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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設的浪漫｜從世界史角度談「斯卡羅」( SEQALO) 的人物設定

刻在台灣公視播出的節目「斯卡羅」是在台灣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下，斥資 1.55 億製作的節目，根據公視董事長陳郁秀表示，製作這樣一齣成本高昂的大河劇是為了讓台灣人更瞭解台灣（的歷史），原著陳耀昌醫師也說寫作「傀儡花」時花了很多心血去翻找史料，為的就是「歷史的大架構不能錯，但細節可以有一定出入」。（相關文章：陳耀昌用小說診斷歷史。）

既然公視的董事長和原著的陳耀昌醫師都說這部劇是要幫助世人及台灣人瞭解台灣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不妨就學習世界精品咖啡的裁判精神，看看這部劇的人物設定是否達到製作單位原來設定的目標，

不過，台灣或中國明清以來的文學評論多半重「情感」的「紋理」探討，很少分析整個「故事」的「結構」問題，所以我們最好先探討一下「什麼是結構」？

「結構」基本上是從西方工程學借來的概念，而結構學最核心的問題是瞭解為何「結構體為何坍塌，又為何不會坍塌」的問題。應用到文學作品上，應該就是研究如何讓讀者覺得自己聽了一個情節鋪陳完整而又經得起思辨的作品。

既然公視和原著者都將其定位為「歷史劇」，我們就不免要探討這部劇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歷史設定鋪陳。

「斯卡羅」（原著「傀儡花」）的愛情故事主要發生在潘蝶妹和李先得之間 ，其中潘蝶妹算是客家和原住民混血的虛構人物，而李先得算是有所憑的歷史人物，因此我們可以先從李先得切入，瞭解歷史上這位美國人做過了什麼？

李先得 (1830-1899) 在西方涉台史上露臉主要是因為1867年3月為處理美國三桅帆船羅發號（Rover）在恆春半島南端海域觸礁後的相關事宜。當時的李先得是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因為這起船難事件，與原住民的首領簽訂了「南岬之盟」，從西元1867年到1872年，他陸續來台至少七次；每次除了和台灣官員討論土著治理問題之外，也趁機利用他在地理探勘的專長，前往淡水、基隆、苗栗、六龜和恆春半島等地，進行地質調查，拍攝各地的聚落景觀，並繪製近代以來最有科學性的台灣地形圖像。後來，他將這些地形圖像提供給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聘任為「牡丹社事件」的重要顧問，他的著作「台灣紀行」也被做為日本派軍征服恆春半島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光看他做過的這些事，我們就可以明白，對以台灣為家鄉的當代台灣人而言，這位法裔美國人也許是位有著西方自然地理知識的異國探險家，但實在稱不上是和平使者，也不是什麼重情重義的異國友人。

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把他設定為客家和原住民混血的女主角蝶妹的戀愛對象嗎？

關於這點，陳耀昌的說法是「當時台灣瑯嶠有很多族群，有客家人、原住民、閩南人，還有一些是「混種人」（不同種族互相通婚生下的孩子），他也藉著這部小說，提醒大家台灣一直以來都是多元種族之地，大家要有「彩虹史觀」。

陳耀昌也在臉書解釋，小說中李仙得得不到蝶妺的原因，是因為1869年立下「南岬之盟」後，1871年馬上發生琉球船民54人被殺，李仙得因此不信任原住民。他本想自立為瑯嶠王，但美國不支持，於是他投奔日本。許多人會認為李仙得「賣台」，但陳耀昌也表示，從這些事件來說，不能說他出賣原住民，因為李仙得不是台灣人，而且應該先討論為何原住民立約而無法履約。日本兵來時，斯卡羅也只能自保。陳耀昌最後也拋出問題「當部落遇到國家，如何面對」？ （資料來源：陳耀昌談蝶妹）

所謂的「彩虹史觀」大概就是「顏色可以不同，但要彼此尊重」，但這般一開以「西方探險家觀點」來理解「台灣歷史」對台灣人而言其實很缺乏同理心。如果真要談「彩虹史觀」，那也要先思索「十九世紀的台灣原住民」為何會如此仇視「外人」？ （這自然包括漢人、西方人。）

從一般人性法則來看，就是他們常常被「外人」騙，而且被騙到沒有立身之地！ 虧吃多了，自然不想再和外人打交道，氣憤之下，乾脆殺人了事。至於「不能守約」一事，大概也是他們從經驗得來的「歷史教訓」。兩蔣統治時期，坊間小朋友讀的故事書中還有機會聽到一些「西班牙人」或「荷蘭人」用動物皮毛欺騙原住民土地的故事，在民進黨執政以後，就比較少聽到這類說法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總的來說，原住民在西方展開大航海時代後，應該就漸漸發現自己原有的狩獵本事已經無法守衛家園。即使後來發現西方人的知識確實較為先進，但總有人覺得可以倚仗自己對山川地形的瞭解，號召族人團結，拼死一搏。在這種脈絡下看「李先得」的「登台」，如果女主角蝶妹還會在交涉中愛上他，可就真有點「識人不清」了，難怪會有代表原住民的立委要大聲抗議。

另一方面，如果是為了表面暫時的相安無事，而與李先得結盟，劇情不免會走向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與羅馬將軍凱撒和安東尼交往的路線，這可就真成了「傀儡花」了！

所謂「傀儡花」，據說是早期客家人用來指稱「原住民女性」的用語，解釋很多，可是如果考慮到當時西方人和漢人在島上的衝突，這用詞雖不客氣，卻有可能真點出大航海時代中投向西方人懷抱的原住民女性的困境。

當然，這並不是說當時南台灣的客家人就比原住民有辦法面對西方人的步步進逼，只能說當時台灣的政治局勢混亂，缺乏有效的統合與管理，彼此都看不慣對方的應對方式。

在這種局勢下，十九世紀的台灣女性似乎完全沒有出演「互相欣賞」的「浪漫愛情劇」的機會，創作者如果堅持要去遮蓋這種 「互不信任」甚至「互相蔑視」的現實狀況，也稱不上是一齣好的「歷史劇」吧？

當然，人們在艱苦的現實環境中，總還會嚮往一段可以共患難的革命情感。李先得既不是蝶妹理想的戀愛對象，又應該派誰上場呢？

其實，一位來自西鄉隆盛（1828-1877）部隊的日本武士或美國教官都可以是很好的戀愛對象。如果藉由這位對象鋪陳相關歷史事件，就可以發展出像「末代武士」一段淒美而憂傷的時代戀情。

不然，一位來自婆羅洲「蘭芳共和國」（1777-1884）的客家人，向蝶妹鼓吹他的共和思想，兩人惺惺相惜，立志保護原住民和客家人免受西方人的壓迫也不錯。

當然，這劇已經製作完成了，現在說這些似乎都太晚了。 但是，我們也可由此看出「公視」今天的發展已非當初孫運璿先生所說的「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的「公共電視台」了。拿了國家這麽多錢，卻不能讓立法委員在製作期間好好提出質疑和建言，只能被迫接受製作單位繳出來的「作業」，這個情形和國民黨花大錢辦建國百年晚會又有何不同？另一方面，如今的台灣戲劇總得要和官方意識形態相符才能生存，或許才是創作者共同的悲哀。

當然，「作業」就是「作業」，我們大約總得承認其必須與資助者的意識型態相符，這種情況的票房也就看（御用）團隊的行銷功力了，而這點正是贏得2020大選的蔡政府的強項。

其實，十九世紀正是英國和美國積極征服海洋的時期，就在羅發號事件之前十多年，1853年美國海軍上將培里才以火輪船逼迫日本開放，史稱「黑船事件」。只因為今天的日本人以「黑船祭」的方式來紀念這段歷史，所以台灣也要採取類似的角度詮釋這段歷史嗎？

其實，台灣並沒有在二戰期間偷襲珍珠港，也不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又何必事事要聽從美國人的意思來求生存呢？

把自己的主張和想法適時說出來，走自己想走的路，找到自己信賴的和平大使，遞出自己想遞的橄欖枝，不才是現階段的台灣人應該勇敢追求的浪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