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與台灣 會否是地緣牌局的最後兩張牌?|專家有話說

2022/07/13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衝突持續至今已將近5月,伴隨赫爾松(Kherson)、馬里烏波爾(Mariupol)、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等地易主,俄軍已成功打通連接克里米亞與頓巴斯地區的陸橋,並將烏軍逐出盧甘斯克;與此同時,糧食、油價等民生議題衝擊全球各地,不少脆弱經濟體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國際權力格局亦因衝突而加速傾軋,歐洲與印太地區皆出現了被動員與抵制動員的現象,堪稱冷戰結束後的新時代變局。
針對此議題,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於2022年7月8日舉辦「後全球化視野下的俄烏戰爭」論壇,並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參與協辦,邀請到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長與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盧業中、政治大學民族所教授趙竹成、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與歐盟莫內講座教授葉國俊、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辛翠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與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張登及,分別以美國、俄羅斯、歐洲、印太、東亞與兩岸視角提出分析,論壇主持人則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玉山。此為系列報道下篇,共兩篇。

印太視角看俄烏戰爭

辛翠玲分析了俄烏戰爭爆發後,印太地區國家的不同選擇。
其指出,俄烏戰爭對印太國家的影響,可分為經濟面與安全面。前者影響包括糧食與能源進口、通貨膨脹、資本市場、生產需求、供應鏈運作,並給區域內各國帶來經濟發展壓力;後者導致的隱憂則包括地緣政治連動、中美衝突激化、台海可能引爆、美國的戰略承諾不穩等,在印太形成區域安全未定數。
辛翠玲表示,除了現實主義外,身份認知取向也將影響一國對戰爭的解讀與應對,使其在不同思維下,做出不同的政治選擇。首先,是「民主價值視角」,採行者乃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成員國,包括日本、澳洲、韓國。此一視角的思維主軸為「民主對上極權」的意識型態競爭,故其理解的俄烏戰爭,包括以下幾個重點:意識型態層級、極權與民主之爭、反俄與反極權之惡、民主價值與制度的保衛戰。故其應對俄烏戰爭時,會出現以下三個特色:第一,立場鮮明,無保留譴責俄羅斯、積極援助烏克蘭;第二,參與經濟制裁俄羅斯,且不惜犧牲部分經濟利益;第三,對於地緣政治是否連動台海問題的假想狀況與中國相關問題,有較清楚的表態。
辛翠玲以澳洲為例,其在衝突爆發後的第一時間譴責俄羅斯,並逐次提高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包括擴大對俄羅斯的個人制裁名單、禁止出售對俄羅斯有利的奢侈品、禁止貸款給可能受俄羅斯官方影響的俄國企業、停止採購俄羅斯原油、天然氣、鋁等能源產品。而新任總理阿爾巴內塞(Anthony Albanese)也延續了前任政府立場,在5月24日斥責俄羅斯「不法」、「不道德」、「令人髮指」,又在6月27日警告中國「應以俄羅斯為鑑,莫輕忽一個主權國家對外來武力攻擊的反抗,也不可低估其他有相同價值的國家維護國際秩序的決心。」
第二個視角,則是「主權小國視角」。辛翠玲分析,此一視角會投射自己的「小國當自強」情結,並會帶有強勢小國的自覺與警覺,採行者有新加坡與新西蘭。其核心訴求包括多邊國際體系、維持國際秩序現狀、人道、主權與自主,以此視角來看俄烏戰爭,便是大而欺小、侵犯主權、破壞國際秩序,故其會得出「支持烏克蘭即支持自己」的結論。
辛翠玲舉例,新加坡便在第一時間譴責俄羅斯,並對俄方施以過去未有的嚴厲制裁。然其與第一類「民主價值視角」不同之處在於,新加坡反對視俄烏戰爭為民主與極權之爭,「新加坡選的是原則,而非選邊,更沒有要與俄羅斯為敵。」辛翠玲指出,新加坡在意的是,俄羅斯此舉威脅他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破壞聯合國憲章與主權國家體系、干擾本就不易的國際多邊合作、加劇了中美關係的不穩定。上述種種皆會影響到其身為主權小國的安身立命。
第三個視角,是「南方視角」,採行者包括印度、東盟國家。辛翠玲指出,此一視角眼中的俄羅斯,並不具備強烈的敵我分野,既非我者,也非全然他者;在地理距離上,俄羅斯也不對「南方視角」國家構成侵略性;在外交立場上,俄羅斯與歐美不同調、又與中國若即若離,在「南方視角」國家看來,是另一個戰略平衡支柱;在國家實力上,「南方視角」國家認為俄羅斯曾經稱霸且依然強大有資源、具軍經實力。簡言之,俄羅斯在其看來,非壓迫、無威脅,是可期待、可合作的強國。
故辛翠玲分析,「南方視角」面對俄烏戰爭時,會對俄羅斯預設有較多包容與理解,其是否曾參與譴責俄羅斯並非重點,如何與俄羅斯維持並發展互動關係才是看點。在此脈絡下,消極者會低調以對,積極者則會藉此機會再定位自身的國際角色。辛翠玲舉例,印尼便是典型的「南方視角」國家,既道德譴責俄羅斯,又婉拒軍援烏克蘭,同時維持與俄羅斯的關係,確保俄國軍售與投資,並努力疏通烏克蘭糧食與肥料出口,堪稱來自G20的和平使者。
但辛翠玲也補充,國家身份取向未必是單選題,也可能隨議題而流動。例如新西蘭,自80年代以來便採行第二類「主權小國」身分取向,但俄烏戰爭爆發後,新西蘭反應強烈,且積極強化自身與北約、美國、印太戰略的合作,但其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又表示,新西蘭奮力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變 (a fiercely held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新西蘭無意尋求擴大軍事聯盟。故新西蘭變了嗎?辛翠玲認為後續值得觀察。

地緣政治與新持久戰

張登及則以地緣政治與兩岸視角,分析俄烏戰爭的爆發與影響。
首先,張登及認為,俄烏戰爭是後全球化的加速器。其指出,定義全球化,關鍵在於要素流動的時空收斂;而推動這一現象的因素,是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技術的進步、成本的降低,可簡言為「槍砲、細菌、資本的外溢」。
張登及分析,全球共經歷過三階段的全球化:第一階段是海權、殖民與「世界體系」的成形;第二階段是兩次大戰與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成立;第三階段是蘇聯瓦解、網際網路出現、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此一時期的體制與表現為自由國際秩序(LIO),即以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為下層結構,多元主義民主與進步主義價值為上層建築,間以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制度。
張登及表示,或許全球化的演進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直至拐點,也有可能在危機四伏下,表現出內在的矛盾、逗點與拐點,例如70年代的石油危機、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次貸風暴、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特朗普(Donald Trump)主義與中美貿易戰、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等。張登及由此詰問,往後的全球化,會否仍是技術進步帶來成本降低、時空收斂,最後達至普惠和平?抑或會是技術進步導致內外不均衡與野蠻增長,致使國家內部的共識與國際權力平衡破壞,最後引發舊秩序瓦解?張登及指出,國內共識破壞加上媒體技術進步,便容易產生極化社會與民粹主義,眼下東歐、西歐、美洲到亞洲皆然,烏克蘭不過是破口之一;國際的權力平衡破壞,則會誘發安全困境,烏克蘭亦是處在斷層線上。
張登及進一步論述,眼下霸主(美國)、崛起者(中國)、懷舊者(俄羅斯)與各世代都不滿舊秩序,故「後全球化」極有可能走向高成本的空間分割與冷戰2.0,出現全球在「地」化的現象。張登及由此提出所謂「地理的復仇」(Revenge of Geopolitics),「全球化是地緣政治的反命題,地緣政治是全球化的制衡者。」19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兩伊戰爭、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911恐襲與後續的伊拉克大中東戰爭、朝核危機、利比亞與敍利亞內戰,皆可視作地緣政治對全球化的反撲,「烏克蘭與台灣,會否是地緣撲克(Poker)的最後兩張牌?」
張登及指出,由地緣政治的回歸觀察現下國際秩序,可看到海陸權國家的博弈。在海權之爭上,美英會竭力維持海洋霸權、防止陸權國突穿遠海,故其主張「自由航行」,中俄則會拒止海權逼近本土、並尋適當機會突穿封鎖,故會主張「歷史水域」;而在陸權之爭上,美英會避免陸權國再控制由東歐到中亞的心臟地帶,中俄則要避免海權國控制心臟地帶,故會提出「一帶一路」、「歐亞經濟聯盟」等計劃;而在盟友關係上,美英若要避免陸權國家結盟,便要組織盟友制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同時力求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中俄則會有不同的戰略考量,俄羅斯本可嘗試改善美歐俄關係,中國則可在穩住俄羅斯的同時,爭取與發展中鄰國的關係,但俄烏戰爭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美歐俄修好的進程,打亂了上述佈局。
而由歐陸回望東亞,張登及也點出幾個危險熱點。首先,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只是凍結了東亞戰爭,卻未解決深層問題。彼時美國是東亞秩序的主導者,面對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的戰略環境,其有意改變日本的地位,使其成為邊緣的樞紐。在此一背景下,《舊金山和約》成了片面的秩序建構,蘇聯與盟友皆未簽署此約,連帶日俄之間亦無和約,北方四島問題遺留至今;「中華民國」則在1954年另與日本媾和,台灣地位問題至今未決;北京、河內也未受邀參與此會,故有後續《中日友好條約》中的台灣問題;印度則是受邀但不出席、印尼等國亦未批准。簡言之,東亞各國在理念上並無共識,包括誰是二戰戰勝者、是否存在侵略者等問題;無獨有偶,朝鮮戰爭亦是「未結束」,朝鮮更在2013年廢除停戰協定。
張登及指出,東亞秩序在法理與理念上都未凝固,又遇上權力移轉,自會受到激化,如今的大國博弈又存在結構性困局,包括中美有80%的權力對比處於高危區間,俄國至今仍是核強權,貿易、科技、疫情互疑疊加導致溝通低效,美國內政糾結又使其難以對俄緩和,故眼下要對中國打俄國牌極度困難。
在此脈絡下,張登及指出,新冷戰將會是一場持久戰,不均等的增長不再帶來互惠與和平紅利,以壁壘確保「相對收益」或將成為主流。在此背景下,新冷戰的發展會有以下兩個特徵:第一,會出現兩線持久戰,「後方」綁定盟友、搭築壁壘,「前方」則以代理人戰爭消耗對手;第二,護欄薄弱,各式議題交雜、共識低、危機擴散快。但張登及也提醒,新冷戰未必是百年馬拉松,「前方」也有可能提前出戰,使危機燒向後方。
張登及進一步提出對兩岸的極限思考。如今後全球化時代來臨、東亞舊金山和會秩序瓦解,地緣政治競鬥主導國際秩序,「前方」代理人戰爭誘因上升,國際格局可能出現「雙殺打」、「漂流世界」兩種秩序結果。
所謂「雙殺打」,即是「前方」的代理人衝突,即莫斯科準備不足卻「因故」進攻,敗戰衰微,烏克蘭則在誤擊下被犧牲打;北京也在條件不備卻「因故」進攻,復興進程由此逆轉,台灣也在誤擊下被犧牲打。故「雙殺打」的結局,便是烏、台在持久戰中「有所損傷」,但國際的權力移轉由此停止,美國順利維護單極。
所謂「漂流世界」(Drifting World)的發展則恰好相反,即俄羅斯能借由此次衝突鞏固烏東,東歐將陷入動盪,「基辛格大三角」(Kissinger Reverse,意指中美俄戰略三角關係)失靈。而戰爭膠着恐影響美國選情,致使特朗普勝出,美國或將戰略收縮,同時更加卸責盟友。
至於持久戰「前方」的斷層線行為者(台灣與烏克蘭),是否有「不戰」的選擇權?張登及總結,若由地緣與權力決定論來看,「前方」沒有是否參戰的選擇,就連何時與如何戰的選擇都十分有限;但若由意圖與謀略可恃論來看,妥善管理意圖、維持戰略耐心,可以影響衝突的規模與時點。

為何各國反應不同

吳玉山則分析了全球視野下,影響各國以不同立場應對俄烏戰爭的因素。
吳玉山指出,可以觀察到,戰場的鄰近國家反應最強,包括波羅的海三國、波蘭;距離較遠的歐洲大國反應則較為節制,包括德、法、義;但美英兩國的反應又十分劇烈;其他更遠的非歐洲國家則反應有限,或維持中立。俄羅斯則有少數俄盟友支持。
對此現象,吳玉山提出三個層次的解釋:系統、國內與決策。其中「系統」包括「安全與距離」、「戰略三角與延伸關係」兩個因素;「國內」包括歷史、文化與制度;「決策」則意指政黨偏好與領導人立場。
首先在「系統」層次的「安全與距離」上,俄羅斯侵略必然對區域國家構成安全威脅,故距離戰區越近,感受到的安全威脅越大,而安全依靠可以用三種方法尋得,第一,外部抗衡,即依賴其他大國與俄對抗,例如美國;第二,扈從俄羅斯,例如白俄羅斯;第三,中間路線,即成為戰略樞紐、維持中立、推動全方位外交,但此次戰爭爆發後,中間路線顯然受到擠壓,選擇外部抗衡的國家增加,例如要求加入北約的瑞典與芬蘭,但還是有例外,例如維持樞紐身分的土耳其。
然美國分明不是歐洲國家,為何反應如此劇烈?吳玉山指出,美國身為世界霸權,在全球具有普遍利益,並可在全球範圍投射權力,故對任何戰爭均為「在場」。從這一脈絡觀之,美國與俄烏戰區距離「甚短」,故適用於安全威脅高、抗俄反應強的假設,其也選擇與鄰近戰區之東歐國家形成同盟,共同要求對俄羅斯極限施壓,與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傳統歐洲大國不同。
而在「戰略三角與延伸關係」上,吳玉山指出,對他國之關係由與第三國之關係決定,如與一強國相善,則與該強國之敵國相惡。簡言之,美國之盟友感受到美方壓力,只能不斷升高與俄羅斯的對抗,傳統歐洲大國德法意便是如此,與美國關係密切的英國,更是在戰爭之初便積極反俄,澳洲、新西蘭與加拿大(Anglo-Saxon core)也是如此;美國的亞洲盟友亦同,包括日、韓與台灣。日、韓、澳等隨後參加了馬德里的北約峰會,即為此一狀況脈絡的體現。但當「安全與距離」之考慮和「三角關係」有所衝突時,國家便會有所掙扎,配合得較不情願。
反之,如與一強國相惡,則與該強國之敵國相善。吳玉山指出,美國之對手,受到美國壓迫,自然不免對俄親善,中國即處於此種狀況;印度一向懷有反西方、反殖情結,對西方之反俄動員要求自會拒絕;其他的金磚國家(BRICS)如南非與巴西,也皆有此種傾向,想要加入 BRIC的阿根廷、與美有衝突的墨西哥亦如是。對於此類非歐洲大國,安全距離因素不導致其反俄,三角關係亦使其抗拒西方動員。
而在「國內」層次上,吳玉山指出,歷史、文化與政治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波蘭便是典型案例,其對俄羅斯的歷史仇視與對烏克蘭的親近,可能大幅度增強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的因素,波蘭如今已成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的最大前進基地;但國內因素也可能與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發生衝突,而使一國陷入困難境地,例如傳統親俄的保加利亞,便在俄羅斯停止對其供氣後,出現了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但塞爾維亞則仍然維持對俄羅斯的親善,或許是因為其尚未被納入西方體系,故三角關係效果有限。
另在「決策」層次上,吳玉山指出,不同政黨與政治領袖會有不同反應,因而影響一國的抗俄強度。眼下的東歐戰略斷層線國家內,存在不同政治勢力,故會有不同的對戰略態度,例如當今執政的「法律與正義黨」(PiS),是波蘭最反俄的黨;奧爾班(Viktor Orban)在匈牙利政壇光譜內,立場相對親俄;法國的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立場也執政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不同;墨西哥的洛佩斯(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在國內也屬於相對反美陣營。
吳玉山表示,即使是美國,若今日是特朗普在位,對俄羅斯的政策也可能會與拜登(Joe Biden)不同,或許特朗普在強調經濟的視野下,會相對不認為烏克蘭是美國的重要利益,也較不重視傳統與歐洲盟邦的關係,而會認為其佔了美國便宜。
而綜合前述因素的排序,吳玉山認為,「安全與距離」仍扮演了關鍵角色,其次是「戰略三角與延伸關係」,再次為「國內歷史文化與制度」,最後才是「執政者與決策」。吳玉山亦感嘆,現在的世界已經與過去三十年大大不同,俄烏戰爭就是對轉捩點的述說。
原文發表網址:
202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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