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想知道。我們從不問。現在我們回到這個世界了，我們只想遺忘。
受難者記憶，在多元族裔與國族認同中間的溝渠，在戰爭發生之時更難自辯清明。1941年，日本空襲珍珠港，美國羅斯福總統以國家安全之名，將十一萬日裔美國人送至拘留營或重新安置，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才解散拘留結束安置，期間超過三年，但是，能夠幸運返回家園的日裔美國人，只想盡可能安安靜靜的做一個美國人。
關於日裔拘留營，或者已被日裔美國人視為集中營的這段黑歷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早已表示這是一個大錯特錯的總統命令，「僅只依據種族就把美國公民強制送到集中營安置，客觀上不合法，也不在總統權限範圍內。」時隔四十多年後的1988年，雷根總統正式向所有受難者道歉，並補償每人兩萬美金。
基於國家安全，只要種族血緣不同就可能產生國家分裂，是民族主義者走火入魔導向種族歧視的根源。要如何證明忠誠，就如同要如何證明邪惡一樣，都是國家出於恐懼而生的拒斥，無法倖免於國家暴力的人民，肉身抵抗其一，寧靜地生活在真空的世界裡，直到自由的那一天。安靜且遺忘的生活著
大塚茉麗從日裔第二代的母親以及第一代移民的父親身上，以及許許多多的史料之中建構一個常民家庭歷經重新安置這段黑歷史的心理狀態；而回到現實，這些真正經歷過安置與集中營的日裔美國人，大部分選擇沈默，選擇停止日本文化及語言的傳承，選擇當個美國人，切斷與日本的血脈關係，如同許多政治受難者，大部分的後代子孫並未傳承到這些歷史遭遇，因為遭遇此國家暴力的日裔美國人知道，唯有遺忘，才成真的成為美國人：
一切都沒變。我們對自己說。戰爭只是一場干擾，如此而已。我們會從中斷的地方重拾生活，繼續度日。我們會回去上學。我們會每天用功讀書，彌補失去的時光。我們會找到以前的同學。我們放學後會參加他們的社團，如果他們允許的話。我們會聽他們的音樂。我們會用他們的方式穿著打扮。我們會把名字改得更像他們的名字。要是我們的母親在街上用真名叫換我們，我們會別過頭，假裝不認識她。我們絕不要再被錯認成敵人！
一個家庭回憶的空白
大塚茉麗根據家人的生命經歷創作成小說《天皇蒙塵》 ，描述一個家庭，以不同的時間章節看待這三年多的日子，個別視角的刻意別過頭，以致他們只能感覺，只能度日。
首先是母親，從一個平凡無常的日裔美籍家庭主婦的採買，建構出家居生活與日常節奏，以及決毅下的不得不然。
其次是女兒，從收到命令後搭著火車前往未知的安置中心，乘車上男女老少，各行各業，完全找不到共通點，唯一的只有相同的外貌與日本血統，以及常常認錯爸爸的弟弟：他們的外表都一樣，黑頭髮、厚眼鏡、薄嘴唇。那個矮小的黃種人。
再者是兒子，年幼的他只能憑藉著身體記得位在沙漠的安置中心那些沙塵，以及發生在戰爭期間的忠誠度問卷，已經在美國生活二十多年的日本家庭，母親說得直白，回到日本沒有未來，「我們在這裡。你們的爸爸在這裡。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聚在一起。」
無條件效忠美國，發誓放棄以任何形式效忠或服從日本天皇。還有什麼可以發誓放棄的，唯一只能避免被貼上不忠的標籤，都只是文字罷了，於是在戰爭結束後，他們獲准返鄉，被迫回到中斷之前的生活。
但一切哪有可能回到原來的樣貌，即使簽下了忠誠的切結，即使仍是美國公民，但是早已被迫成為我們與他們了。
最後，則是自白，我想可以視作所有完美形象父親的大暴走，身為敵國人的自白，對於所有敵國人惡形惡狀一鼓作氣概括承受的自白，這個荒唐的自白屬於所有被迫認罪的敵國人，而認罪的唯一理由，就是確信這是回家唯一的路。
這也是追溯歷史時必須使用文學性語言的理由之一，唯有文學能夠加強某個特定時刻，並且讓讀者更專注於感受，身在其境，也是課本不教的歷史必須被美國下一代體悟到的形式之一。
最後必須一提，為了讓讀者更熟知大塚茉麗創作的背景，小說後所附的三篇專題，其閱讀意義與小說同等重要，從法學、從傷痕文學、從創作自述裡，完整了這樣的小說必須被閱讀的價值與意義：
見證的詩意──如何書寫集中營 莊瑞琳
讓時間慢下來──訪談大塚茱麗
這部作品出版之後，被美國許多大學指定為新鮮人讀物，也讓許多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學生渴望知道更多，歷史無法談得清楚的，文學是必要途徑，特別是受害與受害的記憶經驗，保持距離的界線，才能保護受傷的人們。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像是松豐三郎一樣，能夠起身對抗國家暴力，是松豐三郎打了一輩子的官司，為了要平反：
當個美國人還不夠，你得看起來像個美國人，否則他們會說，我們分不清忠誠和不忠誠的美國人的差別。我希望政府承認他們當初錯了，而且要做出彌補來讓這件事不再發生於任何種族、血統或顏色的美國人身上。
願所有在異鄉落葉歸根的人們，都能在歸屬之地裡享有內心真正的平靜。
補課程度：🤍🤍🤍🤍🤍
天皇蒙塵｜大塚茉麗｜春山出版｜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