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唐宋樂調裡的『律呂四犯』——正、旁、偏、側四犯

釋唐宋樂調裡的『律呂四犯』——正、旁、偏、側四犯

姜白石【淒涼犯】詞自序有言：『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准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旁，宮犯角為偏，宮犯羽為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於是今之研究者，往往附會於姜白石之說，而認為姜白石改正了唐人說法上的錯誤。

到了北宋的沈括的《夢溪筆談》於卷五〈樂律二〉指出了：『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而又於〈補筆談〉卷一指出：『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沈括有指出『正犯、偏犯、傍犯』，但並沒有指出此三犯的定義出來。而南宋末年元初的楊守齋《作詞五要》也有『正、旁、偏、側，淩犯他宮，非復本調矣』，亦未說明此『正、旁、偏、側』四犯的定義。而出版於元初的《事林廣記》的〈樂星圖譜〉後所附的〈總叙訣〉，亦提及『正、旁、偏、側和諧』，並對於宋代樂制的『犯』的運用上的實務有所說明。

但於北宋末陳暘的《樂書》，於『劍氣入渾脫』段後有注：『五行之聲所司為正，所欹為旁，所斜為偏，所下為側，故正宮之調，正犯黃鍾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調，側犯越角之類』，則係宋代首先指出了此『正、旁、偏、側』四犯的定義的學者。（按：越調即無射商，中呂調即夾鍾羽。）而今本屬名為宋末元初的張炎著的《詞源》卷上裡有《律呂四犯》一篇，指出：『宮犯商，商犯羽，羽犯角，角歸本宮。……以宮犯宮為正犯，以宮犯商為側犯，以宮犯羽為偏犯，以宮犯角為旁犯，以角犯宮為歸宮，周而復始。』可以看出，《詞源》卷上內對於律呂四犯的定義：『以宮犯宮為正犯，以宮犯商為側犯，以宮犯羽為偏犯，以宮犯角為旁犯』與陳暘的《樂書》完全相同。

而姜白石指斥於唐人樂書內之不正確的文字，視其文義，其實只是對唐人樂書裡『宮犯宮為正』一語不滿意，認為雅樂十二均（姜白石此文不是在談『燕樂二十八調』，故才以八十四調裡名為『宮』的十二個均的宮調為喻）裡十二個末尾名為『宮』的調，如黃鍾宮，大呂宮，太簇宮等等十二個宮，是『住字不同』，即，結聲（或煞音）是不同的，而且認為『犯』的定義，是要『住字』相同，因此，對於唐人樂書裡所指出的『宮犯宮為正』不滿。（姜白石沒有去翻查北宋陳晹的樂書，其內也有與唐人樂書『宮犯宮為正』一樣的說法）。

今人在研究姜白石此文時，一併談及唐宋記載裡對於『旁、偏、側』三犯的定義會有所不同，則甚為不解，而或發而為：詞源之正犯、旁犯、偏犯、側犯，不但與《夢溪筆談》所載不同，與下面所述《姜白石歌曲集》所云亦不同。既然如此，不知何以為是等等的疑問，但是，其實，此唐宋對於四犯的定義，是完全一樣的，雖表面上看起來不同，這是因為唐代樂制裡的角調雖以『商角同用』借商音為角音為用，但因角調的名號實存，故亦視同角音。而宋代樂制裡的角調，則是以變宮為角，故實為結音為變宮。

吾人從唐人樂書，談唐代樂制（按，不是現代學者，狹義在燕樂二十八調裡打轉，而是廣義到雅樂十二均，一如姜白石所指出的，如『正』犯涉及雅樂十二均裡的十二個『宮』的調）之下：

———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旁，宮犯角為偏，宮犯羽為側

而不論北宋的陳暘的《樂書》，或南宋末年以來的《詞源》裡，則：

———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側，宮犯角為旁，宮犯羽為偏

兩者其實完全同樣的指謂，因為，唐人於燕樂調的角調係採『商角同用』而號為角，實為變徵音為結聲，宋人角音實為變宮，以變宮音為結聲（按，因為都是蘇祗婆樂調了，一如本書它文所證實）。所以，於宋代的『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側，宮犯角為旁，宮犯羽為偏』，實乃『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側，宮犯變宮為旁，宮犯羽為偏』。

細譯之：唐代樂制，律呂四犯發生在宮、商、變徵、羽之間；宋代的律呂四犯發生在宮、商、羽、變宮之間。

吾人再比對唐人及宋人對於四犯的定義，可以發現，相犯的二律之間，為同度的乃『正犯』，相犯二律相隔最近的為『旁犯』，相犯二律相隔次近的為『側犯』，相犯二律相隔最遠的為『偏犯』

以宮為中心，就唐代樂律來看，以現代音程度數解釋的話：

宮犯商，宮商間為大二度，為最近的相犯，定義為『旁犯』。

宮犯羽，宮羽之差為小三度，此為次近的相犯，定義為『側犯』

宮犯角，宮與變徵之差為增四度，此為更遠的相犯，定義為『偏犯』

此即唐代樂律之下，『宮犯商為旁，宮犯角為偏，宮犯羽為側』的原因

但宋代樂制，以變宮為角，故此時，相犯的二律之間的排序，即又發生了改變。於宋代樂制之下，

以宮為中心：

宮犯角，即宮犯變宮，宮與變宮之差為小二度，此為最近的相犯，定義為『旁犯』

宮犯商，宮商間為大二度，為次近的相犯，定義為『側犯』。

宮犯羽，宮角之差為小三度，此為更遠的相犯，定義為『偏犯』

此即宋代『宮犯商為側，宮犯角為旁，宮犯羽為偏』的來源。

至於對於『旁』表示最近，『側』表示次近，『偏』表示最遠，北宋陳晹附會到五行的理論裡的『五行之聲所司為正，所欹為旁，所斜為偏，所下為側』是為『正、旁、偏、側』四犯的定義的來源，但這種附會，乃陳暘一己片面之詞，無它證。
(刘有恒：中国古代音乐史辨正(甲集)(2019))

而從唐人樂書和宋人說法之表面上的不同，反而對於唐代的燕樂調的角調實為變徵聲為結聲，而宋代樂制的角實以變宮（或謂『閨』或『閨角』等）為結聲，的確又從唐、宋對於樂制內的律呂四犯的定義的差異，又得一確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