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制新探》讀後

法制史不是現行國家考試之科目，在教師學生間的功利考量之上，自然不會花太多心力教授與學習這門科目，但是了解法制史，可以針對自己現行社會運作的法制問題，找到調和傳統與當代間對話可能。因為西洋法律根植於西洋的社會，未必能夠全盤適用於我國。

早期西方學者(如馬克思韋伯)認為中華法系之落後，是因其對中國法律之論述以社會學出發，且僅概要式的比較各國文化未深入研究，造成中西後進學者刻板印象。而事實上唐律體系已接近現代化的法律架構，有總則分則，實體程序之分，很有可能藉著中西交流影響到千年後1751年的巴伐利亞刑法典。

大清律例的「律」，於大清一朝，原則上不太變化，地位類似現行法律的條文。而「例」，常隨著時間增刪，有如法律的補充、新增款項、實務見解、準用等，以補「律」之不足。

傳統中華法系以三綱五倫的價值體系為中心，司法工作者的訓練主要是以此為本。清代之司法與行政體系不分立，而職司審判的官員，多是科舉出身，以四書五經為選拔標準，目的在測試是否熟稔中華法系背後的法精神，與現代選拔司法工作者以測試實證法的操作，方向不同。孰優孰劣，見仁見智。

為何1750年被認為是高度發展的中華法文化，到1900年代卻被認為是落後於時代？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本文見解以為，1900年前後，正值中國內憂外患，各種改革倡議紛陳，有中體西用，有君主立憲，也有今日看似詭異的中英日合邦的見解。雖然難說是病急亂投醫，但在亂世之中，法律的全盤西化，如今看來，或有可能是兵荒馬亂的偶然下，一個並非那麼奇怪的改革選項罷了。如果中華法系當年能在自己的體系之下進化，或許在大陸法系海洋法系分立的今天，會更有一番不同的風貌。可惜隨著清帝國的土崩瓦解，傳統的中華法體系也畫上句點。而在廢墟中藉著德國法重生的我國現行法體系，在這百年間，或許已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新道路，儘管稍嫌崎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