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宋美齡沒有什麼好感」

一九四七年五月，國軍七十四師於孟良崮不敵共軍，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殉職，遺下一門孤兒寡母，蔣宋美齡要接見殉職將領遺孀，十九歲的王玉齡跟著其他遺孀一起去了總統府，等了很久，武官出來告訴她們：「夫人今天身體不舒服，妳們請回吧。」王玉齡登時寒心，「我對宋美齡沒有什麼好感」，這些殉職將領「把性命都送掉了，可她……」

是年十二月，國府向七十四師孟良崮戰役陣亡官佐遺族發特別撫卹金五億元，其中撥給師長張靈甫遺族一億元，但以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斗米（6.9公斤）為二千萬元的物價計，一億元只能購得五斗米。

王玉齡接受訪問，「我對宋美齡沒有什麼好感」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長春失守，東北局勢已不堪收拾，蔣中正佈防長江，打算與共產黨劃江而治，身在南京的張靈甫遺孀王玉齡三番五次接到總統府打來電話，催她去臺灣，「快走」，還跟她講了「不走的種種後果」。

二十歲的王玉齡，歲餘稚兒，及王玉齡的白髮寡母，一家三口，雖不願背井離鄉，且不知臺灣是個什麼地方，但惶惶中只得照辦，王玉齡先將母親和稚兒送回長沙老家，再把南京家中物什，包括張靈甫生前的書畫衣服等，全數打包，托運至上海機場等候撤退消息，等了很久，並未接獲消息，她又把家當送回長沙老家。

兵荒馬亂之中，她和堂姐去了廣州，再轉去廈門鼓浪嶼，搭船到了臺灣，覓妥住處，再趕回長沙接走母親和稚兒。

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隨意大量印刷通貨鈔票，在臺灣以四萬舊臺幣換一元新臺幣，並將臺灣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資助國府在大陸的內戰，加之駐臺國軍軍紀敗壞，短短幾年，臺灣即經濟崩潰，民生凋敝，治安混亂。王玉齡自述：「當時臺灣一下子湧來幾十萬人，那些殘兵敗卒來到臺灣後，到處遊蕩，橫行街頭，嚇得很多人不敢出門。」

一九四七年底，時任陸軍訓練總司令孫立人將陸訓部自南京遷入臺灣，他一向治軍嚴明，對調來臺灣受訓的青年軍官兵訓誡「軍紀是軍隊的命脈」。孫立人是安徽舒城人，孫夫人張晶英是長沙人，王玉齡也是長沙人，王家祖上從安徽舒城遷往長沙，兼係殉職將領之遺孀，因此，孫家對王玉齡十分關照，視王玉齡為小妹。

那時孫家尚無子嗣，張靈甫的遺腹子正是活潑可愛的幼童，張嘴叫孫立人「姨父」，張晶英「姨媽」，頗得孫家疼惜。

王玉齡（後中）與孫立人（前左）、張晶英（前右）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臺灣省主席陳誠頒佈戒嚴令，自五月二十日起臺灣實施戒嚴；五月廿四日，國民政府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十二月，國府從成都遷往臺北；一九五零年三月，蔣中正在臺灣宣佈自己「復職中華民國總統」，國府頒佈《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依據以上條例，凡判匪諜者，處死刑，所有財產經抄家、清點後沒收；家屬須繳納子彈費，才可收屍；因匪諜案沒收之財產，承辦人員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之獎金。

臺灣進入肅殺白色恐怖時期，到處抓「共諜」，官兵百姓聞「匪」色變，「匪諜」成為整肅異己最有效的構陷手段，匪諜案承辦人員貪圖獎金物資報酬，以致冤、錯、假案無從停止。

一九五零年三月，蔣中正剛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臺灣保安司令部隨即以「涉匪」名義先後逮捕其部屬，包括與王玉齡相識的長沙籍黃氏姊妹，從大陸輾轉來臺歸建的前新一軍將校級軍官，及陸軍總司令部軍法處處長周芝雨、陸軍副總司令段澐等；軍中也開始傳出一幅與王玉齡很像的漫畫，隱謂「王玉齡也是共產黨」，人人自危。某高級將領依職責攜公事包登門拜訪，王玉齡只是開玩笑，「你這個包不要這樣放著，那些秘密文件你不怕我拿掉啊」，那人趕快把公事包挪到自己身邊，這讓她很生氣，太過緊張的政治氣氛，「也是我不喜歡臺灣的原因」。

張靈甫雖是入祀忠烈祠的烈士，但身為烈士遺族的王玉齡，到臺灣後沒有工作，每月只得幾十斤米、油，根本不敷生活，一家老小吃穿用度全靠帶至臺灣的家當和細軟，有個人來說服王玉齡：「妳這樣坐吃山空總不行啊，要學會投資做生意啊。」她想想也覺得有道理，「一家老小總不能只進不出吧，就信了他的話，把我和母親的積蓄都交給他打理。結果可想而知，血本無歸，人也跑得無影無蹤」，「我們沒法生活了呀。」

最讓王玉齡痛苦的，是當時國府固定五月十六日舉行張靈甫追思會，她是遺族，必須參加。當局行禮如儀，形式上對烈士的紀念，但對遺族而言，每年一度，心靈的創傷剛剛癒合又被撕開，靈魂不堪重負。

王玉齡決定離開臺灣，去美國生活。但戒嚴時期，除外交人員、涉外婚姻、留學者外，其餘人員不得辦理護照；未經臺灣保安司令部審查通過者，拿不到入臺證，進不了臺灣；而臺人未經允許，亦不得出境。她在美國無親無故，根本不具出境條件。

孫立人為美軍顧問團最信賴的國軍高級將領，得聘美軍顧問團一位中校軍官，每週於孫家教王玉齡英文，並透過美軍顧問團幫她辦妥護照及赴美簽證。蔣中正在臺政權仰賴美國的金援與軍援，因而不敢得罪美方，見木已成舟，遂於當時外匯管制之下，特批五千美元外匯給王玉齡，算作順水人情。

一九五二年，王玉齡離開臺灣，自香港搭船至三藩市，再搭飛機，橫穿美國落腳紐約。繼長沙接走母親與稚兒落腳臺灣，當她在美國落穩腳跟後，又從臺灣接走母親與稚子。但那時，幫助她離開臺灣的孫立人已遭當局構陷軟禁，薪俸亦拔除，全家陷入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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