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集 美国暴乱不是美国版文革来了 这是华人无产阶级受迫害心理错误投射，刘仲敬论狗哨政治

美国黑人暴乱与文革有没有可比性，黑人暴乱问题本身不是美国现在才有的现象，也不是跟种族问题一定有特别的关系，而是全世界历史上都经常使用的做法。你如果对背后的历史来龙去脉不大清楚的话，就很容易被种族歧视符号所欺骗。很早以前，美国人为了所谓的狗哨政治和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问题，就争论得很激烈。这就引出一个叫做“狗哨政治”的名词，实际上就是指的符号和实质的分离，例如李将军塑像这个符号跟它背后代表的实质不一定相同。左派运用“狗哨政治”这个词，意思就是说，李将军本人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也不是赞同奴隶制的人，但是种族主义分子就可以拿李将军这个英雄的符号来为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辩护，尽管这些政治诉求是李将军本人不赞成的；右派也可以说，左派要推翻李将军的塑像，也是运用符号政治为自己辩护，意思是把李将军这个绅士和英雄的符号扣到占美国大多数的白人中产阶级身上，也就是把种族主义的原罪扣到他们身上。

任何政治共同体用文学词汇和宣传词汇来描绘，那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一到具体的程度，就要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人头和金钱的问题。因为政治共同体首先就要涉及两个问题：谁来流血牺牲保卫它，谁来出钱维持它，这是不能含糊的。谁是可以信任的人，只有可以信任的人才能加入流血保卫的过程。华盛顿将军搞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自由黑人很想加入他的军队，但是佛吉尼亚的很多种植园主都很不愿意让他们加入，因为他们知道，参军和公民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我们不承认黑人是美利坚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们参加我们的大陆军，我们能信得过他们吗？如果我们能信得过他们，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兄弟了，黑人已经是我们的兄弟了，我们还能维持奴隶制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接纳黑人加入我们的军队，我们必然要取消奴隶制；如果我们不肯取消奴隶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让黑人 — — 哪怕是自由黑人加入我们的军队。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共同体问题。

我们要注意，这些所谓的十六分之一的黑人在美国南方各州算白人还是黑人的问题，其实就是黑五类出身的共产党员算不算阶级敌人这个问题在美国的一个翻版，以及只会讲德语的犹太爱国者可不可以算是德国人这个问题在纳粹德国的翻版，它们都是共同体划分的问题。纳粹德国是企图重新划分共同体，它那种划分共同体的方法按照威廉皇帝的规矩来说是非常下等的，但是它符合维也纳穷屌丝的希望。他们看到，大批犹太人考上了大学，得到了好位置，而他这个纯粹的日耳曼人考不上大学。而哈布斯堡的皇帝对这一点肯定是嗤之以鼻的。在哈布斯堡皇帝看来，一个讲德语、根本不会讲任何意第绪语或者希伯来语的犹太资本家，是维也纳大部分音乐家的资助者和帝国的优秀纳税人。这种人对帝国的忠实程度可能跟加利西亚的波兰贵族差不多，比一天到晚捣乱的匈牙利人实在是要强得太多了。但是底层的小市民不这么看。而希特勒是一个翻身农奴，是一个穷屌丝。他一上台以后就把上层阶级制定的共同体边界给推翻了，试图按照他自己的利益重新制定一下共同体边界，于是就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切。而哈克贝利·费恩的父亲和十九世纪末叶的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实际上跟希特勒的阶级地位是一样的，他们发动的重划共同体边界的进攻，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成功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下层阶级现象的缘故。反对种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讲是针对下层阶级的歧视，因为种族主义是底层的现象，无论是哪一种种族主义都是这样。黑人中产阶级很少这样，但是黑人底层就会主张艾滋病阴谋论或者黑人至上论。白人至上论同样也是底层阶级的现象。所有种族主义都是底层阶级的现象，反对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壁垒的问题。

其实种族主义是近代现象。种族主义跟民族主义有关系，跟封建主义没有关系，跟帝国主义也没有关系。帝国主义是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是故示包容的，它特别强调要有多元成分。因为帝国按其定义来说就是由宪法上互不兼容的各团体依靠君主的关系联接在一起的，所以维多利亚女王要有苏格兰人的卫队以及印度人和黑人的仆从，有没有英国人倒是无关紧要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皇帝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她身边需要有一大批土邦主围在她身边，每个人都想得到十一响礼炮的待遇；但是以前在中世纪时期显然是最重要的英格兰本身的贵族，在她身边却是极不显眼的。这就是它的帝国性的体现。因此，帝国性需要有异国情调。如果有黑人或者印第安人在那里，它才能算是一个帝国。民族主义才是依靠神话 — — 假定的同构型。虽然真正同构型的民族在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从来不存在的，但是它需要有一个想象的同构型来维持。因此，种族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民族发明学的一个副产品，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是在近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间不可避免会发生的现象，我们不要以为在美国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华盛顿将军的共同体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吗？今天的美国共同体包括了印第安人和黑人，这就是为什么围绕李将军的雕像引起那么多问题的缘故。如果美国的共同体不包括黑人，那么李将军雕像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之所以要对李将军的雕像下手，并不是因为李将军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今天的美利坚民族的构建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了维持各种族之间共同的美利坚认同而把李将军给牺牲了的问题。李将军已死，你干的这些事情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同体构建，需要一个民族神话，是不是需要李将军作为牺牲呢？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 — 李将军的历史记录是很容易考证清楚的，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不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政治问题，而是当代美国的共同体构建问题，也就是说，生活在美国、在法律上享有美国公民权的各种族裔的后代要用什么方式构建未来的美利坚政治共同体的问题。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在美国这种条件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地方，共同体的边界构建仍然是极其敏感的问题，那你就不要怀疑，在东亚这种历史问题很多、困难比美国大得多的地方，在政治共同体的边界构建方面是一开始就注定要起无数的纠纷的。这些纠纷的产生不是由于当事人的低能或者邪恶。你就是换一种方式去构建，也只是解决了一方面的问题，而同时又制造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构建的方式是能够同时让所有人满意，能够不让任何人做任何牺牲的。

现在我们绕回到原来的问题。民族建构就要有一个新的问题。民族主义的建构者愤怒地谴责以前的帝国主义者，谴责基督教的普世文化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正确地指出，民主制度只能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执行。但是他们就把过去基督教徒用来排斥犹太人和异教徒的那种热情变成法国人排斥德国人、德国人打倒法国人。这也就是赫曼赫塞那些人痛心疾首的、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众多流血的原因。赫塞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有必要解构民族主义，用佛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他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影响力很小。他如果成功的话，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改变了，仇恨的对象改变了，但是仇恨还是会有的。它如果重新恢复到基督教普世宗教的游戏规则上面去，那么基督教普世宗教得势的那个时代的那些排犹现象和十字军现象又会卷土重来。而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又会痛心疾首，像伏尔泰一样跳出来说：“他妈的，全是基督教的错，我们要把基督教解构掉，普世主义真不好，我们都是法国人嘛。”然后故事又要重新来一遍了。

在北美殖民地的初期，现在留下来的一点痕迹就是史密斯船长和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的故事，其实他们像所有地方的殖民者一样。有些作家，比如说南洋的研究者，一定要说是，比如说广东移民在旧金山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是男人多女人少，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所有移民都是这样，所有移民当中都是青年男性占绝对多数，女性和老弱病残占少数。其实在当时，白人男性跟印第安人和黑人女性联姻的情况是相当多的。当时的人在垦荒时代对这些事情是不以为意的，认为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等到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民族主义开始兴起，美国尽管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塑造民族的倾向的时候，种族主义才相应地开始出现，又跟南北战争以后南方受了委屈和受了伤害的感情凝结在一起，（因为南方也有一半的道理，它在州权这一方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于是就产生了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当中那些自称自己是白人而反对黑人、说他们是从殖民地时代的白人传下来的人，其实他们的殖民地时期的祖先很可能是有八分之一的印第安人血统或者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统；但是对于有同样血统的混血儿，他们就要坚持排斥这些人。这只是因为一个时代问题。他们在殖民地时期的祖先不知道什么叫民族主义，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叫种族主义。现在他们想要划定共同体边界的时候，就开始消除靠近边界的模糊地带。

近代民族国家可以说是雅典罗马那种共和城邦在领土国家的体现。由于传媒技术和教育水平的进步，使得原先一个城邦只能维持在一个公共议事广场能够容纳的一个城市的范围内，现在可以容纳到像法兰西这么大的一个几千万人的大国的范围内，但是基本逻辑是一样的。过去希腊罗马人相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全都以放大的形式体现于近代民族国家了。民族国家要依靠神话来维持。尽管北方的法国人是日耳曼人，南方的法国人是拉丁高卢人，而法兰西建立在日耳曼人征服拉丁高卢人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法兰西人，他们跟英国人和德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布列塔尼人跟英国人的关系显然是更密切一些，而阿尔萨斯人跟德国人的关系显然也要比跟诺曼底人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但是都不重要。于是就产生了神话，神话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种族。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地下是有暗线相通的。民族主义认为我们的民族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在教育程度比较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身上，自然会被误会成为种族性。因此，民族主义附带地产生了种族。

最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还是民族国家，无论民族国家按照哪种方式来构建，在你确定政体是立宪君主制、共和制、议会制或者是总统制之前，你要先确定，你未来要建立的这个共同体，谁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谁不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德国犹太人认为他们当然是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希特勒则坚定地认为他们只是混进日耳曼民族的第五纵队，只会为外国人服务，所以就要屠杀犹太人。犹太人没有反抗，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跟周围的德国人是邻居和朋友，想不到这些人会来杀自己。否则的话，如果他们也认为自己不是德国人，那么他们就应该像波兰人一样跟别的德国人打一仗。打一仗可能会打败，但至少你是在被打败以后才会被屠杀的，不会连打都不打就束手就擒地被人屠杀了。德国犹太人的悲剧和毛泽东时代参加革命队伍的黑五类的悲剧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事人对自己共同体身份的界定跟别人对他们身份的界定不一致，这个落差导致了他们的悲剧。

对于讲阶级共同体不讲民族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话，你是哪个阶级，那么你就要根据你的阶级确定你的共同体身份，然后确定我们能不能信任你、你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你能不能为革命事业出钱出力的问题。把第五纵队放进来是非常危险的，就像是伯利克里的雅典非常不愿意让外邦人生的孩子当雅典公民一样，公民权的改变就是主权者的改变，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民族共同体当中，谁是我们民族的人，谁不是我们民族的人，标准怎么划分，这才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主权者确定以后，然后才能搞政体问题。如果主权者是谁都确定不了，那么主权者内部的权力划分是没意义的。照梁启超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国体和政体的问题。他说他自己是争政体不争国体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他打算把大清帝国的盘子整个盘下来，回避这个国体问题。但是事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他的讨论范围内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 — — 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一样，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他企图只争政体，最后仍然无法只争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