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晤沙利文後、普京訪華前：王毅赴俄透露什麼訊息？

中國外長王毅於9月18日在莫斯科，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會晤。（Reuters）

9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應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9月18日至21日赴俄舉行中俄第18輪戰略安全磋商。

從兩國近期的外交動向來看，這次磋商的時間背景相當有趣。9月16日、17日，王毅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馬耳他舉行了多輪會晤，中國外交部表示，雙方圍繞穩定和改善中美關係進行了溝通，同意繼續落實兩國元首峇里島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保持雙方高層交往，舉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海洋事務磋商、外交政策磋商，同時討論了朝鮮半島局勢與烏克蘭問題。會晤之後，王毅隨即啟程前往俄羅斯。

而觀察前述事件，從王毅會晤沙利文、王毅訪俄，再到普京即將訪華，曾經波濤洶湧的中美俄關係，如今似乎進入新平衡：美國雖仍炒作「中俄結盟」、「中國即將軍援俄羅斯」，力度卻比2022年9月習普上合會、2023年3月習近平訪俄時小了許多；而中國身處中美博弈白熱化、俄烏戰爭爆發的複雜情境，既要穩定中美護欄，也期望深化中俄互動，更要避免後者波及前者，如今看來也已進入穩定期。

從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起，中美俄關係經歷無數震盪與校正，眼下似乎漸趨均衡，不僅美國確立了針對中俄的輿論攻勢節奏，中俄也摸索出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區間。

美國眼中的中俄關係

首先是美國輿論攻勢的節奏變化。

回顧戰爭爆發後的時空，美國對中俄關係的攻擊集中在「中俄結盟」、「邪惡軸心」的敘事上。而這一攻勢的背後大體有兩種機制在作用：一是現實主義思維下的政策操作，目標是防止中俄因為戰爭「真的結盟」；二是來自歷史的沉重回聲，也就是冷戰時期根深蒂固的認知框架：中俄靠近必然對西方構成威脅。而兩種機制又會彼此強化，認知產出政策、政策再形塑認知，最終導致了中俄互動的泛汙名化。

例如，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前，西方學界和政策圈便不時辯論「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會否「終結」，其中就有部分聲音認為，中俄交好會是「自由國際秩序」的致命威脅，兩國的「修正主義軸心」、「危險聯姻」遲早會顛覆世界秩序。俄烏戰爭爆發後，「中俄結盟」的話題熱度來到歷史新高，相關討論從中國會否軍援俄羅斯、承認俄羅斯對烏東佔領地擁有主權，一直到解放軍會否趁機出兵台海，與俄羅斯面對東西分別開戰等，層出不窮。

但觀察這一時期的中俄互動，基本上沒有證據能支持前述猜測。從本質上來說，美國在內的西方輿論更多是在擴大解釋中俄兩國的外交互動，以填充自己的既定假設：例如上合習普會前夕，「中國即將軍援俄羅斯」便在西方媒體傳得沸沸揚揚；該年5月中國宣布派遣特使斡旋俄烏戰爭時，西方媒體又盛傳「中國即將勸降烏克蘭」。

而正因這些假設最後都缺乏實證：中國既沒有軍援俄羅斯、也從未在國際法上同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領土訴求，「邪惡軸心」的敘事難免淪為不時發作的陰謀論、歇斯底里的陳腔濫調。這一背景下，另一種輿論攻勢開始填補「軸心說」的市場真空，那便是強調中俄關係只是各取所需的「有限合作說」。

這一說法源自中蘇關係和緩的冷戰後期。與「邪惡軸心」不同，「有限合作」論者強調中俄關係的結構性問題與分歧，認為兩國互動的改善缺乏前瞻性與持久力，只有戰略利益下的各取所需，早晚會因敏感的邊境問題、認知的分歧、彼此的猜疑、歷史的仇怨而分道揚鑣。

例如2008年澳洲學者羅波波（Bobo Lo）的《便利軸心：莫斯科、北京與新地緣政治》（Axis of Convenience: Moscow,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便認為所謂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只是對雙方來說都方便的「話語安排」，中俄雖能以此在地區、全球性事務中「誇大」雙邊關係，卻無法進行長遠的戰略合作，因為兩國在現實中不僅國力極不對稱，也缺乏對全球未來秩序的共同想像。戰爭爆發後，這一說法被用以強調中俄關係的貌合神離，例如「中國切割俄羅斯」、「俄羅斯懇求中國而不得」等說法，大體都是「有限合作說」的變體。

而當下美國對中俄輿論攻勢的趨緩，便是因為「有限合作說」已成功與「軸心說」形成共生：如果「軸心說」有市場，「有限合作說」便只能在牆角圈地自萌；一旦「軸心說」受挫，「有限合作說」便會重出江湖，以「上帝視角」冷眼旁觀中俄互動，並帶點唱衰中俄互動的報復心態，例如近日外媒對「金正恩會晤普京引發中國緊張」的炒作，便是這一機制的產物。

中俄互動的真實樣態

歸根結柢，不論是「軸心說」或「有限合作說」，其根源都是美國對中俄結盟的恐懼，只是前者是靠著渲染結盟，來阻止中俄真的結盟；後者是借強調中俄分歧，來宣傳中俄絕不可能真的結盟，所以也不至於對西方構成致命威脅。

平心而論，「軸心說」與「有限合作說」雖都有現實基礎，卻也都有誤區。首先是「軸心說」，其基礎在於，中俄某些場域的合作確能互相拉抬，從而影響美國的既有地位，例如推動人民幣與盧布的本幣結算，長期下來或將撼動美元霸權。但其誤區在於，中俄的合作密度雖比過去提高不少，卻不是冷戰時期北約、蘇聯與其盟友的軍事結盟關係，所以在戰爭情境下持續炒作「邪惡軸心」，必然會與現實出現分歧。

而「有限合作說」的現實基礎便如前所述，即中俄確實不是在所有領域都如膠似漆，也不是毫無競爭與摩擦，但這一說法的誤區不在描述的內容本身，而是在描述的前提與所欲強調的印象。綜觀國際關係，但凡國家與國家發生互動，就必然是合作與衝突兼具，只是程度與比重有所不同，美國與歐洲各國如此，同印度、日本等印太國家也是這般，但華盛頓從不以「各取所需」、「便利軸心」來形容自己與各國的互動，面對中俄關係卻煞有介事強調「相互利用與算計」，彷彿自己與其他國家全是「真情實意」，就只有中俄關係是「不正常炮友」，這顯然也有所偏誤。

事實上，中俄關係的運作邏輯就與中美關係類似，都是實用主義至上的大國互動，並在持續碰撞與溝通下，來回探詢彼此的真實意向與底線。例如開戰之初的俄羅斯，就明顯是想爭取中國支持，說得更直接，其邏輯與美國宣傳的「中俄邪惡軸心」沒有差別，只不過換成了「反霸正義軸心」。但從北京的反應來看，其不願與俄羅斯過度綑綁，原因也是顯而易見：中歐關係、中美關係都將為此受損，中國的國家形象也將因「支持侵略」蒙塵。

正因如此，不論戰爭下的習普會意義如何重大，中國都未在國際法層次支持俄羅斯的戰爭主張，尤其是對烏克蘭四地的主權宣稱；此外，當中國嘗試斡旋俄烏戰爭時，也始終強調保障烏克蘭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例如2023年2月發布的《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便將這一立場置於首位。

但話雖如此，中國也沒有因戰爭完全推開俄羅斯，而是持續深化與戰爭相對無關的其他交流，例如經貿互動、遠東投資、能源戰略對接等，其背後原因也很直接：在美國步步進逼下，這麼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推進這一議程，北京同樣要顧及外界觀感，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堅決不在戰爭議題支援俄羅斯的相關表態，便為北京留下了深化中俄互動的緩衝空間。

例如2023年3月習近平訪俄前一個月，中方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闡明中方勸和促談、不軍援俄羅斯、不要求烏克蘭割地的立場，便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了「邪惡軸心」的部分攻勢。當然，這不意味中方所有不親俄的政治表態，都只是要替深化中俄關係服務，但這些動作確實能在政治上發揮緩衝效果，最終也有助中美俄走向當今的互動平衡。

而此次王毅訪俄，同樣是平衡氛圍下的產物：沙利文與其所代表的美方應該事前知情，且也明瞭此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普京訪華的行前溝通，卻至今沒有過度炒作「邪惡軸心」話題，應是想觀察普京訪華後的實質成果，來決定出手方式與力道；而王毅赴俄當然意味中俄關係穩定前行、還可能更上層樓，但面對敏感的戰爭話題，王毅雖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同稱，「若不考慮俄羅斯利益、缺少俄方參與，要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嘗試將徒勞無功」，卻還是特別強調，「中方一貫堅持和談正確方向，將以自己的方式，替政治解決這場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顯然是想避免「替俄羅斯戰爭立場背書」的相關解讀。

誠然，北京始終強調中俄合作不針對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擾，不被第三方左右，但現實生活也證明，美國就是中俄關係的重要第三方，正如中國對美俄關係、俄羅斯對中美關係。在可見未來內，中美俄關係將隨戰爭發展、國際局勢變化，不斷進行再平衡，直到各方產生交集。無論如何，這段三角互動還會持續好一陣子。

原文發表網址:

20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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