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5月11日將疫情警戒提升到第二級之時，疫情斗然而來，藝文活動皆戛然而止，所有人共體時艱，以防疫為優先。時過數週，6月23日中央宣佈三級警戒三度延長至7月12日，在感謝所有醫護人員群策群力照顧國人健康、全民共同防疫的同時，也不禁讓人陷入沉思，恐怕藝文界的長期抗戰才剛剛要開始。
藝術真的是一座孤島嗎? 那麼這群從事藝術工作的「島民」，不就是名副其實的「波希米亞人」嗎? 在法國劇作家繆傑 (Henri Murger, 1822-1861) 筆下《波希米亞人的生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 1851)，所描繪的不就是過著自由浪漫，但飄泊不定的「藝術家的生涯」的真實寫照嗎? 那麼他們所唱的歌，難道是哀歌嗎? 為什麼不能成為想像未來的前奏曲，並吹奏出充滿希望的號角呢?
藝術不似醫術，藝術家不像醫護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提供生命的救援，但藝術就是代表一個民族文化的素養、社會現象的指標、跨越時代的傳承。國家社會該如何定位藝術工作者？家庭與學校教育是否有從小就培養孩子與人溝通的能力，而非僅著眼於技巧上的訓練? 而一般的教育環境，是否能幫助普羅大眾走進藝術、進而享受其中呢?
藝術其實擔負著禮樂教化與安定民心的責任，因此，在成為真正的藝術工作者之前，除了學會被傾聽，也能張開雙耳、打開心胸與人們對話，這樣的藝術作品才是有溫度的。
禮樂興邦、人人富而好禮
回想兩千年前周公制禮作樂，由於西周當時已平定「三監之亂」並完成東征，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成康之治」的環境下，人人富而好禮。孔子在《論語先進篇》也呼應了禮樂對於品德的重要，「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西周的禮樂制度，體現了先秦時代的文明，為「禮樂興邦」留下最好的典範。
再者，歐洲國家的文化高度一向是全世界的標竿，因為一個國家或是一個世代之所以受人尊敬，往往不是因著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強勢，而是顯現在文化藝術上的成就，提高了這個國家的能見度，即使再遙遠，抑或是蕞爾小國，仍然傲視群雄，令人慕名而訪。
藝術家，好一個令人稱羡的行業。但在國內藝術人文領域卻常常是學校教育的預算刪減的首選，民生需求的備選，而在疫情之下，藝文團體成為第一線的受災戶，所有活動在瞬息間被狠狠的按下了一個暫停鍵，文化部編列的預算案，更成為政治人物藉題發揮、加油添醋的拉鋸戰、口水戰。
藝術真的也只能被狹隘的歸類為民生奢侈品或附屬品嗎? 就拿古典音樂來說，一張音樂會的票價，往往比一張電影票，或是一張CD來的貴，尤其是某些國際級音樂家來臺演出，票價常常令人望而卻步，再加上一般人對於古典音樂的小眾文化、曲高和寡刻板印象，讓很多人不得其門而入，這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來，看似有太多的不合理性。
現任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的林茂賢，長年投入臺灣地方信仰的研究，他用廟會與傳統戲曲的關聯來提醒眾人，「宮廟才是民間的文化藝術中心。…但臺灣的文化藝術向來是優先被犧牲，而最後被關注。台灣的傳統表演藝術在現代社會中，原本就已經奄奄一息瀕臨失傳，在此波疫情衝擊下恐怕更會加速它的滅絕。」在音樂教育與演奏奉獻多年的「朱宗慶打擊樂團」 (以下簡稱「朱團」) 創辦人朱宗慶也提到「藝文界在疫情發生後都是在海嘯第一排…。」
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朱宗慶感嘆「藝文界在疫情發生後都是在海嘯第一排…。」（照片提供：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這難道是藝文人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嗎? 但，為何總會讓人有一種「壯志未酬，香火斷」的感歎呢?
目前擔任「臺北愛樂文教基金會」特約導演，《女人迷》專欄作家，「小島旦」總指揮的劇場工作者謝淑靖也提到，藉由藝術的表現，更可以窺見社會的紋理，都是息息相關的。「藝文表演與社會之間有一種附著性與聯動性。當它所附著的這個社會安和樂利，國泰民安，各樣的基本需求滿足時，自然有雅興來享受（投資）藝文娛樂。反之，如果社會民生陷入凋敝，人心混亂，朝不飽腹，何來餘裕，與公眾共同激盪心靈？」
「愚人文化」在印象畫廊舉辦常陵作品《星空下的血肉派對》沉浸式劇場，圖為演員合照 （照片提供：謝淑靖）
是的，藝術即社會觀察指標。「當社會富而好禮，則藝文興，社會處於水火，則藝文衰。」以前述的歐洲國家為例，不論是政府與民間都大力支持藝文產業，全世界都會對他們的文化成就敬佩不已，這就是他們的民族優勢，藝術文化的興盛強化了民族的向心力與認同感，這難道不是用藝術打造國富民強的最佳見證嗎?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在這「同島一命」的關鍵時刻，藝術應與生活共舞，與社會脈動同步呼吸，這是存在於每個世代的共同性，更是21世紀的必然性。
如前述，禮樂具有教化功能，交響樂團是最能集思廣益的達成這樣的使命，推廣樂教與社會服務是樂團經營不可或缺的一環，除了消極的留住觀眾，也必須積極的培養潛在古典音樂族群。不論國內外，都有無數值得效法的成功例子，音樂家們用行動完成了神聖的使命。
譬如說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多年來致力於推廣樂教，橫越了日本時代、光復後的經濟起飛的年代到現在，前後76餘載，早已成為在各地開枝散葉，對於推展古典音樂的普及與社會教育的功能，實功不可沒。
爾後，很多民間音樂團體也陸續跟進，只因為希望能盡一個民間樂團的社會責任。其中「朱團」在國內的音樂教育與擊樂演奏耕耘多年，早已成為指標性的音樂團體了，除了持續製播教育性與趣味性兼具的《來點打擊（We Need Ju）》影音系列之外，也於日前成立官方Instagram，期許用各種不同的平台與形式來推展藝術理念。
朱團除了與音樂家合作外，也進行多項跨界交流，曾經邀請前職業棒球選手彭政閔合拍〈當打擊遇見打擊〉與〈決鬥吧！太鼓達人〉兩支影片，也在日前推出〈上山下海使命必達〉，影片中特別介紹為樂團搬運樂器超過10年的師傅于士賢跟他的團隊，讓觀眾瞭解每一個亮麗的舞台都有無數的幕後英雄辛苦的支撐著。期盼用影片呈現藝術專業與工作、生活乃至社會各界之連結。
朱團一向強調「臺灣為家，世界為舞台，以moving on的精神，分享感動的節奏」，這不就是音樂社會行動「擊出」最佳的典範嗎?
朱宗慶打擊樂團邀請退役職業棒球選手彭政閔合拍〈當打擊遇見打擊〉與〈決鬥吧！太鼓達人〉兩支影片，成功開啟跨界的對話 (照片提供：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朱團在日前推出〈上山下海使命必達〉，影片中特別介紹為樂團搬運樂器超過10年的幕後英雄于士賢跟他的團隊 (照片提供：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再舉一個國外的成功例子，相當值得做為國內推行文化政策的參考。音樂的社會行動，在委內瑞拉寫下「用音樂脫困」最有力的證言。由經濟學家兼音樂家艾柏魯 (José Antonio Abreu, 1939-2018) 於1975年創辦「國立青少年管弦樂團系統」（El Sistema），「西蒙‧玻利瓦爾管絃樂團」(Orquesta Sinfónica Simón Bolívar，以下簡稱「西蒙」) 就是這個系統的計畫之一，多年來已培育出不少的優秀人才，其中指揮家杜達美 (Gustavo Dudamel, b.1984) 就是著名的例子。
委內瑞拉指揮家杜達美帶領「西蒙‧玻利瓦爾管絃樂團」在羅馬巡迴演出，為「用音樂脫貧」做了最美好而溫暖的見證 （照片提供：Nohely Oliveros , DG）
委內瑞拉政府全力資助這個推廣音樂教育的公營計畫，透過音樂幫助30多萬邊緣少年走出貧困及罪惡，在全球也掀起一股音樂教育社會學熱潮。這些演奏青少年團員很多來自於弱勢家庭，藉由演奏音樂來參與社會行動，讓交響樂團社會功能與教育責任得以落實，在動盪不安的國度裡，「西蒙」創造了奇蹟，也為人們帶來溫暖的祝福。
重組藝術的複數視野
雖然目前尚未看見「冰河期」的終點，但世界仍在運轉，人際關係與社會行動仍未停歇，藝術工作者正開始從實體的佈局移師到線上的陣營，拓增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理想，無疑是音樂家另闢蹊徑與群眾溝通的方式，在線上推展自己的藝術理念，在線下活絡了社群世界，提供了以樂會友與分享資訊的平台，使得新興產業與夕陽產業界線逐漸泯然，在此交疊成最小公倍數。
只因為這場全球浩劫，不只威脅到了個人生命健康，也打亂了生活節奏、影響了社會脈動，翻轉了產業生態，改變了消費習慣。無疑的，人們的觀念亦隨之改變
因此，很多人利用這段留白的時光，彩繪另類的藝術生命，一方面學習經營網路頻道，二方面也持續的精進自己，並發展出自己的第二專長，或是透過閱讀來反思藝術的存在價值，開啟更多的對話。正如活躍於國際舞台的知名小提琴家陳銳認為，音樂對他而言是與人連結的媒介，他用自己的名字Ray Chen所經營的頻道節目，專業性十足又具有超高人氣。因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釋放正面能量，這就是藝術的本質，是為凝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而存在的。
陳銳與YouTube頒發超過十萬訂閱的獎牌合照 (照片提供：陳銳)
在這塊島嶼上所傳唱的「波希米亞之歌」，是來自於一群苦學有成、學有專精，努力過生活的「集體創作」，大家互相扶持，沉潛過後產生蛻變，共同創造未來價值。所以很多藝術作品，在經歷一次重大事件的前後，在創作上幾乎都會有所改變，只因為創作者生命經驗，與周圍環境產生對話與碰撞，相信經由這種「全島一命」患難與共的革命情感，所呈現出的藝術作品必能引起更多的共鳴。
既然是「同島一命」，那所有的島民就應該是「生命共同體」，誠所謂「患難見真情」。藝術在現實社會不能只是孤軍奮戰，藝術文化其實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堡壘。這一首首眾人用生命所共譜的「波希米亞之歌」，也重組了藝術的複數視野，更不時的提醒著我們：疫情是一時的，藝術的雋永價值才是歷久彌新的。
「朱宗慶打擊樂團」的插畫為大家加油打氣 (照片提供：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本文以於2021年7月5日刊登於【關鍵評論網】〈藝文團體成為疫情第一線受災戶，社會該如何定位「藝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