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許永遠無法在事實中印證，第一和第二，在根莖、花葉和果實的育成上有何差異。例如那些以水氣氤氳的深林幽谷為生存背景的原生蘭，一旦被移植至溫室盆中，對於它們會有何影響，它們如何感知、又如何因應這種理應影響本質的變動。外人所能見，只能是「適應一切，展現常態、好好活著」，故而在通敵禁令對社會身份不太敏感的老百姓開放的時候，「非常態」給予丁守道的衝擊不能算小。他此生僅這一次眼見著丁有貴的常態結構在這世界最堂皇的大之廳上全盤崩解，抱著自行刻製的祖先靈牌那樣委地號啕。他有一時懷疑「著根」、「安生」以及那些自以為公平的揣測、乃至於一切外顯的「常態」都是虛偽的假相，眼前這人的情感才是真實的。即使兩邊都是家鄉，他確實無法確定，如果失去的是「第二」，是不是同樣能讓人這樣痛哭失聲。驚懾之餘，他終於也承認了「外來」的區分或許並非是完全的偏見；在先來後到的排序上，他不得不承認「第二」有機會等同於第三、第四、第一百、第一千，但「第一」無可取代，概念上人的確是四海之人，的確隨機行止，遍於天下；具體之人、尤其是安土重遷的華人，原鄉只有一個。
接下來的兩個多星期，丁有貴彷彿失散元神，萬念揚灰、諸情俱遠，而後以極緩慢的節奏恢原。在那兩個星期內，只要守道起意試探「回老家看看」的意願，他便像無依的孩子般收集空洞的眼神回望，似乎努力試圖理解「回老家看看」的意義，默默地流下兩行淚來。好意是撫慰鄉情，他一廂情願地認為這是根治之法，要哭，還得到那塊地上去好好哭一場，前緣情事，才能真正了結，直至惠娟背地裡滿腔怒意地斥責點醒：「拜託你好不好暫時別提了？那個地方他連墳都找不到，省什麼親！天下沒見過像你這麼硬著肝腸自以為是的人！我看你是瞎心眼啦？沒見他那樣子！」話畢忍不住哽咽。
那天晚上，丁守道睜著眼躺在床上，耳畔模模糊糊地彷彿又聽見自時空深處傳來的誦讀聲，諒情於有些情結或許可以留著作為同生共死的事項，一輩子不求治癒。「或許可憐憫是我」他想，「像我這樣什麼都不記得、淚也無從流的人。」返鄉潮最盛的那幾年，江承林和丁有貴同樣，都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一批人去、一批人回，分享見聞、追撫昔日、檢視舊傷或者重續舊情，所有無心的話語入了還在禁制之中的人心裡全帶倒刺、都令人生焦渴之情。守道後來才知道，軍方、公、教人員依然受限。其餘他並不關心，但最後一類，把他大伯圈在裡頭了，他忍不住直著嗓子嚷嚷：「為什麼呀？憑什麼！這明明不公平！」江承林不無感慨地說：「是不公平。有些時候，你自願承攬了某些影響力及於他人的責任之後，就得忘了要求公平；即使當初身不由己，「忘」是個必需抵達的境界，否則你當初就不該把這責任攬在身上。沒想到吧，我一直也以為教師是性質單純、與良知相應、影響代代人的社會工作者，遲至這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執政核心必需依強制力維持國家忠誠的對象裡居然有我們這一行。想想是有道理的。我們這些人一生異心，這個國家要憑制度維持信念的一致、正當和正統，就不那麼方便。守道你知道嗎？自古凡懂得政治、介意民心所趨、不願昧於現實的執政者無一不防著我們，又不得不倚賴我們，所以必需以嚴於常人的標準管制我們。我覺得這是知識份子的榮耀，因為這表示他們不得不承認知識獨立於權力、金錢和武裝之外的力量；但這也是知識份子的悲哀。守道，我覺得路好長呀！勢單力孤、尚未啟蒙的人他們是不屑一顧的，或許未來個人思想的自由、依體制的藍圖逐步趨於開放是可以預見的，但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這個國家的執政者才能有器量和自信，容許核心共識自由形成；容許學校能夠將把「思想」尤其是「社會與政治思想」開放為客觀的學科領域、任人自由探索，不依政治目的預設正確的前提或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