部局，听任自由资本主义和法治的天堂沦为地下党和黑帮的战场。社会的极化和中产阶级的流亡将会加速进行，将香港留给“身土不二”的草根阶级和无路可退的地下党。
共产主义政权对一切异己势力的排斥，客观上必然有利于识别最易、成本最低的异己势力。改革是困难的，解体是容易的。香港能等到驻马店实现民主的时候吗？如果你的计划需要所有各方的配合，那你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独派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他们只需要自己的支持就足够了。香港民族主义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赢得一切；在最坏的情况下，无非就是失去自己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在海外建立种子基地，等待下一个机会窗口。
他们即使明知，也不能承认：在香港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赢得胜利。如果你以避免失败为目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不致明显降低绩效。如果你以争取胜利为目标，就会大大提高成本而并不明显提高绩效。他们的上级好大喜功，怀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期望。他们如果谨小慎微，就会毫无必要地将失败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如果放手折腾，至少能够表现跟上级保持一致的忠心。「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一点一滴积累的匪谍和关系网，应该出来证明自己不是尸位素餐了。
香港市民很快就会看到，大批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公职人员和专业人员突然撕下客观中立的面具。场面的壮观只有上世纪60年代的左派暴乱和90年代的忽然爱国才能相比。泛民早就被渗透得千疮百孔，即使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也不过如此。中产阶级支持者的流失、和平改良空间的缩窄、自身信用的动摇，即使不致损害他们在建制内占据的份额，也势必降低他们影响社会运动和基层组织的能力。社会愈是极化，建制本身的重要性就愈低。
香港民族主义者只有及时整合草根阶级，才能避免香港重蹈上海的覆辙。他们没有必要争取胜利，只要确保斗争长期化就足够了。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领导低成本的社会运动，不为即将过时的经验所误。历史已经越过那些「知道太多谬误」的老人，将保卫本土、构建民族的重任放在他们稚嫩的肩上。我们不应忘记：爱沙尼亚的中学生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时候，比他们还年轻。团结工会的代表步入圆桌会议的时候，比他们更加缺乏经验。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天主教会的道义支持和美国工会的社运培训，而在于共同体的有机联系。沉默的大多数期待自己的代言人，为时已经太久。
关于黄鹅党国的组织特点，体现在他的统治方式上，就是派系共治。什么叫派系共治？
我的分析是，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什么呢？手上全都沾了血的人才能叫共产党。没有沾过血、只是做一做生意、给共产党贡献了很多钱，那不能算数。例如，顾准就是共产党的自己人，但是被顾准逼着跳楼的那些资本家，哪怕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复活过来，变成了激进的中国主义者，他们仍然不是共产党的自己人。但是共产党自己内部也是有利益集团的，黄俄余孽和科举产生的改革开放干部仍然不是同一个帮派。习近平有一定的动机，比如说，他搞出事情来，像蒋介石通过抗战来坑死李宗仁和阎锡山那样，你们的军队非得开出去给日本人消耗，而我是抗战领袖，这样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坑死共产党内的其他派系。但是作为共产党整体来说，他们并不高兴被无产阶级资本家坑。所以，派系共治与杀猪过冬这两种政策都可以说，都是符合共产党利益的，只是它们体现的是共产党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新民主主义和改革开放都是过渡阶段，是房子还没有被打扫干净，打扫干净以后它就用不着你这个肾了，就像是用不着上海那样用不着香港了。一切物资配给都依赖党以后，这样的干部队伍才是纯洁的、好用的干部队伍。以前做不成是因为我们的资源还不够丰富，现在我们的资源足够丰富了，我们可以再试一下。然后在这个时候，香港就不再重要了，不能留着你继续扰乱。所以，我们这个纯而又纯的干部队伍要用二百斤小米或两千斤小米诸如此类的方式来维持，人民币其实都是多余的。之所以要维持人民币，因为我们还是一个semi-nation，列宁所谓的半国家，需要拿人民币在国际上去活动活动。但是对于国内的人来说，人民币基本上是废纸，粮票和饭票才是真正重要的。单位内部有饭票，国家的配给体系发粮票。更高级别的、管理性质的干部拥有的其实也是粮票，就是物资划拨，划拨多少吨钢材到什么地方去。这比普通的小干部的家属只有粮票、只负责养活你是高档不知道多少了。从共产党的角度去看，这当然是容易滋生腐败的。如果体制外还有另外一个市场经济存在的话，你会把你的划拨权用到腐败资本家身上去给自己牟利。消灭了这些腐败资本家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OK，让我们消灭他们吧。等我们的物资足够以后消灭他们，这个问题就会自动解决。事情做到这一步的时候，香港就基本没用了。美华在这时候仍然是有用的，但是这时候恐怕美国人就要觉得美华需要被扫地出门了。
这个时间差是非常短暂的，顶多是三、五年时间。比如说以2021年为界，2021、2023、2025。2021年以前，把温和派中国人以为自己十分聪明、从共产党手里面骗到的财富倒一倒手，回到共产党手里面。然后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看到，原来只有干部家属拿的那些粮票才是真的，疯狂地跪舔，企图进入干部队伍，又进不去。进入这个状态以后，改革开放造成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共产党江山永固。当然，这是他自己这方面的设想，然后下一步再对外经营。这时候，香港的利用价值就消失了，香港的温和派中国人就可以被收割掉了，收割香港的同时也就是收割台商的时候。但是台湾没有办法被完全收割，所以一半台湾人变成跟香港一样的收割对象，另一半台湾人直截了当变成敌对势力。然后接下来就把美华变成向沦陷区输血的输血管，美国人忍无可忍以后一脚把他们全部踢出去，这是最后一步。整个历史步骤很明显就只能顺着这个顺序展开，现在它已经演出开头的部分了。按照各方博弈的阶级习惯和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来说的话，他们自然而然会各就各位地做出相应的事情来。
派系共治的利益是不应该镇压香港的。镇压香港了，就等于是共产党替无产阶级资本家打工。任何白区党将要遭到的净损失，都要打在共产党的头上。而无产阶级资本家在香港完蛋以前，上海的地位立刻上升，你将会更加依赖它。但是，习近平消灭派系共治之后，可能出现的另一个共产党却是应该镇压它的。无产阶级资本家算老几？我镇压了香港以后，你以为我需要搞一个上海自由贸易港来维持，于是你们的地位就上升到香港的水平了？多么美好的未来，哈哈，我不见得会这么做，我把你们整个做掉。我搞一套大陆体系出来，首先榨干你们的血去填雄安新区。你们手里面没有武装，这是好对付的。党内的敌人不见得没有武装，这个不大好对付。我利用你们把党内的敌人先干掉再说，然后你们这些外围可以顺理成章地收拾。
一个消灭派系共治的、由习明泽接班的共产党是应该镇压香港的。镇压香港，对于包括白区党在内的共产党派系共治的生态结构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它造成的结局就是，制造了一个跟西方世界全面对抗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共产党需要一个抗战领袖，这个抗战领袖只能是习近平。即使习近平要把位子传给女儿，你们也拦不住。而且抗战是全民抗战而不是他蒋介石抗战，他可以把你们的资本调出去抗战。然后把你们的资本消耗殆尽以后，即使国民党大中国输的干干净净，国民党内部派系当中从此以后将是蒋介石一派独大。
所以这个计算方法是一层一层算的。根据意识形态办事的那些外围当然是在外面，注定要被牺牲的。哪一个层次要占上风，一部分要看你的博弈手腕，更多的是要看历史发展已经到了哪一个阶段，顺势而行。势到了，其他的东西都是不管用的。所以我估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真正的博弈取决于，在党内习近平要在2023年以前巩固自己无限期连任的地位，在这个期限以前他要搞掉派系共治的各个集团。这以前总是要对香港动手的，事情终于到达了这一步，但是达到这一步只是时间问题了。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是非走不行了。双方的博弈风险不平等，后退的风险不平等：习近平处在无法后退的地步；而改革开放干部总以为自己是能够后退、能够狡兔三窟的，因此他们没有办法联合起来，也没有办法为香港出死力去争。
至于西方的中国人必须要留到最后，因为他们仍然是偷技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培养基。直到美国人收拾他们以前，他们怎么说也能多维持几年。香港呢，在境内的鸡杀光了以后，境内的博弈已经基本定出是非以后，这时候的金融经济就要变成维持物资配给的扰乱因素，会动摇干部队伍的军心，是干部队伍易遭腐蚀的一个破坏性因素。香港的作用本来就是双重的：它是一个腐蚀的因素，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放苍蝇进来的因素，是很讨厌的，我们随时想掐掉它；但是它同时也是共产党的一个肾。
选举制度和国会议席的斗争，内容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斗争本身，也就是斗争造成的划界效应。
共产主义的统治力量在于地下组织，国家政权就是统战机构。远东共和国的领导人都是资产阶级，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都是地主士绅。然而地下党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命令议员的儿子牵着议员的鼻子游街示众。香港还没有出现这种场面，原因不在于党的议席不够多（至少已经比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院的议席多），而是因为党在基层的组织不够强，以及大决战的时机尚未来临。小团体内部的操纵和审查，一向都比针对群众的操纵和审查成本低。选举都可以搞政审和甄别，议会内部有什么不可以？你只要接受了统战的游戏规则，早晚会像远东共和国的部长一样走进集中营的。
历史将保卫本土的重任放在他们稚嫩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