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6:糖鐵客運首發站—新營糖廠

EP23糖鐵客運首發站—新營糖廠（甜言蜜語話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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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大家好，我是軒豪，歡迎您收聽「甜言蜜語話糖史」第6集的播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糖鐵客運首發站—新營糖廠」。為什麼新營糖廠會成為糖鐵客運的首發站呢？還有，您知道什麼是「耕地白糖」嗎？創立新營糖廠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為什麼又會是台灣「耕地白糖」的創始者呢？這一集，我將為您解說。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先從鹽水港製糖會社創立的背景說起。

南糖北米 台南是製糖重鎮

在台灣新式糖業興起之前，台灣傳統以濁水溪為界，有「南糖北米」之稱。台南是早期台灣歷史發展重心，其糖業亦是台灣糖業發展的首善之區，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實行糖業改革前夕，台南地區的蔗糖產量幾乎是全台總產量4到5成。

日人領台後，預計以10年的時間達成糖業全面現代化，所以台灣總督府成立糖務局，將糖業改革重心放在糖業重鎮台南，並在台南設立唯一的分局，其後，糖務局將本部遷移到台南，可見台南在糖業改革上的地位。

由於投資新式製糖業需要不少資金，因此台灣總督府糖務局成立後首要目標即在勸誘本地資本投入製糖近代化。在糖務局的勸誘下，明治35年（1902）年至明治37年（1904）年，先後有維新、新興、南昌、蔴豆、鹽水港、台南等6家台資新式製糖會社成立，台南地區佔有其四。其中第三家成立的鹽水港製糖，主要股東是台南糖商王雪農及曾文溪以北的地方領導階層和製糖業者共同投資立而成，由王雪農擔任社長，會社總部就設在今鹽水岸內地區，即今日的岸內糖廠。但僅管如此，這些台資製糖會社的資本額規模都不大，以台資最大的鹽水港、台南家兩家會社的資本額為例，只有日資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的的3成。

日人併購台資鹽水製糖會社 取得經營主導權

日資開始進台灣新式糖業，是在明治39年（1906）年日俄戰爭以後，當時日本國內正處於大量資金湧入民間，因此台灣糖業也成為日本資金投資的對象。日本資本投台灣糖業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利用既有的會社增資擴張。二是成立新的製糖株式會社。而原為台資的鹽水港製糖，由於初期營運不順，加上沒有日資雄厚的實力，因此不得不引入日資。明治40年（1907）年，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被日人堀宗一、荒景泰治、安部幸兵衛等人收購，成了日資會社，資本額由原本的30萬日圓增資為500萬日圓，而在日資大量投資下，取得主導權，把台資轉為日資，成為日資主導的鹽水港製糖除了擁有原本就有的岸內製糖所，又在新營增設新的製糖所，也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主角—新營糖廠。

糖鐵營業線設立主因—台灣縱貫線鐵路開通 新營成交通樞紐

那，你會問，為什麼成為日資的鹽水港製糖會選擇新營當作新的製糖所所在呢？因為早在台灣縱貫鐵經過新營之前，新營只是月津港（鹽水）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但因縱貫鐵路的興建與通車，從此扭轉了新營的命運，很多貨物都是透過縱貫鐵路，從新營運輸到各地去；臺南、嘉義一帶所產的糖、鹽也是如此，這使得新營成了重要的轉運樞杻。因此，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相中新營理位置，不是沒有原因；最後，還將原本設在岸內製糖所的總部遷到新營，並且於明治42年（1909）年開辦「新營—鹽水港」的營業線，成為全臺第一條客運與貨運的糖業鐵道。

糖業鐵道運用於客運和貨運，有什麼重要性呢？在這裏，我們要稍微回顧一下糖業鐵道創設的歷史，我們曾經在第4集「糖業新高山—屏東糖廠」提及，糖業鐵道的發明，是始自橋頭糖廠，在明治38年（1905年）的時候，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技師從夏威夷視察回來，建議會社興建運送甘蔗的專用鐵道；起初，會社先試驗762公厘的軌幅的鐵道，動力仍以水牛牽引，發現效果良好，因此，決定興建蒸汽鐵道系統。明治40年（1907年）11月，橋仔頭製糖公工廠開始興建762公厘的軌幅，運送甘蔗的專用鐵道，就是糖廠系統鐵道的濫觴。由於762公厘的軌幅是鐵道標準軌的一半，所以也叫糖鐵火車為「五分仔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再聽聽這段歷史。

由於橋頭糖廠成功的例子，各製糖會社紛紛興建鐵道來載運與運送甘蔗原料，當時糖業鐵道的設計是以糖廠為中心，呈放射狀分布，連接各農場與原料區，並與國營鐵道（也就是台灣縱貫線）的車站銜接，以便轉運。不過，由於各糖廠因隷屬不同會社經營，所以縱使彼此間農場、甘蔗原料區相互毗鄰，鐵道路線是無法互通的，形成各自為政的情況，直到光復後，台糖公司承繼台灣、明治、大日本、鹽水港四大製糖株式會社，才統一管理，打通整個糖業鐵道，不過，這是後話了。

糖鐵營業線深入鄉間 為地方發展貢獻良多

好，我們回歸正題，日治時期的糖業鐵道除了載送甘蔗原料與產品的專用線外，部分路線亦兼營客、貨運的業務，即俗稱的營業線。明治42年（1909）年5月20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辦理「新營—鹽水」區間約8.4公里的營業路線，成為台灣糖業鐵道經營客、貨運的始祖。然後，其他三大株式會社，也紛紛仿效跟進，開辦糖鐵營業路線，比如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嘉義-北港線，就為全台灣北港朝天宮的進香信徒，提供便利的運輸系統，許多信眾在台灣「三月痟媽祖」期間，都是搭乘台灣縱貫線的火車到嘉義，再轉搭糖業五分車到北港朝天宮，由於北港朝天宮香火鼎盛，促使台灣總督府於昭和10年（1935）年獻納匾額「福輸慈航」給北港朝天宮當作紀念。

光復初期，據統計全台各糖鐵道全長2964.6公里，其中原料線2337.5公里、營業線627.1公里。這綿密如蜘蛛網的鐵道，對鄉村發展也有極大的貢獻，因為營業線的開設，主要是為了順應地方需求，不僅使偏遠地區交通順遂，更帶動地方繁榮，這就是糖業鐵道運用於客運和貨運的重要性。而新營糖廠成為糖業鐵道客運與貨運的首發站，不僅突顯新營糖廠在糖鐵史上的重要性，同時新營這個地方也為台灣留下許多珍貴的鐵道文化資產。

台灣糖業重要里程碑—鹽水港製糖成功製造「耕白」

說完了新營糖廠設立糖業鐵道營業線的由來及重要性後，接著要說說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對台灣製糖的貢獻—成功製造出「耕地白糖」。明治42年（1909）年，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岸內製糖所試製「耕地白糖」成功，成為台灣製作「耕地白糖」的始祖，這成為台灣製糖史上最重要的一頁。

那，什麼是「耕地白糖」呢？簡單的說，就是製糖工場使用該原料地耕作生長的農作物製糖，在製糖過程中加以漂白製作而成的白糖，就叫「耕地白糖」。當時西方的「耕地白糖」是以法國的甜菜提練而成的白糖為主；西方使用甘蔗製作「耕地白糖」，是比較後來的事。以荷蘭為例，荷蘭在被鄭成功逐出台灣後，轉往爪哇發展以甘蔗為主的糖業，其中荷蘭有把甘蔗製作成「耕地白糖」的技術，於是把這套技術運用在殖民地爪哇糖業上，而這套技術後來被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習得。

台灣開始製作「耕地白糖」始自鹽水港製糖會社，那，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是如何習得這套技術呢？主要是因為日治時期的製糖政策是「台灣粗糖，日本精糖」，因此，台灣本土的製糖會社若要製作白糖，必須把台灣本土的蔗糖運送到日本去精煉製作，再對外銷售，但這種做法，價格不具國際競爭優勢。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派出製糖技師岡田祐二去爪哇學習「耕地白糖」的技術，自岡田祐二學成後，鹽水港製糖自產原料糖便不再銷售給日本的精糖會社，毅然地使用與爪哇同一製程的碳酸法製造白糖，終於在明治42年（1909）年12月在岸內第一工場研製「耕地白糖」成功，明治43年（1910）年開始製造666擔（約40噸）的耕地白糖，從而獲得信心。

為精益求精，鹽水港株式會社自爪哇聘請荷蘭技師亞諾．修密特來台指導。後來，在岡田技師及其他日本、台灣員工學習、摸索的研習下，大正3年（1914年），鹽水港製糖在旗尾工場採用岸內第二工場單用漂白蔗汁的方法，其製品粒形大而均勻又透明，糖度99°~99.8°可媲美精煉白糖，品質更勝過爪哇的「耕地白糖」，從此台灣本土各製糖會社相繼仿製，這是台灣糖業的里程碑。

大正3年（1914年），仍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所屬的旗尾製糖所【也就是後來的旗山糖廠，大正6年（1917年），轉售予台灣製糖株式會社】遂成為亞洲唯一的大白糖工場，連同其他會社各工場生產的「耕地白糖」終於可大量供應外銷，揚名國際。

糖鐵營業線的創立、耕地白糖的誕生—鹽水港製糖株會社的貢獻

簡而言之，台南在台灣新式製糖誕生前，就是台灣製糖的重鎮，日人領台後，刻意發展新式糖業，並拉攏地方仕紳投資新式糖業成立製糖會社，然而台資製糖會社資金實力不如日資雄厚，在日俄戰後，日本資金大量流入台灣，不但投資或收購既有台資製糖會社，也自行設立製糖株式會社，新營糖廠在此背景下成立。

新營這個地方，由於台灣縱貫鐵路的開通與經過，成為台灣南北貨物集散重要的交通樞紐，而新營糖廠的糖鐵從原本只運輸甘蔗，轉為增加客運、貨運用途，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之後，各製糖株式會社紛紛仿效，增設營業線，而交織綿密且深入鄉間的糖鐵，也為台灣地方發展貢獻良多。

成為日資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不僅是台灣糖鐵營業線的創始者，也是台灣第一個產出「耕地白糖」這種精製白糖的製糖株式會社，之後，其所屬的旗尾製糖所成為亞洲唯一最大的「耕地白糖 」工場，它也帶動其他會社各製糖工場生產「耕地白糖」並大量供應外銷而揚名國際，為台灣糖業史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好了，故事說完了，下一集，我們仍在台南逗留，我們要介紹的另一所糖廠—善化糖廠。善化糖廠，目前是台灣僅存兩間仍在製造台灣本土甘蔗糖的糖廠之一，到底善化糖廠有什麼特殊之處呢？下一集，我將為您介紹「南台唯一營運的糖廠—善化糖廠」，歡迎您繼續收聽、按讚與分享喔！我們下回見！

參考資料：

1、 周俊霖、許永河（2007），《南瀛鐵道誌》，台南：台南縣政府。

2、 陳明言（2010），〈台灣糖業耕地白糖百年歷史回顧〉，《台糖通訊》, 126(3), 14–15.。

3、 黃微分、張尊禎（2015），《甜蜜蜜—到臺南找甜頭》，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4、 莊天賜（2020），〈蔗糖台南—日治時期台南蔗糖業發展〉，《聯合文學》, 427, 32–35。

5、 吳聰敏（2023），《台灣經濟四百年》，台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