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行至今日，輿情變幻風起雲湧，計票結果峰迴路轉。在亢奮與怒意對峙下，雖有法律戰隱憂，卻已漸現明朗：拜登（Joe Biden）終在11月7日正式突破270張選舉人票門坎，奪下通往白宮的入場券，後特朗普時代悄然到來。
於阿拉伯世界而言，特朗普（Donald Trump）象徵了美國中東政策的單邊主義轉向：在退出《伊朗核協議》（JCPOA）、改行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背景下，美國加大了拉攏以色列與沙特力道，從2017年12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2019年3月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2020年2月提出《以巴世紀協議》，到選前力促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建交等，美國經緯了日漸明晰的中東對峙格局，巴勒斯坦則徹底淪為戰略棄子。
而於軍事部署規劃上，特朗普延續了奧巴馬（Barack Obama）的「降低軍事介入」基調，且力道更為猛烈，先是在2019年10月自敘利亞大幅撤軍，退出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的地緣競逐戰；又於2020年2月同塔利班簽署和平協議，終結了長達18年的阿富汗戰爭，承認塔利班的執政權與統治現狀。
四年的大刀闊斧，雖有好評，卻也爭議如雲。如今特朗普連任之路已斷，其與團隊的中東戰略自然面臨挑戰。對此發展，阿拉伯知識精英們各有預測，字裏行間，既透射對美國的未來想象，也暴露對中東的規劃預測。
美國何去何從
針對這場四年一度的白宮爭奪戰，阿拉伯精英們在預測特朗普的政治命運時，也分析了美國的國運發展。
美國事務研究者明沙維（Muhammad Al-Minshawi）於《並非選舉，而是對特朗普的公投》與《即便敗選，特朗普仍會留下》等文中分析，特朗普於2016年的勝選並非偶然，而是美國的保守派、白人至上主義者、底層工農相彙集後，以共和黨為名目，所發動的政治革命。這股力道將不因特朗普落選而削減，而是轉移至參議員科頓（Thomas Cotton）、前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kki Haley）、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與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手中，「特朗普主義」也將持續於美國政壇發酵。
政治經濟學研究員優素福（Mustafa Youssef）則於《美國大選，走向更公平的經濟與更人道的世界》中指出，特朗普執政期間，不僅未能改善經濟不平等，更炒作諸多身分政治議題，致使社會分歧加劇，將受美國民意反噬。優素福也提出幾位前景看好的民主黨新星，認為足以承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衣缽，其分別是當選密歇根眾議員的特萊布（Rashida Tlaib），當選明裏蘇達眾議員的奧馬爾（Elhan Omar），以及當選紐約眾議員的科爾特斯（Alexandra Ocasio-Cortez）。
突尼斯作家特雷基（Malik Treki）也在《西方霸權的另一個棺材釘》中表示，特朗普主義具有雙重含義，一是為數百萬美國人民的靈魂服務，二是為美式民主、西方霸權的棺木再封一釘，既摧毀美國於自由民主陣營的代表性，更傷害西方聲譽。到頭來，特朗普除了加速西方衰落外，並無明顯建樹，對此特雷基甚至引用《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中國的網民們很希望你連任。因為你能讓美國變得古怪，讓世界討厭，促使中國團結」一語加以說明。
而針對此次選舉會否引發政變與內戰，明沙維在《美國將去往何方》一文中表示，選舉爭議衝擊了美式民主兩大基石：真相與信任，加上特朗普顯然有意爭取重算選票，而非恭喜拜登勝選，更讓權力移轉蒙上衝突陰影。然而明沙維也指出，儘管美國眼下社會分歧嚴重、政治極化激烈，但與阿拉伯世界相比，美國憲法是種清晰的「政治遊戲規則」，一旦爆發政變，形同摧毀所有美國人的「頭頂聖殿」，眼下局勢尚不至如此發展。
科威特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加卜拉（Shafiq Nazem Al-Ghabra）則於《最艱難的美國大選》一文中分析，此次選舉的極化與撕裂程度創下美國曆史紀錄，拜登吸引了以城市為基地、擔憂新冠疫情的支持者，特朗普則橫掃重視經濟勝過防疫的鄉村，雙方几乎勢均力敵。隨着特朗普不願承認敗選、進而發動法律訴訟，美國社會將進一步極化，但政變與內戰應不會發生。
綜上所述，阿拉伯精英大抵認同特朗普對美「摧枯拉朽」的論調，但談及美國何去何從，則是樂觀與悲觀並陳。
中東何以前行
而在美國的未來中東戰略上，阿拉伯精英也有不少分析。
埃及作家迪亞卜（Mohamed Abdel Hakam Diab）於《尚未結束的美國大選之戰》中抨擊特朗普的中東戰略，認為其激起阿拉伯民眾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憤怒，並讓「自由主義」成為一般人眼中，比「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更危險的存在。倘若特朗普再執政四年，其將進一步拉攏沙特等「阿拉伯大陸」統治者，牢牢蠶食中東的石油利益。
然而另位埃及作家納瓦爾（Ibrahim Nawar）則於《下任美國總統和中東》中分析：放眼中東，除了伊朗與巴勒斯坦外，幾乎所有領導人都希望特朗普勝選，原因一來是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關係密切，致使民主黨在阿拉伯各國中聲望極低；二來特朗普不主打自由民主價值，對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案等輕輕放過，各國強人自然樂見。
納瓦爾進一步指出，在絕大多數以色列人眼中，特朗普必須獲勝，才能一勞永逸締造以阿和平，進而徹底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各阿拉伯領導人也希望特朗普持續打壓伊朗，推遲其戰略崛起，並向各國出售新式武器，強化國防。
同此脈絡，柏林大學埃及研究員哈提卜（Taqadim Al-khatib）也於《美國大選，世界體系去往何方》中表示，特朗普的落選將損及沙特王儲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與埃及強人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的恣意空間。自阿拉伯之春起，中東的權力平衡逐漸改變，俄羅斯借敘利亞內戰滲入中東，伊朗與土耳其則以新強國之姿崛起，美國的霸權角色相形衰微，從而激發特朗普以拉攏獨裁者、單邊主義等猛藥，維繫今時不同往日的美國威信。然而拜登上台，便意味猛藥終結，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將重回過往鼓吹民主自由的外交基調。
摩洛哥記者阿努茲拉（Ali Anouzla）也於《美國大選對阿拉伯世界意味着什麼》中指出，美國在中東的失勢並非始於特朗普任內，伴隨各方的軍事介入，美國接連撤軍顯得突兀而不合時宜，但特朗普用以「重新參與中東」的途徑，卻非強化美國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的價值形象，而是走向完全偏袒以色列、拉攏海灣強人的極端途徑。如今改朝換代，有鑑於拜登過往曾承諾撤銷對沙特介入也門內戰的支持，美國與海灣的親密度將不如特朗普時期。
綜上所述，阿拉伯精英們對美國話語權的衰弱皆有所感，也認為拜登將重回奧巴馬時代的傳統美式價值路線，構築較不單邊、緩和對伊朗關係、相對關注巴勒斯坦的美國中東藍圖。然而此舉能否能重挽美國的失語，尚需時間考驗，正如拜登何以治癒極化的美國社會，也需時間醖釀。選舉會過去，挑戰卻正要開始。
本文發表於：
2020年11月8日《香港01》：
2020年11月日《多維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