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沙漏fragtime》-日本集體性的脈絡與找回自己的故事

2021/05/02閱讀時間約 28 分鐘

(村上遙/森谷美鈴)

在2019年，《時光沙漏fragtime》的ova電影在台上映。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動畫電影，本作因題材尤其特殊而受到非常之少的關注。本作少見的不帶掩飾的直接講述女性之間的戀愛情感，也就是在二次元圈中所謂的「百合」。幸運的是，本作並沒有為了迎合男性觀眾而讓兩位主角被物化而成為性的客體，本作在人物上有著以短篇幅來說令人驚艷的塑造。若要以印象來比喻的話，筆者認為本作最像是短篇幅的《終將成為妳》。尤其是七海燈子與村上遙在人物故事的塑造上極為相近。但若要追溯作品時間的話，《時光沙漏fragtime》的創作時間遠早於《終將成為妳》。故而，村上遙說不定才是七海燈子的原型。將兩者比較後，筆者認為《時光沙漏fragtime》在呈現村上遙的心病上更為直接與明顯。筆者在村上遙的身上看見七海燈子的影子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兩者同樣面對著自我定位的混亂。在筆者上一篇討論《終將成為妳》的文章中，筆者選用榮格心理學做為分析素材，而本文筆者決定以日本的集體意識作為村上遙心理形成的切入點。而在解構的過程中，筆者不會忽略角色描繪相對薄弱的森谷美鈴，畢竟她是村上遙成長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分析一部作品前必得先掌握其劇情，因此筆者將先以一定篇幅介紹這部作品的劇情。全作主要是從第一女主角森谷美鈴的視角開始。在一開始先從她與一個同學的對話來告訴觀眾她非常不擅於社交一事，再進一步帶出她常用時間暫停的能力來逃避社交。在暫停的時間裡，美鈴可以自在的做任何事，直到有一天她基於好奇心而去掀了村上遙的裙子。因為遙不知為何的仍能活動，美鈴偷掀裙子的事被她拿來威脅，不得已之下只好答應她會做任何事。當第二天美鈴再度以時間暫停來逃避社交時，就在一旁的遙追了出去並在逼問美鈴下得出了她能動的原因是美鈴想與自己共享這段時光，接著再推論出了美鈴喜歡自己的結論。隨後的假日美鈴就被自己完全無法應付的遙強行叫出來約會。遙的各種挑逗讓美鈴無比心動，但遙的話語中潛藏了更深的涵義。隨後兩人目睹了遙的男友劈腿的事實，但遙似乎並不在意，因為她本來就是迎合對方的心意而跟他交往的。無法忍受的美鈴決定以時間暫停的能力來報復對方。接著兩人一同度過了許多時光的碎片，美鈴也逐漸發現遙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她對於其他同學了解的過於深刻了。另一方面，美鈴對遙的獨佔欲日漸增強，她變得無法忍受她與其他人相處。當遙表達出不滿時，美鈴立刻就停止了。太久沒被暫停時間的遙反覺奇怪，所以在一次美鈴去保健室時特地來查看。雖然她不是很喜歡被任意暫停時間，但她同時也希望美鈴能講出自己的想法，而答案就是美鈴鼓起勇氣吻了她，兩人隨後也第一次正式接吻並正式交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美鈴知道了班上同學對遙的真實想法，她們認為遙習於討好別人並看她不順眼，人性的表裡不一正是美鈴討厭與他人交流的原因。在之後，遙在暫停的時間中愈來愈大膽，她也希望在這段時間中拍攝的照片由美鈴保存以確認這段時光的存在，兩人愈發渴求這段獨處的時光，但美鈴的能力卻逐漸削弱。

因為能力削弱的關係，兩人所做所為洩漏了一些，而背後說遙的壞話更加猖獗。遙事實上只是在按照每個人對她的要求做事，然盡善盡美完成任何要求的她卻被貼上了逢迎諂媚的標籤。遙對於她所經營的這段人際關係真正的想法是沒有人想了解真正的她。深受刺激的美鈴大膽提出了去遙家的請求。來到遙家的美鈴稱著遙不在時終於發現了她的秘密。她發現了遙為了配合他人的想法而調查所做的數百本小冊子。遙一直以來都在努力的把自己活成大家需要的樣子，她想要得到大家的喜歡，但也失去了自我。美鈴為了改變她便在一次時間暫停中突然讓時間流動，她要讓大家發現真正的村上遙。認為自己一無所有的遙被美鈴肯定了自己的意志以及努力，也因而察覺了真正的自己進而解開心病，全作在兩人關係正式持續的狀態下告結。

在其他的社會中，村上遙的狀態無疑是個異常，她的所作所為並不是一個心理正常者會作的事。但她身處的是日本，筆者推論日本極強的集體性乃此種心理的根源。而要解構其集體性則必得先爬梳其形成之脈絡。筆者所謂的集體性所指稱的是一種特別以「群體」為重的心態。不論是個人思考或行動上，集體皆為依歸。反面來說，社會也形成一種團體意識極強的風氣，無形的社會框架會要求身處其中者去融入大環境，成為集體的螺絲釘。以下將以大篇幅來闡述集體意識的形成脈絡與其三段演變，闡清後方帶回本作討論。

若要上溯日本集體意識形成之脈絡，筆者認為在近現代史中最早應是自江戶幕府被迫開國時便有其源頭。在這之前的日本所處的是極為混亂的戰國時代。在民族意識上缺乏一個統一的想像，因為缺乏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作為詮釋民族的中心。以下為其簡易脈絡: 「戰國時代：有始於1493年的明應政變之説與1467年的應仁之亂之説。其結束期則大都以1573年第15代室町將軍足利義昭被織田信長放逐之時為準。但以廣義的定義為準的話，戰國時代可謂室町時代的一部分，亦當包括織豐時代（安土桃山時代）。又，此時代的特徴是幕府權力明顯喪失下，全國各地戰國大名出現，彼此間的戰闘成為常態。又戰國大名對内的統治亦比之前的時代獨立，具高度的統治權。名之為｢大名領國制｣。」(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 在最初的最初，日本是由神聖的天皇所統治，那時所形成的是一種由被認為具神明血統的天皇領導的中央集權。然而，長期執政所帶來的腐化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終究影響了被視為絕對真理的皇室。｢一些具有一點點皇室血脈的中下層貴族，拋棄舞文弄墨、風花雪月的公卿生涯，成為開始操持刀槍的軍閥，各有勢力、各自與掌權的高等貴族勾結，逐漸地，在貴族們的內鬥中，天皇大權旁落、威信也一落千丈。十二世紀末，以軍事實力取得宰相資格、執掌朝政的平氏一族，在壇之浦之戰中，被源氏一族殲滅，天皇與貴族執政的時代正式結束。以武力起家的源賴朝另起爐灶，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執政班子。」(故事) 照理來說，從天皇移轉到幕府實際上只是名目的改變，在政治體制上仍是處於中央集權，而人民也有明確的效忠對象並藉此想像一個具共同效忠對象的集體。然而幕府後期的大權旁落使得各地群雄並起。若是以中國的歷史脈絡來檢視的話，這種近似於藩鎮割據的狀態對於人民的集體意識影響並不大，因為在其各地藩鎮領主的根本之上還有一個禮教在使人民對於君王的認知回到天子。日本卻能發展的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各地的大名找到了收編群眾忠誠的方式。筆者認為這種發展與其封建制度有所關聯。日本的封建制度主要是由將軍分封給强有力的武士，將軍自己則是作為天下的共主，等同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治國。在根本上此種統治方式的正當性便相當不穩定，這種制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真正的統治者是將軍而非眾所崇敬的天皇，其能維持表面均衡之因在於將軍聰明的鼓吹著天皇的神聖性與象徵性以保持自身正當性，有意反抗或看其不順眼者無法獲得藉口。均衡如此不穩的幕府將軍制在室町幕府時代竟一度淪落到由8歲將軍繼位的地步，而其成人後也不願承擔國政，以致大權旁落。當原本就缺乏正當性的幕府連表面上的穩定都失去時，不只底下本就沒有忠誠的武士會稱勢而起，無威信的將軍也不再能匯聚人民對於一個共同國家的想像。由此便可得知各地的大名能穩定統治的原因在於其在封建制度的相同脈絡下採取一種移轉的方式將將軍與天皇的權威性化約為一種用以正當化軍事行動的工具，這樣化約的好處在於人民會忽略掉實際制度上的問題，甚至武將們也可藉著去爭奪這些位置來將此神聖性轉而圖利自身: 「在鎌倉時代之後是室町時代，到了十五世紀，幕府威信低落，天下大亂、各地群雄割據，誰還理會天皇跟將軍怎麼想？只有在打仗時要讓自己的征討看來師出有名時，才捧出這兩個神主牌來造勢。戰國的亂世造就武田信玄、上杉謙信、織田信長等名將，也讓出身卑微的豐臣秀吉有機會突破社會階級。」(故事) 在這些武將治下的人民們所想像的共同體範圍大幅縮小，從一個歸附於天皇下的「民族」轉而成為由武將們所統治的「臣民」。當各地對於效忠的對象各有不同期待與定義時，民族的想像是分裂且不統一的。在這段時期，日本處於內鬥的狀態，人民主要都是在期待自己的主公能奪得權力，而大名們穩固的統治更使得人民間互相的接觸極少，普遍的集體意識在此脈絡下難以誕生。

筆者認為日本民族缺乏一種普遍集體意識的原因在於沒有一個「匯聚的理由」。簡而言之就是他們在根本上就沒有一個團結起來的必要。在當時，日本沒有強大到會威脅全島的外患，因此島上的人們可以專注在奪得權力上。以正常的邏輯來看，一個民族能夠有內鬥的餘裕正是因為沒有外患的存在，筆者認為日本也是如此。而在工業革命後變得數倍於亞洲之強大的西方在開始殖民行動後的一段時間終於來到了日本: 「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7月，美國海軍東印度分遣隊司令派里（Matthew Perry）率領四艘軍艦抵達日本東京灣的浦賀水道（Uraga Chanel），派理奉美國總統之命要求日本開國並與美國進行貿易。由於這些軍艦的船體被塗成黑色，「黑船」一詞由此而來，日本人將此起事件稱為「黑船來航」。翌年，派里再度率艦來訪日本要求正式簽訂通商條約，日本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在無力抗衡情況下被迫與美國簽署了「神奈川條約」（Treaty of Kanagawa）。「黑船事件」結束了日本兩個世紀的鎖國孤立政策」(翟文中) 不同於更早之前被颱風擊退的蒙古，此次出現的美國擁有的力量是日本絕對無法匹敵的，他們才是日本真正的共同敵人。

從戰國時代的分散到江戶時代的被動閉鎖，日本在黑船事件後與西方接觸的趨勢已無可迴避。在與西方於各方面壓倒性的實力差距下，民族主義的種子明確的萌芽: 「在日本維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壓迫逼出來的，前面已經說過了，外力的壓迫，大體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北方俄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南方歐美各國商船的來航，這兩件所引起來的對抗思想，內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對抗俄國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對抗歐美諸國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經濟的。這兩個不同事實所引起的不同的傾向，其後在開國進取思想上的影響，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時代，支配日本國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進南進兩個潮流，也都和這兩個傾向，成很密切的連帶，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戴季陶) 外國勢力在黑船事件後對日本的壓迫逐漸強烈，而當時的德川幕府是無力處理的。不管在任何時代，人民對統治者的期望都是能保護人民且抵禦外侮。連這些都做不到的幕府自然也就沒有讓它繼續存在的理由。然而當時不滿幕府者卻也沒有攘「夷」的能力，因此在最後的方向轉變成「積極開國」。以幕末武士本身所持有的武力來說，與西方勢力抗衡無異於天方夜譚，故而要讓日本強盛就只能學習西方的技術與知識。在這種趨勢下最後演變出的結果就是明治維新。

到了明治維新，穩固的集體意識在體制的固化下確立。民族主義明確的誕生。「明治政府採用的政治思想順利的根植在日本國民心中，善惡價值判斷的基準全依據天皇發布的勅語。所謂「勅語」，就是繼承自傳說以來，歷代天皇公布旨意的形式。……這些勅語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詞彙，被日本人用來保護自身道德和政治上的地位，而熟練的使用這些關鍵詞彙，成為忠誠臣民對天皇效命的最佳證明。」(《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p70) 藉著上引文可看出明治時代的天皇政府成功的再次掌握了民眾的思想，日本從戰國大亂到幕府僭主再到西力東漸，天皇再次成為了實際的統治者。當善惡等言語都被掌權者控制時，「民族」的詮釋權也就同樣的落到了掌權者手上。因為既然掌權者可決定善惡價值，那麼他也同樣可以用這套標準去決定如何篩選自己的民族。而在上文中更可看出政府在價值觀上並非是單向的傳播，「這些勅語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詞彙，被日本人用來保護自身道德和政治上的地位，而熟練的使用這些關鍵詞彙，成為忠誠臣民對天皇效命的最佳證明。」透露出了人民同樣也同意了接受這套被灌輸的概念並使其為己所用。這樣所形成的狀況便是上與下都認同一套價值觀，團體意識很自然的便構築而成。在這個階段，民族主義成型的條件已十分明確。藉由天皇之口發出，並為大眾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就是日本人用以想像出自己以外的廣大民族之媒介。至於其是如何變質成為在現今「求同排異」的集體性，筆者認為則應與這套價值觀的「傳遞方式」有關聯。這套價值觀得到普遍的接受只是最後我們所看見的結果，但達到這個結果的過程卻帶來了潛在的惡性影響: 「教育勅語在全年重大節慶的日子由校長宣讀出來，其間學生們被要求至少在儀式進行中低頭站著聽完勅語。這對體弱的小孩子來說，簡直就是一種拷刑。在軍隊裡，新兵被要求完整背誦出壟長的軍人勅諭，這非常耗費腦力。許多孩童與新兵因為不能順暢地背誦出勅語，或因為無法流利地寫出勅語中的漢字而遭到毆打。」(《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p71) 藉上引文可明確的看出明治政府在傳遞思想上的敘事邏輯，也就是「強制同化」。在傳播思想上已是不遺餘力，而被傳播者更是沒有選擇權，因為不照著做的就會遭到迫害甚至排除。從這時開始就已經形成了一種「人要融入群體才能存活」的觀念，因為不去配合集體的體制的人都遭到了迫害。在最一開始，是恐懼將政府要人民持有的思想反射性的植入他們心中。在這個階段的集體性所形成的根本是人性中對權勢的恐懼以及自保心態。

當持有這種觀念的人養育了下一代，「人要融入群體才能存活」的想法便也隨著思想的道路向前邁進。明治時代至1912年天皇駕崩告結。儘管上一段的分析中筆者曾提及在最一開始是恐懼形塑了集體性，但筆者認為明治時代隨後也發生了兩個使集體性的形塑轉向的事件。首先是與中國的甲午戰爭。日本在這場戰爭中相對於同樣也進行自強運動的清朝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從表面上來看，這只是一次單純的軍事勝利。然而，在象徵意義上，這次的勝利象徵的是明治維新改革的成功。追求了如此久的改革與富強的夢想並非是自己沉醉的幻象，而是無可置疑的真實。筆者認為此次勝利另外的作用是合理化思想箝制。一開始確實是藉著恐懼與對不服從者的壓迫來灌輸思想，但維新的勝利卻可以被用來當作正當化所有潛在壓迫的教言。這就是一種結果論的觀點。只要能達成希冀的結果，那過程則不必然要完全正確。然若要更為計較的話，中國其實作為對手是有些不夠格的。即使他們也開發了進步的軍備，但其腐敗已久的官僚體系使軍隊整體也積弱不振，因此被連體制一同改革的日本迎頭痛擊似乎在情理之中。更加彰顯日本改革成效以及提升民族信心的應是日俄戰爭。與在近期才成長的中國不同，俄羅斯是長久以來都有穩定的軍事實力，其在拿破崙一戰後也曾被歸類為歐陸列強之一。然新崛起之日本卻成功的在些微的苦戰後戰勝它，這方才是真正的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心。在這場戰爭後日本正式被視為一個強權。而其自信之提升可從日比谷事件見之。「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東京市的日比谷公園召開反對《樸資茅斯條約》（日露講和條約）的國民大會，在該活動演變成暴動之際，明治天皇正在表御座所處理政務。表御座所鄰近櫻田門，距日比谷公園直線距離在一公里之內，日比谷公園內的騷動透過前院的林木間隙傳到了天皇耳裡。到傍晚時，人群的呼喊聲漸次高昂，混雜著器物破壞的聲音，一一傳進御座所裡。天皇似乎無法穩坐，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房中來回踱步。當聽見槍擊聲音時，天皇大喊「憲兵開槍了」，無法再掩飾心中的不安。五日夜裡，天皇頻頻向侍從詢問事件的情況。翌日六日，暴動仍持續進行，死亡人數達十七人，傷者高達二千人。暴動的原因是，政府並未向國民充分傳達日俄戰爭中日本國力的實況，民眾承受著戰爭的犧牲與負擔，在疲於戰事之後認為政府應該獲取更有利的談和條件，因此才會對藩閥政府提出批判。」(伊藤之雄) 日比谷事件主要是民眾認為政府應該爭取更多的談和條件而引發。一方面，這個抗議確實可以用引文中所說的民眾疲於戰事來解釋，但筆者認為這在一方面也有民族自信心提升的因素在。日本在這場戰爭中雖然同樣損耗巨大，但他們畢竟是實際上的勝利者。在這場戰爭之前，日本面對西方的進步是處於相對自卑的心態，但對俄的勝利證明了日本是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的，而若不是日本認為自己與這些大國處在平等的立場，這些人民也不會敢於索求更多。

藉著上文的分析可得知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獲得了相對高的自信心，也因此敢於要求更多的補償。在這個階段，戰勝國的心態使日本產生了自己有資格索求更多的想法。從整體的角度來看，這個心態背後的敘事邏輯是自己與對方平等甚至是更優秀，因此對方的奉獻變得合理化。而筆者認為這個心態形成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民族的過度膨脹。一個民族整體思想的發展需要時間，否則將易於產生問題。中國就是最佳的實例。從儒教興盛始到清末，中國的思想被禮教控制了數千年之久，人們已習於以禮教作為行動準則，但在明至清末的數百年中，西力東漸使得大量新思想湧入，最終封建體制甚至被取而代之，失去行動準則的中國人才會逐漸的產生以集體意見為主的盲從傾向，這就是思想發展過快的結果。日本從被外來文化入侵的弱者迅速蛻變成強大的勝利國，這中間的轉承過於快速了，而適應不良的結局就是使自卑感轉變成為自大，這也是集體性的形塑轉向的原因。在最一開始集體性是由恐懼形成的，而到了這個階段已經是由一種對民族的自豪與認同在推動。藉著戰勝國的共有事實，個人得以想像出一個共享此事實且值得驕傲之廣大群體。筆者認為在這時，這樣的集體性已經轉向成一種以身在團體為榮的意識。

筆者認為最後一個階段的集體性定型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在二戰時期，日本與德國和義大利一般，在國內因經濟問題或政治家操弄等因素使軍國主義興起，且積極向外擴張。日本在二戰時期是屬軸心國陣營，與英法等西方勢力對抗。縱然最後日本仍不敵美國投下的原子彈，但在這段時期日本由上而下展現出的異常團結可說是為之後的民族性格奠定了基礎。而二戰亞洲戰場的起始則正是由日本轉向的自信集體性造成的: 「明治維新之後，儘管也關注朝鮮與中國，但仍有許多像福澤諭吉(1835-1901)那樣不為亞洲問題所吸引的人，轉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學習歐洲的制度上。之後，當他們再度把目光轉向朝鮮和中國的時候，自認為已經有資格把速成學到的西方文明作法強塞給中國和朝鮮，扮演居高臨下的文明代表者的角色。」(《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p82) 不只是在上段中提及的兩場戰爭之戰勝國，日本向西方學到的進步文明同樣也成了他們自我膨脹之因。而此狀況正可稱之為「弱者的道德」。他們學習文明並沒有真正使自己成為真正值得敬重的國家，向比自己強大的國家學習是為了去欺壓更弱小的國家。在二戰前期，日本銳利的軍事力量以及異常高漲的氣勢也確實在亞洲望風披靡。中國的國民革命軍被打的只能退守後方。在海上戰爭開始後，日軍在前期也確實打下了許多西方國家的東南亞殖民地，但日本犯下了致命的軍事錯誤，也就是偷襲美國的珍珠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極為接近。美國兩次都是先處於孤立於戰場的狀態而後又因被攻擊而加入戰局，兩次的參戰都改變了局勢。在美軍加入同盟國後，日本逐漸應付不來，在中途島海戰慘敗後逐漸被反推，最終在兩枚原子彈的投擲下投降。然而在日本逐漸之際，新的集體性開始在社會中蔓延並產生新的影響。

在戰局對日本極有利時，整個國家形成了一種以團體為榮的集體性。由此看上去，戰場局勢似乎是決定集體性的因素之一。那麼當戰局轉劣時，這種意識便當消散才是。然而，歷史並沒有往上述方向發展。到了日本敗象已呈的1943年，社會整體反倒在官方民族主義的推動下誕生出了一種「玉碎」的思想: 「當時的政府強調，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應有為維護國體，不惜玉碎

的決心。如此一來，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內皆全數滅亡，形式仍會留存下來。維護國體此思想本身，即有這層哲學涵意。」(《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p187) 從上引文來看，這時的日本已經到達了將個體化約為群體的階段。對比上個階段的自發性以群體為榮，此階段更像是用「團體榮耀」來當作合理化以團體利益為導向的政策。而在此處更能看見官方民族主義動過手腳的痕跡: 「官方民族主義其實是歐洲各王室對第二波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反動-無力抵擋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的舊統治階級為了避免被群眾力量顛覆，於是乾脆收編民族主義原則，並使之與舊的王朝原則結合的一種馬基維利式的先期策略。原本只有橫向聯姻，缺乏明確民族屬性的歐洲各王室競相歸化民族，並由此掌握對民族想像的詮釋權，然後透過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眾效忠，鞏固王朝權位。」(《想像的共同體》p15) 官方民族主義不外乎就是一個由政府或體制對其治下的人民施加的觀念或想法。此處的日本亦同。當時的政府掌控了對「團體榮耀」的詮釋權，並以對戰爭有利的思想來混淆這個概念，因此當時的團體榮耀就這般被偷換成為國犧牲奉獻，以犧牲為媒介的想像便由是在人民之中形塑一種新的群體。簡而言之，在群體的利益之下沒有個體。個體的存在就是為了群體的存續。從群眾的角度來看，這個由上而下的思想傳播效果真可謂是立竿見影: 「戰爭期間對叛國賊的責難，大至日本全體國民，小至鄰組單位。這些細小單位發揮著與過去村落傳統不同的作用。過去的村落對各種傾向的住民都予以保護，但是鄰組只要從自己的周遭嗅出異國的氣息，便對這種具有外國形態的人士施加壓力，直至對方變成認同國家體制的真正愛國者。」(《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p206) 確實，日本政府有盡力的去推行愛國與犧牲的思想，但只要人民並非真心接受的話那麼成效終是難以彰顯。而藉上述引文，筆者可看出愛國的思想是確實的在日本人民的心中生根，因為他們已經會自發的去擔任思想傳布者的角色。整體來說，這種以愛國為名的思想洗腦是錯誤的。然而一件錯誤的事只要被大眾認可就會被正當化為不需疑問的「尋常」，這個思想箝制也是在被大眾接受下遭正當化。於是，不去按照主流思想「愛國」的人就成了錯誤，必須被糾正甚至排除。因為日本政府已經將「愛國」混淆成團體榮耀的概念，而榮耀又是一種為個人精神帶來利益的東西，故可推知在最後一階段中為了團體犧牲奉獻的集體性背後之敘事邏輯應為個人當縮小自我並為團體利益付出。

日本在二戰後已經使軍國體制隨風而逝，但軍國主義的思考模式確實的流傳下來，也就是在群體利益之下沒有所謂的個人。至於此思考模式得以存續的理由則可從靖國神社的存在略之一二。所謂的靖國神社所指稱的是在明治時代所建造的、以供奉戰死軍人為主的神社。在二戰後，此神社供奉了幾乎所有戰時陣亡的將士，甚至還有數名國際戰犯。由此一行為可看出日本奇特的心態。對於二戰時期軍國主義的文化，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完全的痛恨，而是一種光輝式的緬懷。雖然政治問題讓他們難以經常參拜，但長久以來這些戰犯牌位的持續存在正證實了他們不否定卻又逃避面對的心態。簡而言之，軍國主義這塊文化在日本人的心中沒有被全然否定。而當一個時期的文化沒有被完全根除時，在有形的體制之外的很多東西便也會流傳下來，相對實際的政體或武器較為無害的思考模式便為其中之一。此處的思考模式所指的就是將團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前的思路，因為這個思考方式不會對他人造成直接傷害，故而它可能造成的問題也就被忽視進而保存下來。到了現在所形成的就是一種「為他人而活」的生活風格。因為團體利益比個人利益還要重要，個體便不敢甚至根本不會去考慮自己的想法與利益。

終於回到本作。在將集體性的脈絡闡清後，筆者認為這的確就是影響村上遙的原因。集體性的主要架構就是極度強調團體利益並壓抑個人主體性，而其背後之敘事邏輯即為為了「團體」所做的事才有價值並會得到肯認，而意圖表現自己就代表與集體的意志甚至影響到其利益，故而經常遭到壓抑，進一步也能看出為何在幾乎所有的動漫作品中都反映出了對於追求「特別」的恐懼，因為特別的人除了可能特立獨行不配合團體之外，光是其存在都會危及群體的和諧與一致性。村上遙在劇情後期曾以那數百本小冊子揭露她一直以來都在為他人而活的事實。在跟一個人交流之前，她會先把對方的所有資料都調查的透徹，於是她就可以把自己調整成會使對方喜歡的樣子來跟他交流。但是每個人的喜好都不一樣，於是她就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無數的人格面具，根據交流對象的不同而選擇不同面具來穿戴。看上去確是八面玲瓏，但她的自我早就已經迷失了，她同時也承受了相當程度的精神壓力。這所凸顯出的就是人格面具的危險性: 「若強行接受不適合自己的人格面具，不僅會造成內心世界的崩潰，還會連帶影響身體的健康，因為這是在勉強自我扮演自己根本無法勝任的角色…」(《圖解榮格心理學》p152)她的精神壓力主要藉劇情中期開始凸顯出的抑鬱眼神及偶爾冒出的悲觀話語可知。而她的這個行為與上述提及的集體性之特質如出一轍。因為為了他人去做的事才有價值且會得到承認，故而她也就將從他人身上獲得的價值定義為自己的價值。遙決定自己存在意義的根基來自於他人對她行為的評價，她從來沒有發自內心的問過自己真正渴求的事物。然而，她內心是明確存有表現自我的慾望的，以她在時間暫停後期所做的脫衣等舉動可得知。這種非理性的衝動以佛洛伊德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就是一種「本我」: 「除了滿足慾望之外，「本我」並不在乎任何的道德要求，它只遵循「享樂原則」，是生命最赤裸的樣態」(《批判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p98) 其所源自的是村上遙最直接的、渴望表現自己的想法。在慾望的本質上是與本我一樣不在乎道德的。但村上遙主要仍是被與「超我」相近的集體性控制著，因此她難以去釋放自己真正的慾望。

從上一段的結尾可進一步推得村上遙得以進入美鈴的靜止世界之因。在最後遙意識到是自己產生了想要接近美鈴的想法才能進入她的世界。至於為何她會有這個想法，筆者認為起頭是因為她想藉著這段靜止的時光來滿足自己展現自我的慾望。美鈴運用能力的事其實稍加留心便能發現，而遙正是在發現之後產生了接近她的想法。村上遙藉著由美鈴靜止的時間才得以展露真正的自我，筆者認為尼采的哲學可為此下註腳: 「大地如今還在為偉大的魂開放。還有許多位置虛席以待單人孤獨者和雙人孤獨者，在這些席位的四周飄散著寧靜的大海的香氣。自由的生活還為偉大的魂開放。真的，佔有得很少的人，就越不容易著迷:小小的貧困是值得讚美的!在國家終止存在的地方，那兒才開始有人，不是多餘的人:那兒才開始有必不可少者的歌，唯一的無可替代的曲子。」(《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p82) 尼采認為唯有國家停止存在，「人類」才會真正的被找到。因為國家作為一個集體總是以群體意志為導向，在國家中只有群體而無個體的存在，個體的自我傾向於被掩蓋以嵌合群體的需求。而上文中的國家放在本作中的脈絡中解釋就是一直影響遙的集體性。只要她所身處的社會持續存在，她就必須壓抑自我以作為「群體」生活。唯有在集體停止存在的靜止時間中她才敢於做回自己。簡而言之就是美鈴所創造出的沒有集體的空間就是讓遙做回自己的關鍵。

然而唯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回復的自我終究是不盡人意，畢竟個人主體性的發展仍然遭到框架所侷限。美鈴很明白遙實際上是想讓大家發現真正的自己，但又被集體性的道德所侷限而產生恐懼。為了讓遙能真正的除去心病，美鈴才會自行解除時間暫停並讓大家知道她們所做的事。在一番爭吵下，美鈴點出了遙的自我意志其實早就藉著她努力的與他人打好關係體現，以自我意志去面對群體並非是如此令人恐懼的事。在最終，兩人都已經能大方的去面對群體，這就是她們尋回自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