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軍受挫下的上合峰會：若美國無法拖垮俄羅斯，中俄合作上不封頂

9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第二十二屆元首峰會於烏茲別克登場。綜觀時局，峰會的召開乘載了兩重特殊背景。

第一，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上合組織的首次「完全線下」元首峰會，且俄羅斯一方提前釋出消息，指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Shehbaz Sharif）、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等人會晤。顯然與會元首除來自8個成員國外，還包括伊朗這一「準成員國」，以及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對話夥伴」。

第二，俄烏衝突持續延燒，且俄軍恰好於峰會召開前夕遭逢滑鐵盧。9月10日起，烏克蘭戰場出現2月以來最大一次「烏進俄退」：烏軍在東北部的哈爾科夫（Kharkiv）地區連下多個俄控居民點和重鎮，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13日表示，烏軍已收復約8,000平方公里領土。雖說就實際戰場形勢而言，網上渲染的「戰略轉折」遠未到來，但伴隨烏克蘭與西方持續進行輿論宣傳，普京承受的政治壓力正在上升。

在此局面下，「俄羅斯」成了上合組織峰會焦點，各界不僅留意普京發言與動向，也同步關注中俄元首互動，以及後續的中俄關係變化。尤其上合組織身為「歐亞整合」代表，中俄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受此脈絡牽引，各界對兩國互動的關注，其本質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對歐亞秩序是否生變與重組的探究。

然而影響中俄於歐亞互動的因素，並非只有兩個當事國。由歷史視角觀之，美國對中俄的戰略壓迫、在中亞與中東的介入失敗，才是促成中俄協調「歐亞秩序」的真正根源。

就中俄兩國的外交傳統來看，相互結盟並非常態。俄羅斯長期希望融入西方世界，故往往更重視與歐洲、大西洋國家的互動；中國則受自身地緣位置影響，更關注太平洋地區的秩序格局。總體而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後冷戰年代的中俄外交政策主軸，皆是融入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同時增加自己的國際政治權重。然局勢之所以沒有照此趨勢發展，美國的政策僵化與誤判可謂關鍵。

首先，美國的對華、對俄政策仍帶有強烈的冷戰色彩，缺乏應對新時代中俄關系的靈活性，面對中俄希望融入世界體系的渴望，其選擇在歐亞兩側的台海與東歐持續施壓，導致兩國湧現「遭到包圍」的焦慮；而在國際權力格局層次，美國忽視了「多極化」秩序的成形，認為自己仍是1990年代所向無敵的單極霸權，故在施壓中俄上無所畏懼，眼中只看到「和平演變」的發生概率，卻未留意中俄在歐亞背靠背的實際可能。

簡言之，綜觀美國在後冷戰年代的外交政策，其既無法深層次改變中美俄關係，也無法讓正在崛起的中俄融入國際體系；正如華盛頓對歐亞兩側的施壓，不僅未能遏制中國與俄羅斯發展，甚至還為中俄和解創造了最佳條件。

在此情況下，身處歐亞核心區域的中東、中亞，也在經歷美國介入又退出後，出現了秩序崩塌，從而給了中俄協調機會。

2001年，美國以「反恐戰爭」之名入侵阿富汗，成功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又於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終結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時代。然而風頭無兩的美國並未提出可支援中亞、中東發展的大型專案，也未設法推動自貿協定、打造共同市場，而是日漸身陷反恐戰爭的軍事泥淖，並讓自己與域內各國持續離心。

2010年，「阿拉伯之春」於北非爆發，美國對此大力支持，但此一變局的直接結果，除了顛覆原有政權外，便是催生遍地內戰與伊斯蘭恐怖主義，導致了區域不穩與混亂；2014年起，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開始在於伊拉克與敘利亞攻城掠地，但美國對此變局幾乎一籌莫展，西方聯軍在漫長纏鬥中損失慘重，最終真正由伊拉克、敘利亞兩方向遏制「伊斯蘭國」擴張的，還是伊朗與俄羅斯的軍事精鋭。

綜上所述，美國在中東與中亞的多年「經營」，大抵可總結為兩點：在經濟建設場域，美國提不出歐亞版本的「馬歇爾計劃」，也沒有制定歐亞中部國家的合作議程；在軍事政治場域，美國強行闖入歐亞中部，摧毀舊有政治和社會結構，卻又在「重返亞洲」、「印太戰略」的考量下任意離去。簡言之，便是反恐無能又任意退出、策動顏色革命又無力治理。

如今外界觀察中俄如何協調歐亞秩序時，往往會以「修正主義」的口吻描繪兩國，將中俄形塑為世界秩序的挑戰者。但由歷史視角觀之，中俄的相互靠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錯誤戰略壓迫的結果；而歐亞之所以出現「可被協調的空間」，也大體來自美國任意進出所導致的秩序崩潰。

在此脈絡下，觀察往後的中俄互動與歐亞整合，兩大機制堪為關鍵：美國的戰略壓迫、中俄的分歧化解。

而與眼下的俄烏戰爭相結合，或可如此總結：美國對中俄的戰略壓迫短期難止，如若普京政權因俄烏戰爭垮台，中俄在歐亞大陸的協調關係將有高概率生變，但美國也已無力重返，歐亞中部可能重演混亂、發生權力重組；而若美國持續施壓，卻無法在烏克蘭徹底拖垮俄羅斯與普京政權，則中俄在協調歐亞秩序上將更能合作無間。

綜觀中俄兩國近年的歐亞互動，可謂合作中帶着防範，但這一防範伴隨美國的戰略施壓，正在持續消解。早在2003年，中國便曾提出創建上合組織自貿區、上合組織發展銀行等倡議，但俄羅斯始終不願回應；2013年，中國啟動了橫跨歐亞的地緣經濟倡議「一帶一路」，俄羅斯隨後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欲與「一帶一路」倡議分庭抗禮。然而伴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美歐俄關係陡降，2022年的俄烏戰爭更是重創莫斯科與西方的全面互動，俄羅斯開始放鬆對中國的種種「顧忌」。例如中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三國於1997年簽署的「中吉烏鐵路備忘錄」，曾在普京反對下延宕多年，卻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於2022年5月迎來普京點頭，如今該項目有望於2023年正式動工。

對北京來說，並從不反對成為既定的全球治理體系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只是希望中國能在其中擁有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一席之地。在此脈絡下，經緯歐亞秩序更多是「長期防禦」的思維體現，意即在抵禦美國施壓的考量下，希望締造「相對不受美國干擾」的政治與經濟空間。在此情況下，與俄羅斯協調溝通自是必行之舉。

而對俄羅斯來說，其在經營歐亞上具有地緣與歷史優勢。從文明經緯來看，俄羅斯是歐洲與亞洲的匯融；從歷史積累來看，通過蘇聯的長期統治，俄羅斯在高加索、中亞都具有維和潛力，對許多有意抗衡恐怖主義的歐亞國家來說，俄羅斯是重要的區域安全保障。

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有必須克服的障礙。第一，俄羅斯長期以來都將歐亞當作「反西方」外交政策的籌碼，不論是增加或減少對此地的戰略挹注，其執念根源都是對西方的擁抱與拒斥，往後若要真正深化自己的歐亞國家角色，便要在戰略思維上真正將歐亞當作主體來對待；第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俄羅斯太想成為「獨立於中國」的歐亞影響力中心，未來若要在歐亞深化與中國的協調合作，其對華取態就必須有所改變，既要推動俄羅斯的擅長議程、發揮己身優勢，也不能過度排斥北京的經濟與政治存在。

而俄烏戰爭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上述兩大障礙的消融。俄羅斯如今成為西方公敵，轉向歐亞已非過渡政策，而是必走之路；面對美歐的戰略施壓，中國與非西方世界是其理所當然地爭取對象。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中俄對於多極化世界具有同樣的嚮往，在抗衡美國壓迫上形成了共同利益，歐亞大陸可謂是其天然合作場域。如若普京與俄羅斯能撐過此次俄烏戰爭，中俄協調歐亞未來的趨勢將可大致底定。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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