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時報 2024/1/18 12版
繼美英空襲葉門胡希叛軍，與胡希飛彈再擊中紅海的希臘商船後，伊朗也以飛彈攻擊鄰近美國駐伊拉克庫德斯坦總領館的所謂「以色列間諜中心」和鄰國巴基斯坦邊境的「反伊朗叛軍」。雖然歐盟現在決定要派出至少三艘驅逐艦前往護航，但剛剛完成首訪中國的歐洲理事會輪值主席，比利時首相德克羅（Alexander De Croo）昨天在歐洲議會公開表達對川普可能當選的憂慮，認為川普可能與俄國的普京總統談和，其言行將威脅民主價值。德克羅訪華當然要表達對中國市場准入與人權問題的關切，但必然也要談烏克蘭與迦薩問題，卻因歐洲在大國競逐中整體份量日益衰落，顯得有氣無力。
事實上，北約作為歐洲的軍事中樞，其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剛在2024瑞士達沃斯論壇警告，俄軍正在烏東數條戰線緩進，絕不可輕估。儘管基輔在失去烏東重鎮馬林卡後，傳來兩個好消息：去年底以飛彈擊毀黑海艦隊4,000噸級大型登陸艦「新切爾卡斯克號」；以及兩天前以愛國者擊落一架俄A-50預警機。
與德克羅訪華同時，中國大陸外長王毅正在進行新年北非訪問，並抵達剛加入成為金磚集團新會員的埃及。中、埃兩國的「聯合聲明」強調，以、巴雙方未來仍應實現1967年國界的「兩國方案」，這顯然不會為美、以所接受。但從去年北京牽線伊朗與沙烏地復交到法軍陸續從中非、馬利、布吉納法索和尼日撤守，中國在中東與非洲的影響力仍在繼續擴大。
這也一部份印證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ck Sullivan）剛剛在達沃斯論壇的分析—「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最初幾年（ the early years of a new era）」，列強比冷戰的任何時期都更相互依賴，但也為新秩序激烈競爭。對此美國無須新創秩序，但應予以調整（adapting）。華府對北京不尋求衝突，而是在競爭同時進行「強化的外交」（intensified diplomacy）。蘇立文這番新的表態其實呼應他去年10月在《外交事務》所發表的專文—「在變動世界中強化美國權力泉源」，重點不僅是國家權力的自我組織與同盟的選擇，關鍵更是「戰略決策」（strategic decision），即哪些戰爭要進行、哪些予以嚇阻，哪些則必須避免。
然而弔詭的是，之所以要強調美中開戰並非不可避免，不僅是因為眼下烽煙四起、亂局紛陳，還因為從學理與歷史經驗來看，美中兩強在東海、臺灣、南海發生意外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一直警告大國政治悲劇的米爾斯海默去年10月接受澳洲前副總理安德森的訪問時重申，美國制衡中國的首要工作，是維繫好與俄國的關係。無奈在柯林頓總統任內，決策層中反對北約東擴的防長佩里（William Perry）等人在辯論中敗陣。
柯林頓、國安顧問雷克（Anthony Lake）等東擴派天真以為推進民主是善意，不會被俄國視為威脅。但乘弱勢的俄國葉爾欽政權之危的結果，卻是累積莫斯科的深重反感。史實證明，葉爾欽時代就與中國締結了後來不斷擴員的「上海五國」（現「上海合作組織」）。後來作風更強勢、出身KGB的普京原未必要與歐洲為敵（而是與德、法友好，與東歐冷淡）；但2014年烏克蘭「廣場事件」的政變後，莫斯科不得不與發起「一帶一路」旗艦型地緣戰略的中國更加靠近。以米氏的角度回頭看蘇利文提倡的「戰略決策」，當年華府持續壓縮俄國，是重大的決策失誤。
拜登與蘇利文自不會公開採用米爾斯海默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邏輯，因為這種話語像是「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能說的是中美相互依存，仍有包括氣候變遷等全球需共同面對的巨大挑戰。加上拜登說中國經濟「遇上麻煩」，所以美方產業科技去風險加上「強化的外交」，應該足以管控中美衝突。不過亦如蘇立文在專文所說，決策經常面對「意外」；而對歐洲來說，川普當選恐是「意內」。在理性與價值都面臨矛盾困境的「新時代最初幾年」，大小國家都要格外小心謹慎、未雨綢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