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過後,為何會有黎巴嫩人求法國託管

2020/08/11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當地時間8月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區發生爆炸事件,造成100餘人死亡、5,000多人輕重傷。這場悲劇的起因,可歸咎至存放6年之久的2,750噸硝酸銨,雖說繼焊接起火的說法後,如今又有“不排除火箭彈等外部干預”的消息傳出,但國家制度的整體潰爛,可說是責無旁貸。
早在2013年,這批硝酸銨便自喬治亞出港,一路向著莫三比克前行,卻因原運載船的技術與資金問題,而意外來到黎巴嫩這個陌生國度。幾經波折,船東與船員各自棄船返國,這批硝酸銨便被暫儲在貝魯特港區的12號倉庫中。6年多來,黎巴嫩海關總署多次去信司法部門,要求轉移、處理庫中的危險貨物,卻始終沒能得到回應,以致釀成今日慘劇。
貝魯特大爆炸之景。(CNN)
雖說現下大火已滅、濃煙散盡,但黎巴嫩的輿情炸裂正是方興未艾,街頭也漸湧示威人潮,全然不顧疫情未退。一來人們對政府顢頇早有怨言,故自2015年起便屢屢上街示威,前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甚至因此在2019年下臺。如今貝魯特示威再起,可謂是延續了疫前的民情基調,現任總理迪亞卜(Hassan Diab)也在民眾攻佔外交部後,於8月8日宣佈尋求提前大選。
二來,黎巴嫩雖曾被法國殖民20餘年,但吊詭的是,如今這段屈辱歷史反成某些劫後餘生者的心理支柱。自8月5日起,黎巴嫩便有民眾上網連署,直指黎國如今已被恐怖主義、民兵與腐敗吞沒,而政府官員對此無能為力,唯有讓法國託管10年,黎巴嫩才能重建乾淨、持久的治理。當8月6日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以“國際友人”身份,趕赴黎國共商救災,黎巴嫩甚至有民眾“攔轎陳情”,以法語要求馬克宏“管管黎巴嫩政客”,彷佛眼前之人是出巡天子,黎巴嫩當局倒成了地方政府。
從反政府示威到要求法國託管,這兩大圖景一脈相承,並且互為表裡。黎巴嫩的歷史結構也恰如立體的棱鏡,在爆炸的撥弄下,交映出集體中的多面性。
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黎巴嫩。(AP)
從“協和式民主”滑向失敗國家
平心而論,官員對港區硝酸銨的漠不關心,在黎巴嫩並非罕見特例,而是宗派政治(Sectarianism)下的日常產物,只不過硝酸銨最後以爆炸來彰顯自我存在,其餘危機則在沉默中持續發酵。
自從1943年建國以來,黎巴嫩的國家認同便沒有完全建立,民眾始終活在各類宗派的分野間,致使公共治理的場域持續蒼白,又受裙帶關係割裂,最終變得殘破不堪。這批硝酸銨之所以儲放6年無人聞問,一大原因便是經手官員間,缺乏“利益或宗派上的強烈關係”,故皆認為事不關己、拖延即可。類似案例在黎巴嫩社會屢見不鮮:凡是涉及宗派利益的事務,民眾便格外留意;一旦與宗派相對脫節,便漠不關心,即便是硝酸銨這種具有重大公共危險性的貨物,也會被棄於公權力不及的化外之地。
如今黎巴嫩共有18個正式宗派,除卻為首的遜尼、什葉、馬龍三大派,其餘分別是德魯茲人、阿拉維派、伊斯瑪儀派、希臘東正教、希臘天主教、拉丁天主教、亞美尼亞東正教、亞美尼亞天主教、敘利亞東正教、敘利亞天主教、科普特人、新教、迦勒底人、亞述人與猶太人。
黎巴嫩宗教團體分布圖。(維基百科)
而宗派之所以意義重大,原因在於其不僅是個人信仰,更是政治版圖與身份的依歸。以1943年的《國家公約》為例,黎巴嫩總統僅能由馬龍派擔任,正如總理屬於遜尼派、議會議長屬於什葉派一般;而在議會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也須遵守6:5的固定比例。即便日後經歷15年內戰,各方在1990年簽訂《塔伊夫協議》,也僅僅是調整派系間的江山權重,例如強化總理職權、將基督徒與穆斯林的議會席次比例調整為5:5等,並未動搖宗派政治的根本。
而在個人身份層面上,宗派主義更是無所不在。自黎巴嫩立國以來,諸宗派便持續維繫、建立內部秩序,如今各派皆有獨立的司法自主權,導致國家無法制定統一的個人身分法,民眾的婚姻、繼承權也因此被宗教法宰制。在此脈絡下,宗教領袖不僅掌管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場域,同時也是各法院的實際經營者;此外經歷內戰摧殘後,黎巴嫩十分仰賴非政府組織提供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許多宗派所支援的慈善組織身兼此職,遂令民眾更難拋棄“信仰”所建構的身份框架,進而在投票行為中支持同宗派的候選人。
而黎巴嫩這種多宗派共存的政治制度,一度頗受西方盛讚。自其建國以來,歐美政治人物便稱黎巴嫩為“中東民主燈塔”、“阿拉伯的開明希望”;西方政治學文獻與媒體更屢以“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ism)、“東方瑞士”等美名賦之。即便爆發內戰,許多學者仍肯定這套制度的有效性,認為經歷15年交火後,黎巴嫩仍能重回穩定,並且不斷容納新的政治菁英,宗派政治的多元與平衡功不可沒。因此直到2012年,法國駐黎巴嫩大使派特里斯·保利(Patrice Paoli)仍公開讚揚黎巴嫩模式,並稱其是“有助化解中東暴力衝突的典範”。
然而在“民主”、“自由”與“宗教多元”的璀璨話語下,黎巴嫩的真面目,實是在隱形的政教合一上,上演日漸極化的宗派衝突,以及愈加頻繁的政治僵局。宗派身份一旦被政治化,便注定涉及權力博弈,倘若政壇又缺乏具主導地位的行為者,便極易走入僵局的死胡同,令法案與人事提名難產。黎巴嫩近年最著名的案例,便是2014年至2016年的總統真空。
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Anadolu Agency)
自2014年起,黎國總統人選持續難產,政治菁英們為此耗費兩年半,諸多重大議案幾乎停擺,好不容易在2016年選出現任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然而民間也同時爆發了2015年的貝魯特垃圾山示威,只因政府無預警關閉市內幾大垃圾場,又無配套措施,致使貝魯特街頭垃圾成災、臭氣熏天,逼得市民上街抗議治理失能。而政府最後依靠的,仍是宗派政治的反動員,由各方領袖勸退憤怒群眾,示威之火於是無疾而終。
上述情節,可謂是黎巴嫩困境的真實縮影,並且反復上演:派系導致政治僵局,菁英們不僅難以大刀闊斧,更因此忽略公共治理,最後民眾憤而上街,卻又屢被宗派吸退,問題仍是無解。雖說在西方媒體筆下,黎巴嫩模式自帶“多元”光環,民間示威也常被賦予“公民崛起”、“民主深化”等浪漫符碼,但除卻上述迷障,黎巴嫩其實正往失敗國家的深淵下滑。
對此困局,政治菁英與民眾雖皆有所感,卻無能為力,在不願內戰重演的共識下,前者只能訴諸不斷談判,後者僅能在憤怒爆發後,屢屢上街。故此次連署法國託管看似荒謬,卻是在長年不滿與無力迭加下,被迫發出的絕望哀鳴。
2015年的貝魯特垃圾山示威。(Reuters)
持續至今的法國身份喧囂
然而這般要求,卻也不是黎巴嫩的社會共識。
法國在黎巴嫩近代史中角色複雜,雙方關係更早在殖民之前便已種下。19世紀,當黎巴嫩還是奧斯曼帝國版圖時,英法傳教士來到此處,興辦學院,既為教會培育人才,也傳遞西方價值觀,並逐步建立英語及法語的使用社群。在此脈絡下,法國是馬龍派與天主教的庇護者,英國則是新教的靠山,兩國以宗教為起點,持續在此競逐政治與文化的影響力版圖。
以學院為例,1866年英國在黎巴嫩成立英語授課的敘利亞新教學院,也就是今日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UB)前身;法國自也不甘示弱,在梵蒂岡與黎巴嫩馬龍派教徒的支持下,於1881年創立聖約瑟夫大學(USJ),是為黎凡特地區最著名的耶穌會法語學術研究機構。眾多英法學院在此充當西方文化先聲,成了知識份子的思想搖籃,故早在1920年法國託管此地前,黎巴嫩便已有規模不小的法語人口。
而在宗教場域,黎巴嫩的馬龍派具有特殊的對法情結。西元7世紀左右,阿拉伯人入侵黎巴嫩山,原居此處的馬龍派被迫大幅改宗伊斯蘭,其慣於使用的敘利亞語、亞拉姆語也逐漸消亡,最後為阿拉伯語所取代。這段征服與文化清洗的記憶,型塑了馬龍派的受害意識,故當11–13世紀十字軍到來時,其普遍視這批外來者為救世主,而非不懷好意的侵略家。雖說由結果而言,十字軍路線最終失敗,但馬龍派的救贖情結並未消亡,當1920年法國取代奧斯曼託管此地時,其再度歡欣鼓舞。
在街頭遊行的黎巴嫩馬龍派教徒。(東方IC)
而雖說宗派分治的現象在奧斯曼末期便有跡兆,但法國的殖民統治可謂大大深化了其根柢。在託管期間,法國有意將黎巴嫩打造成中東的基督模範區,故而重用馬龍派,並大舉招募基督徒移民此處。雖說馬龍派對法國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在世界諸國眼中,法國政權的殖民性無庸置疑。最後受迫於國際壓力,法國於1943年協調各方簽署《國家公約》,並根據193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訂下在黎巴嫩議會中,基督徒與穆斯林6:5的席次比例,同時確立總統須出自馬龍派的傳統。
法國此舉,成為黎巴嫩獨立後的宗派主義制度化濫觴。雖說在黎國的複雜情況下,宗派共治或為不得已的選擇,但法國此舉並非全無私心。其不僅讓基督徒在議會中佔有優勢席次,更指定馬龍派擔任握有實權的總統,顯然有意維持基督教在黎巴嫩的政治實力。如此安排,自是為讓法國在黎巴嫩獨立後,能繼續對其施加影響力。
然而此番盤算終究敗給了現實發展。人口比例並非固定不變的存在,許多基督徒在法軍撤出後移民海外,加上穆斯林的生育率普遍較高,基督徒的人口優勢最終只能隨歲月一同流逝,黎巴嫩也在獨立30餘年後,在1975年爆發了血腥內戰。1990年,穆斯林以《塔伊夫協議》校正了當年法國留下的政治遺產,黎巴嫩終究沒能如其所願,成為一個基督教化的阿拉伯國家。
1982年黎巴嫩內戰期間的貝魯特烈士廣場。(維基百科)
儘管如此,法國文化仍長留黎巴嫩。時至今日,許多馬龍派皆以能說法語為榮,並有意讓“法國遺產”成為宗派身份的認同元素,作為己身與阿拉伯穆斯林的分野。此外即便經歷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狂潮、美國所代表的英語/新教勢力崛起,法語至今仍是黎巴嫩的第二語言,也是基督教圈子與上層穆斯林菁英的偏好外語,採用全法語授課的學校數量依舊高過英語。
然而除卻文化影響力,法國干涉黎巴嫩的黃金歲月已過。即便有民眾發起求法託管的連署,參與人數實也不甚踴躍;連署門檻雖設在7.5萬,但最後僅有6萬多人回應,如今連署已經關閉。會有此現象,與內戰後的宗派及地緣政治變化息息相關。
離地的蒼白情懷
由歷史脈絡觀之,黎巴嫩不僅曾是法國的勢力範圍,也曾被畫在敘利亞的版圖內,故1943年法國協調各方簽訂《國家公約》時,便在條文中明列一款:“穆斯林保證不追求黎巴嫩與敘利亞的一統”,正如其也出於安撫穆斯林,加上“馬龍派基督徒保證不引入外部勢力,並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身份,同時放棄對黎巴嫩西方身份的主張”一文。然而就後續發展來看,各方顯然都沒真正遵守。
法國因有殖民十字架,故不便過於明目張膽的干涉;然而敘利亞不僅與黎巴嫩相互接壤,也無歷史包袱,故終究趁1976年內戰期間,以協助巴解(PLO)對抗基督民兵之名,將軍隊開進黎巴嫩,從此不願撤軍。2005年2月14日,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遇刺,有部分輿論認為此乃敘利亞所為,遂令厭惡敘利亞者群情激憤,最終導致黎巴嫩爆發大規模示威,敘利亞只好被迫撤軍,結束近30年的佔領生涯。
馬克宏訪問黎巴嫩期間,與激動的當地人民相擁。(AP)
然而經此發展,黎巴嫩政壇的分裂力道反更巨大。內戰爆發前,宗派間的暴力衝突未必牽涉外部勢力;然而15年戰火紛飛下,黎巴嫩不僅引來強鄰敘利亞,也意外招致伊朗介入,後者如今更以真主黨為代理勢力,成為黎國的什葉派靠山。黎巴嫩政壇現下共有兩大政治聯盟分庭抗禮,一是由什葉派與基督徒組成的“3月8日聯盟”(March 8 Alliance),在外交上主張親近伊朗與敘利亞;另一則是由遜尼派與基督徒組成的“3月14日聯盟”(March 14 Alliance),其立場除了反伊朗與敘利亞外,也較為親近美國與沙特。兩派人馬彼此鬥爭,僵局因而頻繁出現。
但在上述過程中,只見新玩家先後登場,卻始終不見法國的再插足空間,這或許是1946年法軍完全撤退後,便注定要面對的歷史宿命。比起伊朗等國真槍實彈的介入,法國如今對黎巴嫩的政治動作,充其量不過是種離地的菁英式念舊,虛弱中還帶點蒼白。馬克宏來訪之所以引發國際關注,主因還是法國的新聞帝國主義力量,能支撐其政治表演能量;但綜觀黎巴嫩輿情,除馬龍派較激動外,多數民眾其實冷眼觀之。
宗派僵局與治理困境,正是插在黎巴嫩心口的兩柄匕首,並讓其在滑向失敗國家的懸崖上,持續失血。而法國此次,已難是任何人的救世主。

  •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8月11日首發,歡迎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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