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統治世界的不是空間而是時間

俯瞰倫敦，最好地方當然是亞歷山大宮，格林威治公園則最為怡人。它原是皇室首座御苑獵場，林草茂美。周邊又有全球最大的海事博物館、河港及碼頭上的卡提沙克號商船等等可觀，足以消磨時光。

但遊人其實不是要看這些，主要是想看看「時間」。

這大概也是全世界唯一以時間為主題的旅遊點。

英國人對此一定很自豪，否則不會在首都拿出七十四公頃這麼大塊綠地出來做為公園，讓人體會英國的、也是世界的時間。

這一百多年來，大家都以經過這個天文臺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以此計算地球上的經度，並以這裏為「世界時區」的起點，以它的計時儀來校準時間。

這即是現代人所依據，並用來過生活的時間。

當然，這也不是格林威治天文臺自己忽然訂出來的，而是一套傳承自兩希傳統（希臘與希伯來），而在近代工業社會大獲發展，並在格林威治明確下來，成為全球規範的時間觀。

年，是現在這樣，一條直線走下去的，2018、2019、2020、2021……，不是年「復」一年。也不分為二十四個節氣，周而復始。更不是六十年一甲子，循環一次。氣運，陰陽之「消息」「一陽來復」等等，亦都不講了。

不是只跟中國傳統的循環往復式時間觀不同而已，也與歐洲許多民族本來的時間觀不同。

歐洲許多民族本來都從自身的勞作習慣中得出一天與四季的觀念，甚至按照農活來劃分時間。比如日耳曼部落的曆法：休耕月是6月，收割月是7月，播種月是9月，酒月是10月，打穀月是1月，枝月是2月，牧月是4月。查理曼曾經想用這些名稱來統一曆法，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些叫法在不同地區代表了不同的時間。而「年」這個詞的本來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而有「收獲」的含義，表現了一種時間的循環與周期性的人類活動，人與自然是結合的。

傳承自兩希傳統（希臘與希伯來）的時間觀卻大異其趣。

希臘的時間觀，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別人都就時間說時間，他不是，他說：「時間是關於前和後的運動的數」「時間不是運動，而是使運動成為可以計數的東西。」

你聽得懂嗎？

他是希臘人，所以很哲學地說：「時間」是一種對時間的測量，是一個物體運動的量度，比如我走到餐廳要十秒，這就是時間，是一種時鐘式的時間。

後來西方人鍾情於製造、設計、美術時鐘等各種計時工具，成為一種文化、一種藝術品類，即起源於此。但它的本質是科學的，我們用它們來測量時間。

這種時間需是同質、均勻，才可測量。牛頓說：「絕對的、真實的和數學的時間，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與任何外在的東西無關，它均一地流動……」。這樣一種物理學的「絕對時間」要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才受到懷疑和批判。

古代個民族巫師、史官、占夢諸法，都沒有這樣的線性時間觀，只有現代科學的歷史學才是它忠實的服膺者，而且現代史學就僅僅是（現在）人處理過去之事的一套工序。

然而，根據海德格爾描述：「這種當前時間（Gegenwartszeit）被解釋為不斷滾動著通過現在的流逝序列；這種前後相繼的序列在方向上被說成是單向的和不可逆的。一切發生的事件都是從無盡的將來滾入不可回復的過去。」

可測量的線性時間有兩個特點：一是均質性，二是不可逆性。它必須是均質的，每個點都一樣，才可能是線性的和不可逆的。

均質，是把時間等同於空間，等同於純粹的「在場」。不可逆性，是把時間看作一種「現在之流」，過去是已經消逝的現在，將來是尚未到來的現在，總之都是「現在」。

史學無疑就是（現在的）人處理過去之事而形成的一套知識。可是由於時間終究不可逆，所以其所謂歷史，終究只是現在。號稱可以重現過去、回到舊日現場，而其實只是科學的戲論，「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體現著現在。

這樣，就構成了自身的矛盾或詭論，最終歸於虛無主義。

現代史學「重建客觀歷史真實」之宣傳，乃因此只是自我欺騙，噓雲成象，最後把自己哄住了。

面向過去的追問，回答的，僅是現在的心事。時間終究不可逆，過去的歷史，眾聲喧嘩，卻終究只是現在的聲音。

線性的時間，還表現在線性的敘述中。

敘述需要時間，不但先說與後說形成時間之鏈，還要把事情的先後安裝到時間之流中。

可是，時間假如是線性的，敘述便也只能就一條線來說。政治史只講興亡，不太談性、愛、婚、生殖、家庭、賣淫等事。若轉過頭來，專談女性權利和肉體的政治學，那又不能談政權的興衰了。硬要談，必將造成政權的尷尬，把政治變成了一場桃色糾紛。就像革命史，若以當時幾個女人的身體、權力與愛情為線索，必然會講成完全不同的故事。當然，政權是不會輕易讓你講的。

故「花發多頭」只能「但表一枝」。集中的同時，乃是遺忘，掛一而漏萬。

由史書體例看，過去我國寫史，卻都是複合式結構，等於混聲大合唱。如《史記》，本紀，記歷代帝王言行政績；世家，講世襲的王侯封國和特別重要的人；列傳，說不同階層人物，包含遊俠、商人、占卜人，甚至國內外各民族之事；表，以表格形式排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對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解釋典章制度，如禮樂、經濟、天文、曆法等。彼此盤旋、環裹、互著、別裁，交光疊影。

現在學院史家推廣的、或執行的，卻只有一道直線的光，單一光源，獨照一路。與焦點透視的西方繪畫、單眼窺伺的攝影與暗房相似。又僅有一條歌喉，不能「一聲兩歌、一手雙牘，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戚蓼生《石頭記》序）。機械式的思維，理性的敘述，不哭、不笑、只是理解的考證，所以只能哼一種「記事本末體」式的腔調，令人昏昏欲睡。

而這樣單調敘述的意義又在哪呢？

人在這種不斷流失的線性時間中，終有一死。所以這只能形成了人自己的虛無主義。過去的人，生了又死：過去的事，有了又無，知道與不知道，有什麼差別？別人的興衰悲喜，跟我又什麼相幹？至於你自己，則像尼采說的：生命如此短暫而悲苦，每個人都要死，而且生活中苦多樂少，那，為什麼還不自殺？

人卻又不可能擺脫線性時間的不斷流逝。若要，就只能設想有一個無時間的、永恒的天國。天國、無產階級天堂或上帝，都是沒有時間性的概念，是歷史終結之處。

不斷流逝的線性時間，竟又如此創造出了它的對反面。當然，它的宗教意義也在於此。

就如聖奧古斯丁說的：「以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輝，和川流不息的時間作一比較，可知二者絕對不能比擬。時間不論如何悠久，也不過是流光的相續，不能同時伸展延留。永恒卻沒有過去，整個只有現在。而時間不能整個是現在，他們可以看到一切過去都被將來所驅除，一切將來又隨過去而過去，而一切過去和將來卻出自永遠的現在。」

猶太教基督教的時間觀，都是從上帝創世時為起點，一直指向時間終極的末日審判。所以是方向明確的單行線。「神時間」如永恒之太陽，「人時間」如蠟燭，越燒越短。彼此的命運是注定的，因而它充滿了魅異的命定論色彩，史學理論上稱為歷史決定論。

歷史決定論不但是一種宗教，且就是宗教之本質，因為宗教最主要的功能即是告訴我們將面臨何種命運。

而描述這樣的命運，便需要宗教之大敘事，從開天辟地到毀滅或重生。

可是宗教一旦誕生，也就預告了它的毀滅。故《聖經》所述十誡中的第三誡就是「不要妄談神之名」。意思是告誡人不要利用神之名義做人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不這樣，人還要神和宗教這面旗幟幹什麼？

歷史上，宗教崩潰之例亦多矣，卻又並不是宗教的故事本身有什麼問題（因為聖母童貞懷孕，佛陀脅下出生、立刻能行七步，老子母親懷孕八十年而生老子，孔子乃黑龍之精降生，濕婆割掉生殖器扔向人間，男人遂有了 — — 等故事，都是教徒深信不疑，而教外斥為囈語的。信者恒信，多荒誕都沒有問題；若不荒誕，反而顯不出該教之神奇）。而是講述宗教故事的人背離了他所說的神，產生了膨脹、欲望，將自己的需求加在故事上。

但這樣，卻又保障了宗教。

因為錯的總是人而不是神。信教的人雖不斷犯著錯，宗教這一套無所不包的故事可沒有倒。縱使猴子進化為人的學說出現了，也不影響人繼續上教堂去讚美主創造了自己。

每個人也都知道：宗教故事的產生，是為了人類的法律規範和價值觀能夠得到更好的認可。不管是好的出發點還是壞的出發點，宗教的存在，實際上是明確了一套高於人類的法則，並讓一部分相信的人能夠遵守最根本且善意的秩序。宗教徒雖然做盡壞事，如燒殺女巫、屠戮異教徒、燒書、禁止自由思想等，但你仍可發現有信仰人的人能夠做出更多符合規則和善意之事，故不能否認這也是宗教的良性目標之一。

只不過，宗教的善意必須維持在自由思想的環境中。信者恒信，是因別人可以恒不信。多元的社會，才能展開體貼他人、寬諒他人的善意和品德，如若一元化了，就只有權威和霸道，社會只有一只麥克風。

基督教得到了那只麥克風。

在羅馬成為「麥霸」之後，它便開始改造民眾的時間觀。

本來12月25日是波斯太陽神密特拉（mithra）的誕辰，便被羅馬教會改造為耶穌誕生紀念日。其實誰知道耶穌生日是哪天，連哪一年都不清楚呢！

目前的推理是這樣的：《聖經》提到耶穌的表兄施洗者約翰在提比留·凱撒在位第15年開始傳教。提比留於西元14年9月登基，因此他在位第15年應該是西元28年下半年至29年下半年。那時約翰開始向人傳教；六個月後，也就是元29年秋季耶穌大概也去傳教了。當時耶穌「約有三十歲」（路加福音3：23）。如果西元29年秋天耶穌剛滿30歲，他就可能生於公元前2年了。如果已經超過30，則還要生得更早些。

就這樣稀里糊塗到六世紀。東羅馬為了修訂曆法，乃根據「耶穌被處決時約三十多歲」的記載，從那一年減去三十，作為新紀元的元年。所謂「西元」便又這麼糊里糊塗誕生了。

可這還是只有年而無月日，故又再改造異教徒的太陽神生日為耶穌誕辰。

農事的時間也要改，須與教會儀式的時間掛鉤，用基督生活中的節日與聖日來劃分年日。例如收割節、釀酒節、播種節本來是向大自然祈福的儀式，被基督教改造成了對造物主的感恩「四季大齋節」，以天賜禮物為祭品的禮拜式。

然後再對自然時間進行純理性的分割。

這種思想來自於希臘哲學的原子化思想。Honorius Augustodunensis（1080–1154）把時間分割成4個點，10個分鐘，15個部分，40個片刻，15個「signs」和22560個原子。教皇Sabinianus（604–606在位）則訓令修道院的時鐘每24小時敲7次，作為規定的祈禱時間。

在公元1345年左右，人們開始接受將一小時劃分為60分鐘，一分鐘為60秒的做法，這種對時間劃分的抽象框架，逐漸成為人行動的參照點。

13世紀，機械鐘的發明終於實現了時間的機械化，從此時間不再僅僅是自然界的標度，而是一個被人測量得出的，獨立的、數學可度量的標度，是一條單向延伸的直線；從而人類真正形成了線性的時間觀。

也正由於這種時間不可倒流的觀念漸漸成為共識，標準化生產的廉價鐘表帶來的守時、有規律的作息，乃成了工業化生活的先聲，「時間就是金錢」成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道德。

本來這種圓形時鐘，正好表示循環的時間，但後來大家看時鐘的觀念卻仍是直線的。為什麼？

因為從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可測量之時間，就是物理性的「時鐘時間」。人終於發明了時鐘，附會亞里士多德的基督教神學乃正好用它來測量時間。這種時間就是海德格爾所講的「現在時間」（Jetztzeit）。

每個抬頭看鐘的人，心底那句話都是問：現在幾點？ — — 它是同質的和均勻的，因此才是可測量的，這是科學的時間概念。

同時教會也大力借用並推廣這種新科技。其建築，最巍峨的就是鐘樓，鐘聲也是天主教的象徵。鐘鑲在樓上，鐘聲則敲進信徒的靈魂。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各一次。每敲一次鐘，便念一段《三鐘經》經文的傳統，現在仍被隱修院延續下來。一般鐘聲則是去教堂參加彌撒（missa）和時辰的祈禱，提醒大家到教堂與主相遇。大節日的開場，當然也是敲鐘。本堂司鐸去世，教會仍要敲鐘，云彼已經安息主懷了。

1355年鐘樓鐘聲的性質於焉變質，成了世俗衝突的號角。那年英國牛津大學學生去一家酒館酗酒，罵酒的質量不行，爆發衝突，杯盤橫飛。吃虧的老板敲響了鎮上教堂的鐘聲，憤怒的民眾隨即湧去支援；吃了虧的學生也趕緊敲響了大學教堂的鐘聲，號召救兵。雙方大戰數日，市民攻破大學生防線，殺了63人。

後來判了城市每年要給被打死的大學生一個銀幣，500年付清。故牛津市長每年修飾節都會領著62名市民去大學道歉，並在聖瑪麗大學教堂裏舉行彌撒時將罰款交給學校，直到1825。

鐘樓鐘聲於是又成了和解的象徵。

到1648年，牛津湯姆大鐘掛上時，學院有101名學生，因此晚上9：05分大鐘敲101下，提醒學生就寢。鐘聲已與宗教無關了，只是生活作息之提示。這，延續到現在。

時鐘生活便如此把人鑲嵌到線性的、可測量的時間中。時間完全被數學化了，變成了與空間坐標X、Y、Z並列的坐標T，也變成了具體的1、2、3、4、5、6……點鐘。

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全球殖民事業的推展，不只開拓了空間，更統一了時間，全球被納入「一個」共同的時間中。

自1924年2月5日開始，倫敦格林威治天文臺負責每隔一小時向全世界發放調時信息。

雖然因地球每天自轉是有些不規則，且正在緩慢減速，故格林威治天文觀測不可避免會有缺陷，而被原子鐘報時的世界協調時間（UTC）所取代。但不影響這個世界時間被統一的狀況。

各民族原有的時間及其觀念、節日，如果他們還記得，也不妨保留，但都是附屬的物事、模糊的月影，只在太陽照耀不及之處，予人以回憶、點綴和慰借（如我們的元宵、中秋、冬至等）。

所有正式的、工作的時間，都依格林威治和UTC；可以緩口氣、唱首歌，歡樂慶祭或休養生息的時候，才利用得到傳統時、令、節、日。

於是，你一早就會被鬧鐘吵起來，隨著鐘表的指針跑步，吃飯、喝水、吃藥、早餐、趕車、搶路、打卡、開會、上課、下課、再上課再開會……。學校都有教堂般的鐘聲，課程都是計算課時的，時間都以教會的「禮拜」為段落……。政府、工廠和公司也一樣，因為工資也是按這個時間算的。

於是我們在時間中凌遲著生命、在鐘表中計算得失，爭分奪秒，時間就是金錢。當然，我們也還沒完全忘記循環的時間：加班出來，抬頭又看到了昨天的月亮。

格林威治晚上卻不開放公園，他們不讓賞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