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談康有為的書法史觀：復古即解放

我國近代有關書法理論的著作，自以包世臣《藝舟雙楫》為巨擘，包氏書撰刊於清道光末年，約四十年後，則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出，掩脅千古，獨標赤幟，在書法界造成了極大的震撼。

王壯為先生曾說他們這兩部書，「對於清中葉以來，尤其是近代書法風氣，影響之大，無與倫比；直至現在，凡對書法稍能感受稍能觀賞的人，偶有議論，必不能離開他們兩家的說法。」

這個論斷，固然毫不誇張，可是，我們則更以為：這兩本書之重要，不只在書法界，它們在思想史上也有極特殊的意義和地位。

可惜近來對這兩本書的研究，非常寥落，不僅在書法藝術方面，尚少抉發；研究包世臣和康有為思想學術的學者，也幾乎完全忽略了這兩本名著。這種情形，跟它們的影響比起來，實在有點讓人難以理解。

因此，本文主要的工作，就是以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為中心，探索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和意見，對《廣藝舟雙楫》的內容、旨趣和相關問題，稍做處理，並說明它在思想史及藝術史上的價值。

據《康有為自定年譜》，云《廣藝舟雙楫》作於光緒十四年戊子。這或許是指起草的時間，因為本書實成於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書前〈敘目〉以為：「國朝多言金石，寡言書者，唯涇縣包氏，釽之揚之，今則孳之衍之」。實則清朝討論書法的名家很多，如顧藹吉、蔣驥、蔣和、王澍、程瑤田、梁同書、吳德旋等，都有專著傳世，康有為不容不知，但此處為什麼卻說清朝寡言書者呢？

蓋此處之所謂書，乃專指碑刻上的書法而說，康有為認為清朝自顧炎武開始即討論金石，但討論金石上的書法，則始鬯於包世臣，所以他要衍包氏之緒。這裏便看出他的宗旨了。

他這本書，表面上是續人餘緒，而實際上卻有替金石學或書學另闢疆域的意味，從這裏也可以見其端倪。

至於清人書論之著名者，如梁巘《評書帖》，於歷代書法，大率宗唐，而明清兩朝，則盛推董玄宰張得天；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推重唐人，對清代書家多致不滿，且與包世臣論書頗有齟齬。對這些著作，康有為也完全表現了一種截斷眾流的姿態，擱置弗論。全書二十七篇，就以這個姿態、就以這個宗旨而展開，尊碑卑唐，有雷霆萬鈞之勢。

這二十七篇，依序是：

原書 認為文字之創造，由於人的智慧；而其演變，則來自人情畏難趨簡的心理。他旁採泰西印度文字，來證明這種文字創造的原理和演變的法則。無論觀念或方法，都為歷來書論所未有。

尊碑 碑刻本與書法有關，故〈墨池編〉有碑刻一類；但論碑刻之書，往往涉於小學或史學，應歸入金石範圍。其論碑刻而與書學有關者，又往往成為搨本美惡、先後、得失、異同的討論，專注於碑刻書法本身研究的，其實很少。清代在包世臣以前，只有楊賓《大瓢偶筆》八卷有此性質，其書撰於康熙四十七年。但原書雜論碑帖，隨手抄撮，未經編次，道光二十七年始由楊霈（慰農）整理考校完成，故行世反在包氏《藝舟雙楫》之後。康有為討論碑刻與他們不同，因為他更提出了一套碑何以可尊、何以應尊、如何尊碑的理論。

購碑 要學碑之書法，必須購碑研究臨寫。本篇共舉例碑刻自吳起至隋止二百六十種，要學子盡購遍臨；如以為太多，則可以只臨〈碑品〉篇所列的七十七種。他這種臨碑的方法和觀念，似無淵源。

體變 〈原書篇〉論字形的演變，本篇則論歷朝字體與風格的變遷。

分變 隸與八分之辨，久成聚訟，清人專論這個問題的，有顧藹吉《隸八分考》一卷、方輔《隸八分辨》一卷。康有為則主張文字時時變轉，得舊體八分者，即可稱為八分書。這種看法正代表了他通變的立場，詳後文。又案：本篇與《新學偽經考》卷三下中間一段文字重複，當是《偽經考》逕採本篇入書。但此處有一重大疑問，辨亦詳後文。

說分 本篇主要論篆字及漢代介乎篆隸之間的八分書。全書由本篇開始，始對歷代書風有所評騭。

本漢 所謂本漢，是說書法必須以漢為本原，因為漢代書法極盛，而且以分作草或行楷中雜用隸筆，也較有奇宕高樸的趣味。

傳衛 康有為在理論上主張南北朝書法只是同源分流，而非截然異派。這個源，就是漢，所以本篇舉出漢代的衛凱來。認為衛瓘、衛恒和鍾繇的字，都屬於衛凱這個風格。南北分裂後，鍾繇一派在南方發展，衛凱一派在北方發展，後世書法，都不出這兩個系統。本篇一方面反對歷來不重視北朝書法的現象，一方面也駁斥包世臣云後世書法只有鍾繇梁鵠二系的說法。因為據包氏之說，則南北仍不統一，既違康氏「本漢」之意，也與康氏統一南北書派的企圖不合。詳下篇說明。

寶南 本篇先說：「書以晉人為最工」，以表示並不卑視南帖；但帖歷經翻刻，早已失去本來面目，不得已，只好求諸南朝的碑。而南朝的碑又極難得，所以格外寶貴。本篇重申南北碑筆法相同之說，與上篇相呼應。

備魏 北朝碑板，莫備於魏。所謂備，是說它包容了所有的體格與意態，不僅南朝及齊、周、隋碑不能超出它的範圍，後代書法之風格，也多受其籠罩。由本篇，我們可以知道：康有為雖強調南北書派筆法相同，南碑也極寶貴，但其書論主要重心仍在北魏。

取隋 有取於隋，並不是因為隋碑精采，而是為著隋碑代表了由南北朝過渡到唐朝的關鍵時期，可以知「古」「今」之變，見本書《唐初書法史初探》的說明。

卑唐 《廣藝舟雙楫》中，說帖翻刻已壞，不可學，乃沿襲阮元成說；認為唐碑也已翻磨損壞而不可學，則是他的新觀念。但他之所以卑唐，原因並不止於此，主要還是因為唐代是古今書法大轉變的時期，康有為主張復古，所以認為唐碑古意已漓，若學唐碑，則終身無窺見古人之日。

體系 從〈說分〉到〈卑唐〉，是康有為所說：「辨其源流」的工作；由本篇到〈餘論〉篇，則是「擇其精奇」的工作。雖然在辨析源流時，也有宗旨別擇之意，在選取判斷時也有源流的討論，但其重點各不相同。擇其精奇，本身乃是風格的選擇問題；選擇則必須依據分類。本篇便將各種書體的來源，分類敘述，說明每一種書體如何發源於兩漢。

導源 本篇與上篇相配合。上篇主要講書體《包括形構和風格表現》發源於兩漢；本篇則說明唐宋名家的書法如何導源於六朝。這兩篇文字，等於把我國所有書法，根據碑刻的立場，做了一次風格的分類。

十家 本篇其實即是綜合上兩篇的結論。他認為六朝這十位書法家，都是源本分隸而下開唐宋，各成流派的。所以這十家就像先秦學術的九流十家一樣。案：〈購碑〉篇曾說：「若諸碑之未見，家法未熟，而遽欲言書，書乎書乎，匪吾攸聞。」碑學的家法，即是書藝的風格，十家這一篇，正是家法的詳細說明。

十六宗 卷四除〈餘論篇〉外，共六篇，都是兩篇合為一組；〈體系〉與〈導源〉一組、〈十家〉與〈十六宗〉一組、〈碑品〉與〈碑評〉一組。〈十家篇〉，以人為家法風格之單位，本篇則以碑為單位。將碑之足堪後世宗法的，分成上三宗、中四宗、下六宗、外三宗。本篇這種分類，也是在替下篇〈碑品〉預作準備。

碑品 書法風格的品評，自以梁王僧虔《書錄》和庾肩吾《書品》為權輿，其後則有唐李嗣真《書品後》、張懷瓘《書斷》等。但這些著作都不曾討論北朝的碑刻和書法。康有為本篇，則專論南北朝碑，分為神、妙、高、精、逸、能六等。其評價標準，一是勁健、二是古質、三是新奇。包世臣《藝舟雙楫》也有〈書品〉一篇，但只是專論清朝的書法家，性質與此不同。

碑評 我國書法之品藻，和一般對詩歌的批評方式相同，通行評論等第和比況物象兩種方法。如梁袁昂《古今書評》、唐呂總《續書評》、韋續《唐人書評》等都是比擬物象的例子。清桂馥《國朝隸品》，雖名為隸品，其實也是比況。康氏本篇，妙譬紛綸，共評碑四十六通，是我國這種批評法中分量最多的。

餘論 本篇雜論南北朝碑及其筆法，兼論清人的楷書。

執筆 康有為服膺其師朱次琦「虛拳實指，平腕豎鋒」之說，謂豎鋒當使大指橫撐而出，腕平則當使杯水置碗上而不傾。反對包世臣運指的方法，主張四指爭力，執筆要低。

綴法 本篇講運筆之法，諸如方、圓、提、頓、疾、澀、輕、肥、藏鋒等，都曾敘及，並兼論紙墨。其中較可注意的是：包世臣很重視永字八法，視為古今學書之機栝，〈述書〉下一篇，全論永字八法。康有為則以為：「側之必收、勒之必澀、啄之必峻、努之必戰，此千古書家之公論，諸家所必同者也。然諸家於八法體勢各異，但熟玩諸碑可得之」，二人對永字八法的態度不同。

學敘 本篇說明學寫字的方法，主張從大字、從方筆、從字的結構開始學習。臨碑則須遍臨百碑，其次序也有一定，不可錯誤。若楷書寫好了，便可以學《淳化閣帖》及宋人書，但不可學蘇、米、趙、董。

述學 本篇敘述康有為自己學書的經歷；其中較有意思的是他與沈曾植的討論。沈氏是與他書法及書論最有關的人，他認為康氏書法轉折多圓，不合六朝規律，這是很精粹的話。康氏雖舉「鄭文公碑」替自己辯解，但事實上康氏書法若能轉折方勁，便不難與陳摶匹敵，這是很可惜的事。

榜書 康有為和包世臣都不同意張旭所說「大字促令小、小令展令大」的說法。《藝舟雙楫．歷下筆談》篇說：「後人目為匯帖所瞇，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為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依他們看，榜署大字和尋常楷書完全不同，所以康有為要另闢一章來討論。在康有為之前，像元釋溥光《雪菴字要》、明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等書，也是專為寫大字而設的。

行草 〈原書篇〉曾說：「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廣藝舟雙楫》這本書，所論以楷書為主，所以此處另闢行草一章，亦猶其書專論楷書，則為大字另闢一章也。本篇說：「簡劄以妍麗為主，奇情、妙理、瓘姿、媚態，則帖學為尚也」，意甚通達，也是對清末流行書風有力的批評。

干祿 為了科學而應用的文字，依康有為看，應該和藝術創作分開，所以也別立一章，以免相溷。在書法史上，自宋以來即有鄙視館閣體的意識，但如此明確地將科舉館閣字劃歸書法藝術之外，還是創舉。本篇對科場字的特徵和演變，說明甚詳。但細味其說，似乎康有為隱然有把唐以前書法視為藝術字，唐以後視為干祿字的意思，所以學干祿字，例須取徑歐、趙、顏、柳。不過，為了提升干祿字的藝術層次，康有為也建議他們學北魏隋唐之碑。

論書絕句 論書論畫絕句，為論詩詩之變體，清代最多。包世臣《藝舟雙楫》收有論書絕句十二首，作於道光二十四年己卯；康有為續作，共十五首，算是《廣藝舟雙楫》的附錄。

從上面我們對這六卷二十七篇的提要說明中，我們不僅可看出《廣藝舟雙楫》體大思精、系統周匝的特色。更可發現，筆者的詮釋，頗有與一般看法不同之處。而這些，也就是下文所亟欲考辨的。

第一個有待澄清的，即是《廣藝舟雙楫》與包世臣《藝舟雙楫》的關係。通常，我們把這兩本書，像看待孿生兄弟一樣，視為一類（無論是性質或內容、宗旨）。因為《廣藝舟雙楫》是為引申推廣包世臣的意見而作，見於書名、著於序例，非常明顯。可是，仔細看來，兩書實有極大的差異。這些差異，除上文已論及者外，我們分成七點來談：

第一、包世臣《藝舟雙楫》作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與《中衢一勺》、《管情三義》、《齊民四術》合刻為《安吳四種》，咸豐元年又重刻於南京，時包氏年七十七歲。而康有為撰《廣藝舟雙楫》時，才三十二歲。

《藝舟雙楫》所收，以〈述書〉上中兩篇為最早，寫於四十三歲，這是包氏書法創作及見解上一大轉關的一年，也是風格議論完全成熟的時期，因此，《藝舟雙楫》可算是包氏末年定論。康有為則恰好相反：他光緒八年入試京師，看到石鼓文後，才開始認識金石；光緒十四年冬，公交車上書，才開始購碑研究；次年，即撰成《廣藝舟雙楫》，而且只寫了十七天，就完稿了。老壯遲速之不同如此，固然讓人驚歎康聖人的才華，但也顯示了兩人創作的態度和書的性質，詳後。

第二、《藝舟雙楫》並非包氏自己勒定的系統性論著，而是揚州柳蔭庵一位性恬和尚，將所抄錄的十幾篇包氏論書論文之作付刻的。體兼書文，所以叫做雙楫。康有為的書，雖然名為《廣藝舟雙楫》，其實只論書法，而且是一本體例完密、首尾粲然的系統性論著，不像包氏書，只是雜稿薈編而成的。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以包著入雜識類，以康著入通論類，就顯示了這種體例上的差異。

在當時，雖然有人嘲笑康有為寫的只是「藝舟單櫓」（像盛伯羲《鬱華閣遺集》卷三，戲作俳諧體同雲門詩：「藝舟單櫓姓名揚，神逸佳能別聖狂」自注就說：「某君續《藝舟雙楫》，只有書法，胡石查司馬謂有藝舟單櫓。」），然包慎伯的書跟他比起來，可要單薄得多了。

第三、包慎伯的書法理論，之所以形成與寫作時間極長，又零碎不成系統，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理論是從實際創作過程中步步摸索而來。所以有關書法和碑帖的知識未必很豐富，但其理論則頗能與本人的書法相印證。

康有為論書，剛好相反，理論性建構之意多，實證工夫則較少，所以長於理論的綜攝。而且知識甚豐、用功卻少，也使得他的書法無法和理論相配合，故他自己也感慨說：「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語於此道乎！」（〈述學〉）。

不僅如此，包世臣的書法，固然是真行篆草，無不擅長，但真正精彩的卻是草書。所定《國朝書品》，只把鄧石如的草書列入能品上，《自跋草書答十二問》一文又說：「草書一道，懷寧（指鄧石如）筆勢固如銅牆鐵壁，然虛和遒麗，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以待來者自擇所處」，這個片席之留，有人就認為是包氏以此席自居。

從《藝舟雙楫》的言論中看，包氏確實對草書用功很深，論書也以草書最精，且其理論多與孫過庭《書譜》相近。這與《廣藝舟雙楫》只論楷書的情況，大不相同。而這種內容之不同，又與碑學帖學的學習徑路有關。 — — 行草以遒麗流動為美，故必須由帖學入手；楷書以端正堅凝為主，故必須重碑刻。包康兩人著作的差異，正與他們書學路線之不同，是一致的。

第四、包世臣書法得力處，在於帖學。從嘉慶四年開始，他即冥心致力於古帖。到了嘉慶二十四年，才開始對北朝碑帖用功。而此時〈述書〉上中下三篇重要文獻，卻早已脫稿了。所以，我們認為包世臣書法得力處，不在碑而在帖。包世臣自己也說：「吾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

道光以來，論書法者，異口同聲地說包氏是學北碑的、說他是鼓吹北碑的，其實都是誤會。誤會的原因有二：一、是包氏在《歷下筆談》中，對北碑書法，做了較有系統的說明；包氏以前，則尚無這樣的說明。

二、包氏盛推鄧石如（完白），他把清朝書法家分成五品，鄧石如的隸篆分真行草六種，皆列上上，並推崇為五百年來第一人；而鄧氏書法，一般認為是上溯漢魏碑刻的。

由於這兩個原因，一般人便說包氏尊碑輕帖。實則《藝舟雙楫》中找不到重碑輕帖的理論。

《歷下筆談》綜述歷代書法之流變，原非專崇北碑；鄧完白「計白以當黑，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之說（見《述書上》引），也是從刻印中得到靈感，並不一定來自北碑。包世臣雖曾認為六朝書法合乎這個道理，卻也不自以為就是自己寫字的方法。

因此，凡誤以為包氏是學北碑的人，總不免有何紹基那樣的疑惑，何氏曾說：「包慎翁之寫北碑，蓋先我二十年，功夫既深，書名亦重，學之者相矜以為包派；然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於北碑，未為得髓也！」（《張猛龍碑跋》）包氏明明是帖學，當然未得北碑之髓啊！真正尊碑輕帖、尊魏卑唐的是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尊碑篇》認為晉唐法帖經過一再翻刻後，面目全非，所以我們學字，應當學碑。他的論調，很像阮元的《南北書派論》。但二者也有不同：阮元把南帖跟北碑對立起來談，尊北碑則黜南帖；康有為則主張字可以分派、南北不能分派，何況，南方也有極好的碑，像南方的「爨龍顏碑」，他就列入神品第一。一般人都說康有為力崇北碑，其實只是尊碑，並不是特別尊北。

第五、從《筆陣圖》開始，學書者莫不矜言筆法。從鍾繇韋誕的故事開始，到梁巘《評書帖》所說：「學者欲問學書法，執筆功能十居八；未聞執筆之真傳，鍾王學盡徒茫然」，執筆法一直是中國書論的重心，也是師友授受的秘密。

包康二人對執筆法的講求，就顯示了這種傳統的傾向。可是，執筆法在兩人書學中所占的地位其實並不一樣。包世臣從年幼時向曾祖父問執筆法開始，師友講習，無不致力於此；運用黃小仲、王仲瞿的執筆法，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所以執筆法可說是《藝舟雙楫》中唯一的重點，其他一切議論，皆環繞這個中心而展開。康有為則不然，其書六卷，上四卷歷數流別、區分優劣，是全書重點；第五卷才談學書的方法，第六卷則雜談科舉字（干祿）和招牌字（榜書）等。可見兩人對執筆法的態度不同，兩書的精神旨趣也不一樣。包較傳統，康則超越了傳統。

其次，康有為專談執筆法時，意見與包亦相逕庭，〈執筆篇〉說：「包慎伯之論書，為後世開山，然其要歸於運指，其說粗謬可笑。慎怕自稱其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不知婉弱之由，敗績在指，而反攻運腕之弱，不甚謬乎？」

康有為主張用腕臂全身之力來寫字，而且腕必須平到可以放一杯水，所以抨擊包氏運指之說。其實，執筆若像劍客之握劍，則不同的劍法，便當有不同的握劍手法，怎可拘泥？沈曾植《每日樓劄叢》說得好：「寫書寫經，則章程書之流也；碑碣摩悟，則銘石書之流也。章程以細密為準，則宜用指；銘石以宏廓為用，則宜用腕。因所書之宜適，而字勢異；手腕之異，由此興焉。」（卷八）康有為力崇碑碣，故其書法運腕；包世臣得力帖學，故慣用於指，不也是頂自然的嗎？

第六、因為執筆不同，碑與帖之價值選擇也不同，所以兩人所述學書次序遂不甚相似。《藝舟雙楫》主張先臨摹唐帖，然後學北碑，寫熟了，再寫褚本蘭亭。康有為則主張從龍門造象入手，遍臨北碑，然後上通篆分以知其源，唐碑則根本不必學。

至於臨碑的方法，康有為也不同意包氏一本帖臨寫百遍，然後逐步遞換，每次字數也不可太多的講法。他要人多看，碑刻看得多了，再辨其源流，擇其精奇，隨意臨寫。如此，則臨碑旬月，便可遍臨百碑，而「釀成一體」。這兩種不同的看法，遂形成了兩本性質迥異的書。

第七、所謂性質迥異，是說《藝舟雙楫》談的主要是實際操作上的問題，《廣藝舟雙楫》則除了實際操作的問題之外，重點在於「辨其流派，擇其精奇。」（〈購碑篇〉）。換言之，康有為的工作，一是歷史的敘述、二是風格的劃分、三是價值之判斷、四是實際操作的指導。性質與包書迥不相侔。

以上這七點，都是互有關聯的。根據這七點來看，《廣藝舟雙楫》之於《藝舟雙楫》，名雖嫡子，義則開宗，無論在性質、體例、創作背景、價值取向、學習方法……等各方面，都不相同。這些不同，康有為本人未嘗不知，但此時康聖人名望並不甚顯（他的名氣主要來自公交車上書；可是在學術上，並未獲得肯定）。著書而想要流傳廣遠，即不得不附托於像《藝舟雙楫》這樣的名著之下。《廣藝舟雙楫》又名《書鏡》，稱名取義，殆自吳榮光（荷屋）的《帖鏡》來，也是這個道理。否則以康聖人之博雅，必不會落個「藝舟單櫓」的話柄。

當然，康有為之續《藝舟雙楫》，也不會只是為了想讓著作流傳廣遠；他之選擇包氏書，予以推衍孳乳，實有更深刻的用意。而這種用意，當然得從他的思想上去尋找。

以書論的發展情況來說，包慎伯之後，書學精深者，斷推沈寐叟。寐叟為通人，康有為書中也曾屢次提及。以書法論，寐叟造詣固然在康氏之上，但寐叟書論，卻遠不及康氏體系完備。

其實何止寐叟，古今論書之作，依我看，《廣藝舟雙楫》可算第一。因為它不但是第一本有系統、有條理、有歷史眼光、有風格觀點、有價值評估、有創作指向的完整著作，而且全書還洋溢著通變的哲學立場，表現了作者本人思想的特質。

所謂通變，是就其歷史條貫而說的。

史家貴在通古今之變，本是我國史學的傳統，晚清公羊家尤邃於此義。例如龔定庵的《尊史》《古史鈎沉論》，不僅認為六經皆史，更主張諸子皆史；不僅強調人要觀世之變，更呼籲改變法制以應變，所以他又自稱為後史氏。梁啟超就學南海時，康有為也即教以史學，故梁氏後來自稱為新史氏，致力於史學的改造。

至於魏默深《武進李申耆先生傳》，甚至說乾嘉樸學巨子們把史學排除在經學範圍之外，是「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途」。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公羊三世之說，本來即蘊涵了歷史發展變遷的觀念，而且通變與改制又是不可分的，凡公羊無不講改制變法、講三代因革、要廢古制而用今學。

康有為《日本書目自序》說：「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所以「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上皇帝萬言書二》）其實也是公羊家一般的看法。

晚清公羊家這一套學問，始於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李兆洛和張惠言。

這個學派，揉合了通經致用、文學辭章、今文經學，而反對乾嘉樸學，所以是道咸之際新時代風氣轉變中的融合者與開創者。

在金石、書法方面，亦復如此。那位被包世臣稱為清代書法第一人的鄧石如，原先只是一位在街上賣字的鄉下人，後遇到張惠言，惠言大為驚賞，為他廣為延譽，才能有後來的地位。當時鄧石如書法功力雖深，卻識字無多，字體頗有訛繆處，惠言和他研討書法，剖析源流，對鄧氏頗有影響。包世臣之得晤鄧石如，就是惠言弟弟張翰風介紹的。包世臣本人，也是公羊家，《述學詩》說：「劉生（原注：武進劉逢祿，字申受）紹何學，為我條經例，證此獨學心，公羊實綱紀。」（《藝舟雙楫》卷九）便是明顯的例證。

他與魏源龔自珍交好，早年也趨向變法，中年以後則以河防水利經濟等實際技術問題之研究著名，與其書論相似。《藝舟雙楫》事實上即是從實際技術層面去對傳統書法進行改革，例如執筆及始艮終乾的筆法等，他的書論之所以較為零碎、較偏向實際操作之問題，原因都在於此。自鄧包以後，清代書法為之一變，至康有為則集此變之大成。

康氏高弟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說乃師康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確實不錯。在書法方面，康有為不僅強化了鄧包書法改革的意義，更把鄧包以來整個變化及碑學之發展，跟公羊今文打並一氣，融匯成了一套通變的書法史觀與價值觀。

這種觀念，不但為歷來書論所無，較包世臣那種實際技術上的改革，也推進了一層。

以二人論分隸為例，包氏《歷下筆談》謂篆之後有隸，隸書為秦程邈所作，其後蔡邕變隸而作八分，魏晉以來則再成為楷書，「相承之故，端的可尋。」這種解釋，固然含有源流演變的觀念在，可是他仍是傳統的格局。

康有為要打破這個格局，所以他首先聲稱文字的演變，出於自然，並不是由某人造出來的，說程邈或某人造隸書造八分，實屬無稽；其次，他以今古文來解釋分隸，認為篆籀、隸等名目，乃是劉歆杜撰，今文學則只就文字不斷演變的事實，以八分來稱呼而已。因此，所謂八分，就是一切文字演變過程中，仍保留有舊體八分的文字：秦篆得石鼓之八分，名為秦分；漢隸得秦篆之八分，名為漢分；楷書則分為今分。這樣的八分說，正是他通古今之變的一個典型。

《廣藝舟雙楫》開宗明義第一篇〈原書〉，就指出文字輾轉相變，世界皆然，是不能遏止的趨勢。不僅從前如此，以後也必如此。卷二〈體變篇〉又說制度、文章、學術，無不隨時代而變異，書法之風格亦然。學者必須通古今之變，價值判斷才不至於錯亂，不會貴古賤今或貴今輕古（這個觀念在〈本漢篇〉也曾談到）。

不過，在價值取向方面，既已確知文字以變為法則、人心以變為動向，則在創作上即不能不求變化，所以他又要在書法中分判今學和古學。〈體變篇〉說：「吾今判之：書有古學、有今學。古學者，晉帖唐碑也，所得以帖為多，凡劉石庵、姚姬傳等皆是也。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卑唐篇〉說：「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新二黨，然時尚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率為所滅。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近世鄧石如、包慎伯、趙撝叔變六朝體，亦開新黨也」。

鄧包等人在書法上，只是不自覺的革新者，康有為則是自覺的。他運用道光咸同之間新興的今文學，巧妙地暗示書法也像經學史上今古文趨勢之變動；唯有明了這種時代趨向、並與時俱變，才不會被淘汰。

他是這麼強調審時與通變，要人「適逢世變，推陳出新」（〈卑唐〉），以至於他在評估碑帖價值時，也特別重視新和變。

例如〈碑品篇〉說：「若有新理異態，高情逸韻，孤立特峙，常音難緯，睹慈靈變，尤所崇慕」、〈綴法篇〉說：「新理異態，古人所貴」、〈行草篇〉說：「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本漢篇〉說：「漢人極講書法，各創新制。其樸質、高韻、新意、異態、詭形、殊制，融為一爐而鑄之，故自絕於後世」……等都是。然而，這裏便蘊涵了兩個問題：

一，是康有為非常重視變，所以也很明了時代對風格的誘導跟限制，對衝破時代限制的作品，總給予極高的欣賞。譬如他說：「齊碑之雋修羅、朱君山，隋碑之龍藏寺、曹子健，四者皆新理異態、乘時獨出，變化生新，獨標娓異。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標千古者也」（〈備魏〉）。

可是，這些衝破時代限制的作品，若純粹就其藝術價值來看，評價是否還一樣高呢？康有為面對這個問題時，顯然並不以歷史意義取代藝術價值，仍能守住藝術評價的分際。像他評李陽冰的小篆，就認為李氏之享盛名，在於他能一新耳目，但若純就藝術價值來說，則「如昌黎之古文、陽明之心學，首開家法，斯世無人，驟獲盛名，豈能過出漢人、空前絕後哉？」（〈說分〉）

他評唐碑，也是如此：「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該袞公頌，然唐人不甚稱之。其見稱諸家，皆最能變古者，當時以此得名，猶輔嗣之易、武功之詩，其得名處，即其下處。彼自成名則可，後人安可為所欺耶？」（〈卑唐〉）。這樣的立場，當然很對；可是如果一位書法家完全守舊法古，而其藝術創作水平又很高時，似乎就會跟康氏變的價值觀相衝突了。這就像康氏自己說的：「史遷之與班固、昌黎之與柳州，一以奇變稱能、一以摹古擅絕，亦未易遽為優劣」（〈說分〉），如果摹古和新變並無優劣，創作者又何必一定要努力創新呢？又何必定要自己釀成一體呢？

從這個問題，自然導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復古與創新的糾葛。因為康有為既說「書貴有新理妙意」，卻又說「學以法古為貴」（〈卑唐〉）「學書必有摹仿」（〈學敘〉），未免首鼠兩端。再者，他又力崇漢魏碑刻，似乎也與他求新求變的宗旨不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記得梁任公曾說過，晚清公羊之學，是「復古即解放」（《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節）。這句話，便是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原來，在社會變遷時期，我國的學術文化為了要解決問題，應付新的變局，往住會採取反溯往古的作法。故其復古，實即意在開新。

而這種以復古為開新的手段，通常運用兩種方式進行：一是通過對傳統經典的注解與再詮釋，達成改革的目的。比如春秋時期有孔子之刪定六經、魏晉時期有何晏王弼之注釋《論語》《易經》、宋代有朱熹之重注《四書》，這些人，都是在社會與文化變遷時期，在傳統型態下的改革者（reformer intraditionalist form），他們對原有的價值系統、文化體系，提供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內涵。

除了這種方式之外，古人也常在社會變遷時期，懷疑、破壞既存的文化與價值系統，而反溯往古，尋找新的價值標準。像漢末，經歷了幾百年儒家名教之治以後，學者開始懷疑了，故《三國志．魏志．杜畿附子恕傳》說：「今之學者，師商韓而尚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

為了應付新局面，學者不得不從儒家以外的價值系統中尋找新方向，所以當時採申商之學者，有劉歆、徐幹、桓範；採公孫龍子的，有爰翰、阮祿；採墨家的，有魯勝；採縱橫家的，有劉陶、王衍……。春秋戰國，周代封建秩序崩潰之際，諸子百家之晨起，各述所聞，而謂為黃帝、夏禹、神農之術，也是如此。甚至，在康有為之後，五四反傳統風潮中，整理國故和表彰晚明小品等活動，依然是循著這個模式。

晚清今文家，實際上就是揉合了以上兩種方式而興起的新學派。

以康有為來說，他的《孟子微》《春秋董氏說》屬於前者；《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則屬於後者。在乾嘉樸學之後，他們一方面要推倒既存流行的文化傳統（例如康有為說：「二千年來政與學皆新學偽經之類也」，譚嗣同也說：「二千年來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皆荀學也，皆鄉願也」，而要「衝抉網羅」）。

一方面要尋找新的方向與價值體系。所以從汪中以降，研治先秦諸子和探討佛學之風大熾，西漢今文經典與經說，更是其中最有震撼力的一股勢力。西漢今文經典大半早已亡佚，其經說亦沈寂千載，現在被他們找出來，重作新解釋，借以為新時代找一出路；這種活動，誠然是種復古，但復古即是解放，是從舊有的體系和觀點中解放出來；而復古也是創新，是新的導向、新的內容，因此陳熾在光緒十九年為鄭觀應寫《盛世危言》的序時，就明確地說：「天與中國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一統之端倪也！」

這樣子復古，則所復之古，必不同於古，是可以斷言的。晚清今文，絕不同於西漢今文，也是非常明顯的事實。這點，在學術上固然容易引起爭議，但今文家本身卻根本就不曾以合古為目的，根本就不想恢復歷史的原貌，他們認為復古的終極目標不在重建，而在自得。

魏源序龔定庵文集時，就說：「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越甚，則復越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所謂逆，就是反對現存的風氣、現有的文化框套，而溯古直尋。所以復古便是復本，本就是自得。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可知道：康有為一方面鼓勵並欣賞書法家要衝破時代、逆運會而求新變，一方面又要人法古，貌若矛盾，實則本為一事。何況，復古即是自得，能通古今之變，自然也不需要墨古守法，他稱贊王羲之、楊凝式、鄧石如，都基於這個觀點，如〈本漢篇〉：「右軍惟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楊少師變右軍面目，而神理自得。學者欲學書，當知所從事矣。」〈說分篇〉：「完白山人之得力處，在以隸筆為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用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便成方筆。（後人）多方矯揉，佐以燒毫，而為瘦健之少溫書，何若從容自在，以隸筆為篆乎？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鑒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為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這些話，把復古即是返本自得的道理，講得清楚極了。

通過他這些話，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廣藝舟雙楫》所表現的意義或價值是多方面的，它既強化了鄧包書法革命的意義，又擴大了它的影響；其次，他將鄧包以來藝術之改革與公羊家革命思想連貫起來，並以這種意義為導向，提供了有關書法的系統性知識。無論從思想史或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康有為這種成就都是極為特殊的。

假如以上整個推論還不太錯，則我們當可明了他寫作《廣藝舟雙楫》的微意。

康有為自光緒十四年戊子日本奪取琉球後，即寫信給翁同龢潘祖蔭，大談變法之道，又上書皇帝，主張非變法不足以圖存。不僅毫無結果，且舉國以為狂；逡巡至十五年己丑歲暮，黯然返回廣東，《廣藝舟雙楫》就作於這個時候。〈敘目〉中大發牢騷，說：「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悁悁然思，俛攬萬極，蹇鈍勿施，格絀於時，握發慹然，似人而非。」然而他的朋友勸他：「盍黔汝志，耡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沉。」所以他才寫這本書：「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暮也。」

然而，康有為心裏，真地認為這是一本無用的書、做的是一樁無聊的事嗎？不然！他在〈敘目〉最後，說他「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待我草玄焉」。草玄，用了黃山谷論王荊公：「草玄不妨準易，論詩時近周南」的典故，可見他隱隱然是要以孔子自居的。

大概他在實際政治活動中遭到挫折後，即想運用著述來達成變法的理想。恰好當時京朝士大夫無不講金石考古，他便以此做為著述的起點。次年，即開始在長興講學，隔了一年，便寫了《新學偽經考》，隔年又作《孔子改制考》。所以，他論書法的意見，其實就顯示了他整個思想的主要內容與精神；而《廣藝舟雙楫》的內容，跟《偽經考》等書，也是相連貫的。

關於這兩點，我想再稍做說明：

大概除了康有為以外，我國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論書法，曾把它和政治、學術、文學、社會結合在一塊兒的。

比如他說：「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原書〉），說：「漢自宣成而後，下逮明章，散文、篆法之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同時會，可以觀世變矣」（〈體變〉），說隸書與楷書的變遷：「太樸之後，必繼以文；封建之後，必更郡縣。五德遞嬗，勢不能已」（〈體系〉），都是透過公羊家三代質文代變之說，綜合學術、政制、文學等各方面，共觀世變。他不像包世臣或其他人，單純而孤立地討論書法，而跟論者本人的思想學術內容或精神，毫無關聯。

正因為如此，《廣藝舟雙楫》和《偽經考》才能連貫起來。《廣藝舟雙楫》中，多處提到劉歆偽造鐘鼎古文及許慎詆毀今文的事，可能在此時，《新學偽經考》已有部分成稿了。

所謂偽經，是否定古文經典的存在，認為古文經典及鐘鼎古文，全屬劉歆偽造。怎麼證明這個論點呢？釜底抽薪之計，便是證明古文是假的；古文既偽，古文經自然也不會是真的了。然則，古文何以是假呢？這就得用上《廣藝舟雙楫》那一套文字變遷由繁趨簡的理論了。《新學偽經考》卷三：「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人事趨於巧變，此天理之自然也」，古文若早於小篆，其形必繁，可是像云字，古文只作雲；淵字，古文只作囦，可見古文是假的。「劉歆為偽經，更為偽字」（卷九）。

因為古文鐘鼎都是假的，所以用吉金來印證六經紀錄的是周代史實，便不可能；說六經是周史的古文家，更是荒誕；至於「後世所指為漢學者，乃新學（即云劉歆飾經佐王莽篡漢，身為新莽之臣，經亦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亦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偽經考》序）。六經應該是孔子改制變法、撥亂反正的著作，《孔子改制考》於是乎作。確定六經皆孔子改制之書，則其中微言大義究竟是如何呢？這就需要《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春秋董氏說》來闡發了。如此環環相扣，層層聯銷而下，如源泉噴湧，遂至於汗漫無極。若溯其源、挈其本，則《廣藝舟雙楫》是一冊不可不讀的書。

從以下幾個個別問題的考察中，我們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一、西學的問題 — — 張灝在《晚清思想發展試論》一文中，認為在一八九五年以前，當時所謂大儒如朱次琦、陳灃、俞樾、黃以周等人的著作中，普遍表現了對西方學術漠視的態度，所以幾乎找不到西學的蹤影。此說只有片面的理由，因為至少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在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即已刊行了。康有為光緒四年冬辭別朱次琦，光緒五年即開始漸購西學之書，講習西學，並嘗試「參中西之新理」，定大同之制。光緒十二年，康又托張延秋勸說張之洞：「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在《廣藝舟雙楫》中，卷一〈原書論〉，康有為運用泰西印度諸國族文字，來證明文字發明及變遷之理，就顯示了他對西方的知識。撰寫《廣藝舟雙楫》之後，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二年寫《日本書目志》、梁啟超則著《西學書目表》；次年，梁又編纂《西政叢書》，並設大同譯書局。這些舉動都顯示了康有為對西學的關注。

不過，我們對康有為變法論的根源來自西學一類說法，卻不能不感到懷疑。從《廣藝舟雙楫》來看，書撰於「大講西學」之際，可是書中通變的觀念，仍然來自經史。西學之於康氏，恐怕跟他對待諸子佛道的態度一樣，是兼習而非根本，他主要是用西學來補充、印證、推廣他得自經史的一些觀念，所以西學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不會發生和中國文化衝突或調和等問題。換言之，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學術沒有道器之爭。

晚清學界，從洋務運動開始，多半即慣於在傳統中改革，而其改革偏重於西洋器械知識方面，所以認為政教是道、機械是器，輸入西洋機械，以謀中國富強，借以維持中國的政教，「求形而下之器，守形而上之道」來避免淪亡。

這種辦法，後來徹底失敗了，於是學者又提出新的論據，主張道器並非對立的，其關係互為表裏，透過器即可表現道，只不過道器有體用本末之異而已。例如陳熾《庸書》外篇：「道與器別，體與用殊，互為觀摩，互資補救。」（卷下〈審機〉）鄭觀應《盛世危言》：「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凡例〉）湯震《危言》：「西學只是力於器而有時暗合於道。」（卷一）都表現了這種立場。他們認為中國本來道器兼備，後來器傳入西方，故西方反而能道寓於器，中國則道隨器失；因此我們學習西方，乃是要因器求道，得其政經之道。

這種思想，雖與洋務論差異甚大，但仍是把中西當作兩個範疇對照著看，康有為的想法，則和他們完全不同。

康有為的思想中，完全沒有道器的問題，原因是他並沒有通過有關洋務這一條思想背景，而直接來自公羊經學。他從不把傳統視為靜態的存在，所以他面臨的也不是傳統如何改革、或如何在西方衝擊下尋求調適之道的問題。

他認為傳統本身是動態的發展，從據亂到升平、到大同，既是聖人所說，也是人類公理。西方所得以達致者，只不過依此公理變以致之罷了。我們要從據亂逐步邁入大同，仍然必須求變。因此，不是仿效西方來變法，而是西方之經驗合乎經義，合乎經義即已獲致成效，我們自然也應當合乎經義：「泰西……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保國會演說辭》。見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代史資料初編》下）整個變法觀念的重心，始終在經，而其方法則是復古，正與他畢生尊孔保教的立場相吻合。

《廣藝舟雙楫》就暗示了他這種導向。近世論思想史者，未能參稽《廣藝舟雙楫》，故對康有為的思想路數頗有誤會處。

二、八股與楷法之問題 — — 《廣藝舟雙楫》卷六有〈干祿篇〉，討論以書法得官的問題。本篇基本立場是反對以書法取士的，所以一開始就說書本末藝，漢代並不以此講試科吏，可是從唐代以書判選士以後，竟蔚為風氣，因此他也只好來討論這種科舉的書法。篇名干祿，是特別把它跟書法藝術分開的意思。他這篇文章，如果孰悉公羊學的淵源，便可知道是仿龔定庵《干祿新書》而來的。

清朝是最重視書法選士的朝代，貢士中禮部試、殿試，都以「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致」者為上選，因此楷法是和八股科考分不開的。

龔自珍自云：「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構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干祿新書》序）

可見這本書是對當時風氣極強烈的嘲弄。康有為的態度，與龔自珍相似，他說：「馬醫之子，苟能工書，雖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積資至尚侍，耆老可大學士。苟不工書，雖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階清顯，況敢問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墜地，失墜之由，皆以楷法，榮辱之所關，豈不重哉！此真學者所宜絕學、捐書，自竭以致精也」。這種感慨，也是極沈痛的。

此一態度，可能與康氏早歲不喜帖括之學有關，戊戌變法之前，康即主張變科舉（光緒二十一年），也可看成是《廣藝舟雙楫》這種態度的延伸。

三、關於《新學偽經考》 — — 光緒十五年秋，康有為離京返粵。冬春之間，與黃季度同訪廖平於廣雅書局，廖平出示所著《知聖篇》，康馳書痛駁。次年春，廖至廣東安徽會館訪康。至十七年四月，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序》，七月全書刊成。廖平開始爭辯，認為《偽經考》即是根據他《今古學考》中〈辟劉〉一篇推衍而成。此事遂成經學史上一大疑案。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相信康是深受廖平影響的；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此事也有詳細的考證，康之竊廖，幾已論定。然而，若讀過《廣藝舟雙楫》的話，對這樁疑案，便會有新的看法。

前已說過，《廣藝舟雙楫》中屢屢論及劉歆偽造古文及經典事，〈原書〉第一，甚至逕云：「古文為劉歆偽造，雜採鐘鼎為之（余有《新學偽經考》辨之已詳）。」

不但如此，〈分變篇〉全文幾乎也完全和《新學偽經考》卷三下中間一大段相重複。這種現象，顯示在寫《廣藝舟雙楫》時，《偽經考》已有了部分成稿，否則縱使「余有《新學偽經考》辨之已詳」那條小注是後來補加，全書的精神旨趣也不會與《偽經考》如此吻合。〈分變篇〉，可能就是依《偽經考》底稿而修改成篇的。這種推測，我還有兩個旁證：

第一，康有為平時讀書運思，劄記甚多，此類劄記，例皆冠有標題。如《新學偽經考》成書之前，即有《毛詩偽證》、《古文尚書偽證》、《古文禮偽證》、《周官偽證》、《明堂月令偽證》、《費氏易偽證》、《左氏傳偽證》、《國語偽證》、《古文論語偽證》、《古文孝經偽證》、《爾雅偽證》、《小爾雅偽證》、《說文偽證》等。

這些東西，康有為說明是「著」，其實可能都屬劄記；陳千秋和梁啟超協編《偽經考》時，就曾運用並參考了這些資料。陳梁入歸南海門下，事在光緒十六年。依例推之，光緒十五年撰《廣藝舟雙楫》時，已有《偽經考》之草稿，實不足為奇。

第二，廖平力辨《偽經考》是竊襲《今古學考》，實在噉名，故齗齗不已。但廖平所言，亦有不盡可信之處。錢穆引其《經語》甲編卷二「丁亥作《今古學考》。戊子分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辟劉篇〉」諸語，謂：「廖氏《古學考序》，自稱《今古學考》刊於丙戌，此又云作於丁亥，必有一誤。據此，則知〈辟劉〉〈知聖〉兩書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蘇見俞蔭甫曰俟書成再議乎？抑猶未為定稿乎？大抵廖既屢變其說，又故自矜誇，所言容有不盡信者」。

我們推測，《今古學考》刊於光緒十二年丙戌之說必誤，其書可能至十五己丑仍未定稿，康有為也並未看到他的《辟劉篇》。因為廖氏《四益館文集．致某人（康有為）書》，自云兩人會於安徽會館時，廖出示的乃是尚未成書的《左傳經說》，且謂康有為將《左傳》歸入新學，與廖自己的看法相左。現在《偽經考》中依然將《左傳》歸入新學偽經，怎可說是康襲廖書？

依據這兩個旁證，加上《廣藝舟雙楫》所呈現的證據，康襲廖書而撰《新學偽經考》之說，似乎可以翻案了（不過，在此仍有一個疑問無法解決，因為《偽經考》卷三下那一大段跟〈分變篇〉重複的文字中，提到隸書之名，是劉歆欲黜今學，故以「以徒隸之說比之，以重辱之。」《偽經考》中注明此說為門人陳千秋說。可是《廣藝舟雙楫》這一段重複的文字，並無門人陳千秋說的小注，陳氏在此時，亦尚未就學南海。這個疑問，究當如何解釋呢？）

從以上這些問題來看，許多有關康氏思想及學術的重要問題，《廣藝舟雙楫》都能顯示重大的解答線索，此書之值得重視，自不待言。可惜近代治思想史的人多不懂書法，研究書法者，又往往忽略了藝術與思想流變的關係，不僅無人注意到晚清書法改革與思想轉變的關聯，對《廣藝舟雙楫》的精神與內涵既無從探究，對康有為的學術及思想也不易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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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3月19日為康有為生日（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
部分圖片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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