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區發生爆炸事件，造成100餘人死亡、5,000多人輕重傷。這場悲劇的起因，可歸咎至存放6年之久的2,750噸硝酸銨，雖說繼焊接起火的說法後，如今又有“不排除火箭彈等外部干預”的消息傳出，但國家制度的整體潰爛，可說是責無旁貸。
早在2013年，這批硝酸銨便自喬治亞出港，一路向著莫三比克前行，卻因原運載船的技術與資金問題，而意外來到黎巴嫩這個陌生國度。幾經波折，船東與船員各自棄船返國，這批硝酸銨便被暫儲在貝魯特港區的12號倉庫中。6年多來，黎巴嫩海關總署多次去信司法部門，要求轉移、處理庫中的危險貨物，卻始終沒能得到回應，以致釀成今日慘劇。
二來，黎巴嫩雖曾被法國殖民20餘年，但吊詭的是，如今這段屈辱歷史反成某些劫後餘生者的心理支柱。自8月5日起，黎巴嫩便有民眾上網連署，直指黎國如今已被恐怖主義、民兵與腐敗吞沒，而政府官員對此無能為力，唯有讓法國託管10年，黎巴嫩才能重建乾淨、持久的治理。當8月6日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以“國際友人”身份，趕赴黎國共商救災，黎巴嫩甚至有民眾“攔轎陳情”，以法語要求馬克宏“管管黎巴嫩政客”，彷佛眼前之人是出巡天子，黎巴嫩當局倒成了地方政府。
從反政府示威到要求法國託管，這兩大圖景一脈相承，並且互為表裡。黎巴嫩的歷史結構也恰如立體的棱鏡，在爆炸的撥弄下，交映出集體中的多面性。
從“協和式民主”滑向失敗國家
平心而論，官員對港區硝酸銨的漠不關心，在黎巴嫩並非罕見特例，而是宗派政治（Sectarianism）下的日常產物，只不過硝酸銨最後以爆炸來彰顯自我存在，其餘危機則在沉默中持續發酵。
自從1943年建國以來，黎巴嫩的國家認同便沒有完全建立，民眾始終活在各類宗派的分野間，致使公共治理的場域持續蒼白，又受裙帶關係割裂，最終變得殘破不堪。這批硝酸銨之所以儲放6年無人聞問，一大原因便是經手官員間，缺乏“利益或宗派上的強烈關係”，故皆認為事不關己、拖延即可。類似案例在黎巴嫩社會屢見不鮮：凡是涉及宗派利益的事務，民眾便格外留意；一旦與宗派相對脫節，便漠不關心，即便是硝酸銨這種具有重大公共危險性的貨物，也會被棄於公權力不及的化外之地。
如今黎巴嫩共有18個正式宗派，除卻為首的遜尼、什葉、馬龍三大派，其餘分別是德魯茲人、阿拉維派、伊斯瑪儀派、希臘東正教、希臘天主教、拉丁天主教、亞美尼亞東正教、亞美尼亞天主教、敘利亞東正教、敘利亞天主教、科普特人、新教、迦勒底人、亞述人與猶太人。
而宗派之所以意義重大，原因在於其不僅是個人信仰，更是政治版圖與身份的依歸。以1943年的《國家公約》為例，黎巴嫩總統僅能由馬龍派擔任，正如總理屬於遜尼派、議會議長屬於什葉派一般；而在議會席次中，基督徒與穆斯林也須遵守6：5的固定比例。即便日後經歷15年內戰，各方在1990年簽訂《塔伊夫協議》，也僅僅是調整派系間的江山權重，例如強化總理職權、將基督徒與穆斯林的議會席次比例調整為5：5等，並未動搖宗派政治的根本。
而在個人身份層面上，宗派主義更是無所不在。自黎巴嫩立國以來，諸宗派便持續維繫、建立內部秩序，如今各派皆有獨立的司法自主權，導致國家無法制定統一的個人身分法，民眾的婚姻、繼承權也因此被宗教法宰制。在此脈絡下，宗教領袖不僅掌管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場域，同時也是各法院的實際經營者；此外經歷內戰摧殘後，黎巴嫩十分仰賴非政府組織提供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許多宗派所支援的慈善組織身兼此職，遂令民眾更難拋棄“信仰”所建構的身份框架，進而在投票行為中支持同宗派的候選人。
而黎巴嫩這種多宗派共存的政治制度，一度頗受西方盛讚。自其建國以來，歐美政治人物便稱黎巴嫩為“中東民主燈塔”、“阿拉伯的開明希望”；西方政治學文獻與媒體更屢以“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ism）、“東方瑞士”等美名賦之。即便爆發內戰，許多學者仍肯定這套制度的有效性，認為經歷15年交火後，黎巴嫩仍能重回穩定，並且不斷容納新的政治菁英，宗派政治的多元與平衡功不可沒。因此直到2012年，法國駐黎巴嫩大使派特里斯·保利（Patrice Paoli）仍公開讚揚黎巴嫩模式，並稱其是“有助化解中東暴力衝突的典範”。
然而在“民主”、“自由”與“宗教多元”的璀璨話語下，黎巴嫩的真面目，實是在隱形的政教合一上，上演日漸極化的宗派衝突，以及愈加頻繁的政治僵局。宗派身份一旦被政治化，便注定涉及權力博弈，倘若政壇又缺乏具主導地位的行為者，便極易走入僵局的死胡同，令法案與人事提名難產。黎巴嫩近年最著名的案例，便是2014年至2016年的總統真空。
自2014年起，黎國總統人選持續難產，政治菁英們為此耗費兩年半，諸多重大議案幾乎停擺，好不容易在2016年選出現任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然而民間也同時爆發了2015年的貝魯特垃圾山示威，只因政府無預警關閉市內幾大垃圾場，又無配套措施，致使貝魯特街頭垃圾成災、臭氣熏天，逼得市民上街抗議治理失能。而政府最後依靠的，仍是宗派政治的反動員，由各方領袖勸退憤怒群眾，示威之火於是無疾而終。
上述情節，可謂是黎巴嫩困境的真實縮影，並且反復上演：派系導致政治僵局，菁英們不僅難以大刀闊斧，更因此忽略公共治理，最後民眾憤而上街，卻又屢被宗派吸退，問題仍是無解。雖說在西方媒體筆下，黎巴嫩模式自帶“多元”光環，民間示威也常被賦予“公民崛起”、“民主深化”等浪漫符碼，但除卻上述迷障，黎巴嫩其實正往失敗國家的深淵下滑。
對此困局，政治菁英與民眾雖皆有所感，卻無能為力，在不願內戰重演的共識下，前者只能訴諸不斷談判，後者僅能在憤怒爆發後，屢屢上街。故此次連署法國託管看似荒謬，卻是在長年不滿與無力迭加下，被迫發出的絕望哀鳴。
持續至今的法國身份喧囂
然而這般要求，卻也不是黎巴嫩的社會共識。
法國在黎巴嫩近代史中角色複雜，雙方關係更早在殖民之前便已種下。19世紀，當黎巴嫩還是奧斯曼帝國版圖時，英法傳教士來到此處，興辦學院，既為教會培育人才，也傳遞西方價值觀，並逐步建立英語及法語的使用社群。在此脈絡下，法國是馬龍派與天主教的庇護者，英國則是新教的靠山，兩國以宗教為起點，持續在此競逐政治與文化的影響力版圖。
以學院為例，1866年英國在黎巴嫩成立英語授課的敘利亞新教學院，也就是今日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UB）前身；法國自也不甘示弱，在梵蒂岡與黎巴嫩馬龍派教徒的支持下，於1881年創立聖約瑟夫大學（USJ），是為黎凡特地區最著名的耶穌會法語學術研究機構。眾多英法學院在此充當西方文化先聲，成了知識份子的思想搖籃，故早在1920年法國託管此地前，黎巴嫩便已有規模不小的法語人口。
而在宗教場域，黎巴嫩的馬龍派具有特殊的對法情結。西元7世紀左右，阿拉伯人入侵黎巴嫩山，原居此處的馬龍派被迫大幅改宗伊斯蘭，其慣於使用的敘利亞語、亞拉姆語也逐漸消亡，最後為阿拉伯語所取代。這段征服與文化清洗的記憶，型塑了馬龍派的受害意識，故當11–13世紀十字軍到來時，其普遍視這批外來者為救世主，而非不懷好意的侵略家。雖說由結果而言，十字軍路線最終失敗，但馬龍派的救贖情結並未消亡，當1920年法國取代奧斯曼託管此地時，其再度歡欣鼓舞。
而雖說宗派分治的現象在奧斯曼末期便有跡兆，但法國的殖民統治可謂大大深化了其根柢。在託管期間，法國有意將黎巴嫩打造成中東的基督模範區，故而重用馬龍派，並大舉招募基督徒移民此處。雖說馬龍派對法國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在世界諸國眼中，法國政權的殖民性無庸置疑。最後受迫於國際壓力，法國於1943年協調各方簽署《國家公約》，並根據193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訂下在黎巴嫩議會中，基督徒與穆斯林6：5的席次比例，同時確立總統須出自馬龍派的傳統。
法國此舉，成為黎巴嫩獨立後的宗派主義制度化濫觴。雖說在黎國的複雜情況下，宗派共治或為不得已的選擇，但法國此舉並非全無私心。其不僅讓基督徒在議會中佔有優勢席次，更指定馬龍派擔任握有實權的總統，顯然有意維持基督教在黎巴嫩的政治實力。如此安排，自是為讓法國在黎巴嫩獨立後，能繼續對其施加影響力。
然而此番盤算終究敗給了現實發展。人口比例並非固定不變的存在，許多基督徒在法軍撤出後移民海外，加上穆斯林的生育率普遍較高，基督徒的人口優勢最終只能隨歲月一同流逝，黎巴嫩也在獨立30餘年後，在1975年爆發了血腥內戰。1990年，穆斯林以《塔伊夫協議》校正了當年法國留下的政治遺產，黎巴嫩終究沒能如其所願，成為一個基督教化的阿拉伯國家。
儘管如此，法國文化仍長留黎巴嫩。時至今日，許多馬龍派皆以能說法語為榮，並有意讓“法國遺產”成為宗派身份的認同元素，作為己身與阿拉伯穆斯林的分野。此外即便經歷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狂潮、美國所代表的英語／新教勢力崛起，法語至今仍是黎巴嫩的第二語言，也是基督教圈子與上層穆斯林菁英的偏好外語，採用全法語授課的學校數量依舊高過英語。
然而除卻文化影響力，法國干涉黎巴嫩的黃金歲月已過。即便有民眾發起求法託管的連署，參與人數實也不甚踴躍；連署門檻雖設在7.5萬，但最後僅有6萬多人回應，如今連署已經關閉。會有此現象，與內戰後的宗派及地緣政治變化息息相關。
離地的蒼白情懷
由歷史脈絡觀之，黎巴嫩不僅曾是法國的勢力範圍，也曾被畫在敘利亞的版圖內，故1943年法國協調各方簽訂《國家公約》時，便在條文中明列一款：“穆斯林保證不追求黎巴嫩與敘利亞的一統”，正如其也出於安撫穆斯林，加上“馬龍派基督徒保證不引入外部勢力，並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身份，同時放棄對黎巴嫩西方身份的主張”一文。然而就後續發展來看，各方顯然都沒真正遵守。
法國因有殖民十字架，故不便過於明目張膽的干涉；然而敘利亞不僅與黎巴嫩相互接壤，也無歷史包袱，故終究趁1976年內戰期間，以協助巴解（PLO）對抗基督民兵之名，將軍隊開進黎巴嫩，從此不願撤軍。2005年2月14日，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遇刺，有部分輿論認為此乃敘利亞所為，遂令厭惡敘利亞者群情激憤，最終導致黎巴嫩爆發大規模示威，敘利亞只好被迫撤軍，結束近30年的佔領生涯。
然而經此發展，黎巴嫩政壇的分裂力道反更巨大。內戰爆發前，宗派間的暴力衝突未必牽涉外部勢力；然而15年戰火紛飛下，黎巴嫩不僅引來強鄰敘利亞，也意外招致伊朗介入，後者如今更以真主黨為代理勢力，成為黎國的什葉派靠山。黎巴嫩政壇現下共有兩大政治聯盟分庭抗禮，一是由什葉派與基督徒組成的“3月8日聯盟”（March 8 Alliance），在外交上主張親近伊朗與敘利亞；另一則是由遜尼派與基督徒組成的“3月14日聯盟”（March 14 Alliance），其立場除了反伊朗與敘利亞外，也較為親近美國與沙特。兩派人馬彼此鬥爭，僵局因而頻繁出現。
但在上述過程中，只見新玩家先後登場，卻始終不見法國的再插足空間，這或許是1946年法軍完全撤退後，便注定要面對的歷史宿命。比起伊朗等國真槍實彈的介入，法國如今對黎巴嫩的政治動作，充其量不過是種離地的菁英式念舊，虛弱中還帶點蒼白。馬克宏來訪之所以引發國際關注，主因還是法國的新聞帝國主義力量，能支撐其政治表演能量；但綜觀黎巴嫩輿情，除馬龍派較激動外，多數民眾其實冷眼觀之。
宗派僵局與治理困境，正是插在黎巴嫩心口的兩柄匕首，並讓其在滑向失敗國家的懸崖上，持續失血。而法國此次，已難是任何人的救世主。
-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8月11日首發，歡迎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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