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兵、法、史四家合體會創造怎樣的驚世之才？

2023/11/27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酷烈的先秦（5）

主筆：閒樂生朱暉

我們看到，吳起到西河擔任太守後，似乎比從前更厲害了，這是因為他又開始蛻變了。吳起一生貫徹的一點就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他先學儒家，後學兵家，在西河二十八年，又開始跟一位超級大師學習法家和史家，這讓他最終身兼四家之長，變成了一個經天緯地的軍政全才。此人在中國歷史上，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真太牛了。

就如魯國有曾子，魏文侯也請了一個大師級的人物，讓他來吳起的轄地西河開班授課，並尊他為帝王師，他和他的弟子被稱為“西河學派”，這個學派在魏國政壇上活躍了很長一段時間。

國君親自拜他為師，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位人物啊，要知道，就連從前的孔聖人，也未曾得到過如此崇高的地位。

這位大師就是卜商，字子夏，天下碩果僅存的孔子高徒、儒家的元老級人物、法家的創始人、被中國歷史所遺忘的思想大家、名言「學而優則仕」的創始人。據說《詩經》《春秋》《尚書》都是由子夏傳承下來的（《毛詩》《公羊》《穀梁》《尚書大傳》皆其所傳），另外，他還曾為《易經》作傳，為《禮經》（即《儀禮》）作《喪服傳》（註1）。儒家六經，五經都靠他。就連《論語》，也說是他與仲弓撰定的。故東漢儒臣徐防說：「《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防傳》）

另外，子夏還是春秋戰國之際儒家思想過渡到法家政術思想的一位樞紐人物。儒家的好處是很多，但它有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過於講究復古與王道，這在激烈變化的時代顯得太迂闊太不合時宜，所以從子夏、李悝、吳起師徒等人開始，思想家們決定求變，追求一種以人勝天的進化主義──這才是法家的原初思想與核心思想，而後來韓非李斯的絕對專制主義，其實是法家走過頭的變種思想，而非真正的法家正宗。

總之，子夏在戰國初年，可謂名震當時，學澤後世。在子夏的徒子徒孫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且不拘於儒門法家，各門各派都有，可謂兼容並蓄，百花齊放——大師兄魏文侯就不用說了，另外還有道家高人田子方、西河大賢段乾木、墨家矩子禽滑厘、雜家代表人物屍子、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吳起、商鞅，傳述《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的公羊高與穀梁赤，統統都屬於他的“西河學派”，故魏國文物之盛，天下無二。歷經整個戰國時代，無論強時弱時，其人才資源都遠遠領先其他六國，差別只是會不會用罷了。

子夏出生於西元前507年，當時恐怕已經是個百歲老人了，所以吳起不大可能得到他的親自傳授，不過西河學派人才鼎盛，吳起隨便找個人一起交流都可受益匪淺，再加上他從前的儒、兵根基，學起來當是輕鬆的很。

我們前面提到過，除了法家，子夏最牛的兩門功夫就是《詩經》和《春秋》，其中猶以《春秋》最為重要。孔子嘗雲：「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即卜商子夏），以《孝經》屬參（即曾子曾參）。」（《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總之，《春秋》乃是子夏傳承於孔子的最重要的歷史偉作，也是南宋朱熹著《四書集注》以前儒家最重要的一門學問（朱熹之後《論語》才有超越《春秋》之勢）。錢穆說它是「中國一部編年史的開始，又是在當時創闢的一部民間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點來寫的世界通史……直到此刻，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氏著《中國史學名著》，2018:28）。司馬遷則說它乃“一王之法”，是“王道之大者”，“禮義之大宗”（《太史公自序》）。事實上，中國人早在西周初年，便有總結歷史經驗的傳統，讀週書文告，似讀唐初《貞觀政要》，一脈而相承；但自東週禮崩樂壞以來，各國忙於奪權爭霸，對歷史越來越不重視，更別說研究它了。所以孔子與子夏提倡復興史學，認為人們不僅要研究歷史，以繼承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經驗；還要將歷史導入政治生活，喚起人們尤其是統治者的榮辱感和對身後名譽的關心，以鞏固政權的核心價值（即儒家所謂王道）建構。

周公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也不可不監於殷。」（《尚書‧週書‧召詰》）
孔子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微子》）
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透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
《孟子·滕文公下》曰：“《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離婁上》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雲：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此之謂也。”
《太史公自序》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諫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又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柳詒徵《國史要義》更總結：「雋不疑以春秋之義執（假冒衛太子的）成方遂。諸葛亮以晉國之事，開悟劉琦。呂蒙識超魯肅，由讀三史。崔浩主伐涼州，實本《漢志》。曹操自矜其更事之多，故能預知應變。讀史則知識之豐，可千百國千萬年，自等大知大年矣。”

可以說，正是儒家對歷史的重視，使得史家的地位逐級走高，乃至被統治者拔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一個新王朝，若是不重視歷史，乃至厚今薄古，那定是吃錯藥了，比如說短命的秦朝（註2）。

子夏的西河學派研究《春秋》經文的許多，大家著書立說，爭來爭去，最後就形成了三個學派：注重於軍事與政治的《左傳》（全名為《左氏春秋傳》）學派、注重於「微言大義」的《公羊》學派以及注重於訓詁學的《穀梁》學派。這就是所謂「春秋三傳」了。在兩漢時期，春秋三傳幾乎把持了整個朝廷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董仲舒公孫弘這一派的《公羊傳》學說，幾乎可稱是漢代的國學，直到東漢中後期，《左傳》的地位才漸漸有超越《公羊》之勢，如當時的經學大師如鄭眾、賈逵都認為《公羊》義短，《左傳》義長。到了三國以後，《左傳》地位更高，連武將關羽，都能將其背個滾瓜爛熟。魏臣鐘繇甚至稱《左傳》為太官家，《公羊》為賣餅家。唐太宗貞觀，高宗永徽時，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配享先師的只有兩人：一是顏淵，一個就是《左傳》的作者左丘明。

但是，《左傳》作者到底是不是左丘明，這裡面其實是有疑問的。童書業、郭沫若、錢穆等史學大家都認為，吳起在《左傳》的成書過程中貢獻巨大（註3），甚至作用比左丘明更大。事實上，《左氏春秋》中的“左氏”，恐怕是吳起的故鄉左氏縣，而非指左丘明的姓氏。因為左丘明復姓“左丘”，人家壓根不姓左。

另外，在漢代劉向《別錄》中，記載了《左傳》的傳承序列，說這部書最初由左丘明授曾申，曾子授吳起，吳起再傳授給他兒子吳期，吳期又傳給了楚人鋒椒，鋒椒再傳給趙國名相虞卿。虞卿又傳給儒家大師荀子（註4），虞子最後傳給了西漢開國功臣、大學者張蒼。在這整個傳承序列中，吳起是個關鍵人物。《春秋》以魯史為主，可《左傳》所記各諸侯國事，卻以晉事最多，魯楚兩國史事也比較多，且對晉三家中的魏氏總是講好話。而吳起所待過的三個國家，剛好就是晉（魏）、魯、楚三國，這應當不是巧合。《左傳》裡又有很多預言，直講到魯哀公以後去，大體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對，秦孝公以後便不對了，這年代也恰恰與吳起的年代差不遠。

還有，《春秋》三傳之中，《左傳》的軍事思考最為深入，蔣百里先生甚至認為「《左傳》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模仿戰爭史」。所以很多學者認為，《左傳》裡那些出神入化、恰到好處的戰爭描寫不大可能是左丘明的手筆，這些東西很有可能是吳起後來補充進去的，特別是書中的一些戰爭細節，真實感極強，與日後許多文獻對於戰爭流程化或模板化的敘述有很大差異。事實上，先秦著作多是集眾合成，古人認為立言是公事，不像後來看重私家的著作，所以《左傳》這部書恐怕是戰國歷代先賢的集體創作，而吳起乃是其中最重要的撰著人之一。

總之，吳起在西河期間，一定對史學有極多的鑽研，且將自己對於軍事、外交、歷史、政治、文化、哲學等方面的思考，都融入了《左傳》之中，將其不但完善。所以比起《春秋》，《左傳》內容廣為涉及天文、地理、制度、人物、家族族姓、食貨經濟、兵法戰陣、社會禮俗等各方面，其歷史價值更高。而經過這番打磨，吳起的儒、兵、法、史四門功法也算是融會貫通了，他於是開始書寫真正屬於自己的經典著作——《吳子》，又稱《吳起兵法》。

這部《孫子兵法》齊名的軍事著作，共四十八篇，不僅理論精深，而且文章莊重雅鍵，為學者所樂誦，可惜經歷焚書之禍，傳到現在，只剩下了六篇，而且其中很多內容很有可能被後人修改補益了。不過即使是這麼一點點資料，我們也可以從中窺得吳起軍事思想的一豹。

總的說來，相較於《孫子兵法》，《吳子》的內容注重戰術多於戰略、注重技術實踐多於思想理論，這是因為孫武在寫《孫子兵法》的時候，還沒有出山，沒有啥實戰經驗，所以，他的兵學更多是繼承前人的成果，其理論水平是最高的，涉及具體的戰例卻較少；而吳起身經百戰，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所以他寫的東西，在繼承孫武等人的研究成果之外，加入了許多具體戰術的闡述。另外，由於孫武是齊國人，他的兵學體現了更多齊學的特點，他的戰爭原則是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成功，在這個原則的前提下，用詐、用間，什麼都可以。而吳起不同，他是個儒、兵、法、史四家綜合的怪胎，所以他更強調富國強兵，並因此創立了一個以儒家思想指導軍隊建設，而以法家理念指導軍隊管理的先進兵學體系，從而也開啟了後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我們說兵家始祖，通常以孫吳並稱，原因就在這裡。漢魏之際，曹操著名謀士賈詡就深得吳起真傳，寫了一本《吳起兵法注》。曹操注孫子，賈詡注吳起，兩位君臣倒也默契，可惜賈詡這本書也在五胡亂華中失傳了。

講玩了吳起的成長歷程，我們接下來再來講吳起的戰績，這才是他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的實證。

註1：所謂“經”，本意乃織物之縱線，引申為永恆真理，劉勰《文心雕龍》稱之為“恆久之至道”。而所謂“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認為其原意即用來傳遞訊息的車駕，引申為“傳示後人”之意。因為儒家的這些經文字意精微，深刻古老，其所含信息也就模糊不清，所以需要學者對其詳加解讀，這樣的作品便稱為「傳」。換句話說，儒家典籍中的“經”與“傳”，大概就是教材和教輔的關係。如《詩經》有三家詩與《毛詩》，《春秋》有《左傳》《穀梁傳》與《公羊傳》，《尚書》有伏生所撰《尚書大傳》，《易經》有《易傳》等。

註2：秦的政治傳統是“法後王”，所以對歷史並不重視，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乃言：“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週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註3：據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左傳》）蓋吳起及其先師後學陸續寫定，惟吳起之功為多耳。」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吳起去魏奔楚任要職，必已早通其國史；既為儒者而曾仕於魯，當亦讀魯之《春秋》；為衛人而久仕於魏，則晉之《乘》亦當為所嫻習；然則所謂《左氏春秋》或《左氏國語》者，可能是吳起就各國史乘加以纂集而成。」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春秋三傳》：「這本書（《左傳》）雖不能說是吳起一人所寫，或許起於吳起以前直到吳起以後，總之這部書與吳起有關。倘使沒有關係，後來講《左傳》源頭的人不會拉出吳起來。因吳起在後人觀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說《左傳》可能與吳起有關。”

註4：荀子在儒家學說的傳授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毛詩、魯詩、韓詩、左傳、穀梁，皆其所傳（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禮記》諸篇，也多與荀子同，大抵非抄《荀子》，即荀派後學所作所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漢代經師，不問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於荀子肘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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