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教父——吳華星
上一個寫作計畫的內容談到了「計程車反靠行運動」，透過介紹，認識全民計程車司機聯誼會總會秘書長——「計程車教父」吳華星先生，但後來章節變動，沒有把他的故事放進內文，覺得很可惜，所以我想在這篇文章中，把訪談內容整理出來，看看有沒有機會發展成另一個寫作計畫，然而就算只是把他的人生經歷記錄下來，我認為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原先我的目的是了解計程車反靠行運動的始末，這是個「弱勢者集結起來改變剝削他們的社會結構」的案例，唸社會學的人一定對這類的故事深感興趣，因為這是我們的迪士尼童話，以為有人手拿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登高一呼「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吹響革命的號角，就會掀起巨大的社會變革，打垮壓迫者，從此無產階級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可是真實的人生不是童話（我的人生也不例外），許多人終其一生等不到救贖，不過是從一場磨難，走進下一個困頓的人生階段。如果有能夠稱為慰藉的東西，那或許是多了一些理解，理解自己與這個社會，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四十歲之前都是春天
吳華星39年次，他說自己的人生前半段日子很輕鬆，四十歲以前都是春天，他是開工廠的小頭家，適逢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所謂「台灣錢淹腳目」的意思，就是無論生產什麼東西，都能外銷。
他的工廠專門生產磁鐵小工具，例如有磁吸力的小盤子，放在辦公桌上，底下壓住便條紙，盤子上吸住迴紋針。或是用在修車廠，師傅鑽到車底修車，把小盤子吸在汽車底盤，拆卸下來的螺絲就可以順手吸附在小盤子上。
另一條產品線是流行飾品，生產髮飾、皮帶頭、項鍊墜子等等，吳華星跟國立藝專畢業的堂哥合夥，堂哥設計產品原型，吳華星開生產線、接訂單。他能夠精細計算每個產品零部件的成本，儘管利潤有限，可是訂單量大就有得賺。
還有一條產品線是擺飾品，他說自家的產品達到工藝品的等級，有個訂單是日本客戶要量產一種史前魚類的雕塑擺飾，讓人擺在客廳，很氣派！沒有人真正看過史前魚類的樣子，吳華星要揣摩這條魚的顏色，到漆廠跟師傅討論，該如何呈現這種史前魚類的色澤。
跟我出社會到四十歲以前的人生相比，吳華星可以說是意氣風發，開工廠當小頭家，有好幾條產品線在跑，跟他往來的是各家企業的老闆。他說很喜歡接待日本社長，他們有品味，吳華星有辦法用初階日語比手畫腳跟日本客戶聊一個下午，聊劍道，聊自己新設計的產品。
讀到這裡，你掌握了兩個關鍵數字，39年次以及四十歲，不難猜到吳華星之所以會去開計程車，是因為遇上了1990年代的台商西進中國設廠的外移潮，吳華星沒有跟上。1990年代，中國大陸開放，台灣許多工廠外移到中國，訂單也跟著移轉到中國大陸去，幾年之間，他的資金周轉不過來，工廠於1994年倒閉，欠了兩百多萬。
為什麼我還活著？
工廠倒了，吳華星原本打算去當船員，但沒事先打聽清楚就搭火車到高雄，在火車站下車，攔了一輛計程車，要去碼頭找工作。在車上，計程車司機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關心他遇到什麼事？知道他要去跑船，就跟他說當船員太辛苦，自己以前也跑船，覺得還是開計程車比較快活，開計程車一天可以賺三千多，載一個乘客至少賺一個便當錢。
在三十年前這是很好的收入，但吳華星誤解了他的話，他說的是營業收入，淨收入其實沒有那麼多。不過當時吳華星以為開計程車一天賺三千，一整個月都不休息就有九萬塊的收入，這樣的條件確實比跑船還要好，畢竟還能回家，不會與家人分隔兩地。
到了碼頭，他還是試著去問問有沒有跑遠洋的船在招收船員，但找不著門路，所以決定回台北開計程車。
要開計程車，首先必須去考執業駕照還有取得執業登記證。吳華星說早年的考試很隨便，上午去監理所報名考試，下午就有一場讓你去考，如果沒有通過，就繼續考試，反正場次很多。在這件事情上，他開始覺得自己真的已經淪為社會底層，政府之所以沒有嚴格考核計程車司機的素質，是當作給他們這些沒工作的人一口飯吃。
吳華星之所以決定去開計程車，是聽信高雄那位載他去碼頭的計程車司機的便當理論：一個乘客上車，至少賺一個便當錢。然而實際上這個便當還要經過層層剝削才會到你手上，拿到執業駕照之後，再來要去車行，請車行幫你去監理所取得牌照，這樣才能上路載客賺錢。這時吳華星才知道，為了拿到牌照，每個月要交兩千四的靠行費給車行，另外還有租牌費、聯保費，加上油錢等等，一天淨收入很難達到三千塊。
吳華星記得第一天正式上路載客是一個禮拜天，一大早出門，在路上繞了兩個鐘頭，沒有乘客把他攔下來，外面下著大雨，他把車開到世貿，停在基隆路的路邊，看到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忍不住趴在方向盤上哭了。以前當老闆，談生意拉訂單，再把工作發包出去，養活很多家庭，許多人接他的工作，在客廳做家庭代工，可是工廠收掉之後，現在吳華星甚至養活不了自己的家人。
他說那一陣子很絕望，每天醒來浮上心裡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問自己：為什麼我還活著？
故事說到這裡，他的人生經歷對我有了不同的意義。年近四十，自殺的念頭也經常圍繞著我，每天當我送孩子去學校，揮手說了再見，心裡就浮現去自殺的念頭，想要永遠逃離這一切，就像吳華星想逃離他失敗的人生，可是他沒有選擇一死百了，而是又發動引擎，踩下油門，繼續在路上等待乘客向他招手。
我想知道他如何度過這段人生最艱困的時期。
無路用的人
1990年代，工廠大量外移，產業結構遽變，許多人經歷向下流動，他們空有一身本領，但已經沒有容身之處，有人去路邊擺攤，從事更沒有保障的工作，生活處境愈加艱困。工作是一個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根基，社會對於各樣的職業，有不同的聲望排序，淪落底層，也就更得不到尊重。
四十四歲是吳華星開計程車的第一年，心態無法調適，覺得自己很卑微、很低賤，不敢見親戚朋友。但真正讓他難受的是，竟然沒幾個人來討債，債主得知他去開計程車，或許覺得這個人沒用了，「吳仔去開計程車，跟他討不到錢啦！」不想花力氣去跟淪落底層的人計較。
吳華星設下一天要跑到三千一百元的目標，扣掉七百塊車租、四百塊油錢還有上述提到的靠行費等等，他希望整個月不休息跑三十天可以賺到六萬，想盡快把債還清。他固定早上六點半出門，先載對門鄰居去上班，一天要跑超過十六個鐘頭，才能達到自己設下的三千一百元目標，這幾乎超過兩份工作的工時了。
然而儘管吳華星知道大多數的計程車司機都跟他一樣努力，但他還是打從心底認為，計程車司機活該被人瞧不起。有的運匠老大只穿汗衫，嘴上叼根菸、嚼檳榔，車裡都是煙味、髒亂，座椅上還有檳榔渣，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對客人大小聲、罵髒話，放任自己那種落魄衰尾的樣子。
他認為，如果是有才幹的人，早就跳到更好的地方去上班，留下來開計程車的，都是無路用的人，整天混日子，他們不會在意服務品質，動不動耍流氓對乘客大小聲。也有人整天做白日夢，嘴巴上說我下個月就不開了，以為自己只是暫時開計程車，但好幾年過去，他還在欺騙自己。不過其實他們也很絕望，計程車司機沒有前途，一天再怎麼努力，一樣是二十四小時，一輛車，很簡單就能算出有多少收入。待在這樣的產業，自然不會想要提升自己的專業。
當過老闆的吳華星一下就看穿這個產業的問題，這裡是社會最底層的人，苟延殘喘的地方。
社會的替罪羊
一九九六年發生彭婉如命案，她是民進黨婦女部的主任，晚上搭計程車，失蹤了幾天，最後陳屍在偏僻的工廠外。警方只知道兇手是計程車司機，可是抓不到人。社會大眾原本對計程車司機的印象已經很糟，因為這起命案，計程車司機更被當作潛在的犯罪者，當時警政署長姚高橋說：「他的女兒也不敢搭計程車。」
吳華星認為如果政府嚴格管理牌照制度，或許就不會發生彭婉如命案，是因為政府對牌照制度的規定太過鬆散，才導致計程車司機的組成變得複雜。
按理來說，政府應該依據城市人口計算發放的牌照數量，管控計程車數，依據評估釋出計程車牌照給計程車行，一張牌照對應一輛計程車，計程車行雇用司機，按照班表開車載客。例如一間車行取得三十張牌照，可以經營三十輛計程車，雇用六十位司機，每一位司機輪日夜班，這樣哪位司機何時把車開出去、開哪一輛車，車行都能清楚掌握。
不過實際上，計程車產業一開始就是國民黨為了給自己人安身的特許產業。早期國民黨有個「運輸黨部」專門照顧外省人，讓他們去經營計程車行，比較沒有「關係」的外省人，就讓他去開計程車。早期有的計程車外印著「榮車」字樣，這種是榮民輔導處管理，「青溪」是退輔會管理，都是軍方的組織，由國民黨控制的系統。
在吳華星看來，早期的車行制度，就是國民黨給自己人用來搜刮的體系，所以根本沒有通盤性的規劃。照理說車行要自己買車，然後雇用司機，但是後來車行也不買車了，而是出租牌照給司機，司機要自備一輛車，登記在車行名下，並且每個月支付靠行費給車行。車行經常巧立名目，調高每個月跟司機收取的靠行費。最早是一個月六百元，一直漲價，九百、一千二、一千五、一千八、兩千一，吳華星入行的那年已經漲到兩千四。
儘管靠行費不斷調漲，但司機覺得我壓榨我自己，每天再多跑幾趟，沒有差這幾百塊，可是漲到兩千四的時候，司機已經受不了了。司機會反彈不只是這每個月兩千四百塊的靠行費，而是心裡面遭到車行剝削的憤恨不平，而且清楚知道兩千四不是終點，吳華星形容車行老闆「吃銅吃鐵吃阿魯米」，過不久會漲到兩千七、三千，車行老闆不會對他們手軟。
每個司機或多或少都被車行坑過。照理說車行要自己買車，然後雇用司機，現在是司機買車，然後登記在車行名下，跟車行租牌照。曾經聽聞車行老闆把車行名下的三十部車拿去貸款，每一部貸到二十萬，得手六百萬後捲款走人。
還有聯保費，司機一個月要交一千八，要是司機開車出事，照理來說要由保險來理賠，結果是車行拿走部分理賠金，然後跟司機說：「你自己也負擔一些嘛！」這其實是剝削，但司機都搞不清楚自己應有的權益，弄不清楚狀況。
吳華星計算，當時全台大概有一千四百個車行，不過經營者差不多只有三百個，每個車行老闆同時經營四、五間車行，有些老闆甚至手上有十幾間車行，是為了規避牌照稅、燃料稅等累進稅率，把車子登記在不同車行的名下。所以牌照幾乎變成車行老闆用來賺錢的工具，政府應該要好好控制牌照數量，但司機搞不清楚在怎樣的情況下，政府會釋出牌照額度，不過特許行業就是這樣，牌照的釋出，像是政府跟車行老闆之間的利益輸送。
在這種混亂的制度下，車行想方設法要剝削司機，不會去思考要怎麼管理司機、提升服務品質，這個產業就是這樣一個龍蛇雜處的地方。
車行老闆食髓知味，不斷巧立名目剝削司機，司機也覺得車行的人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來壓榨他的，長久下來形成司機與車行之間的對立。
司機聚集在一起經常互吐苦水，司機都會停在重新橋下，泡茶、喝酒、睡覺、賭博。心情鬱卒，三言兩語之後，不滿的情緒會被放大、點燃，一群司機可能就血氣上湧，拿十字鎬、球棒去砸車行。
吳華星記得有個大學生來開計程車，加入車行要先繳八萬塊的保證金，還有訂合約，每個月要繳租用車牌的權利金。這個大學生開了一個禮拜的計程車，覺得自己拉不下臉當運匠，想跟車行把保證金要回來，車行的人都是凶神惡煞，他能怎麼辦呢？錢要不回來，有的司機自認倒霉，摸摸鼻子走了，有的司機吞不下這口氣，就會找人去砸車行，用暴力解決。
車行利用資訊不對等，剝削司機，但是司機沒有申訴的管道，誰能夠回應司機的委屈呢？是警察嗎？吳華星說車行老闆已經都打點好了，有個車行老大，每個月拿一百萬給交通大隊，要求警察不要抓無執業證照的司機，當時司機如果沒有營業登記證、執業證照，違規載客遭到取締，抓到一次，車行被罰九千，司機本身另有處罰。車行老大告訴交通大隊，你開幾張紅單出去，每月的一百萬額度相應扣除，最後到你手上的錢就會越來越少。
你必須為自己做些什麼
當時的司機都會聽地下電台，那是許榮棋的年代，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言論管制，許榮棋搞出了地下電台。
許榮棋早期曾擔任民進黨立委許國泰助理，因不滿國內政壇特權橫行，找朋友成立「打擊特權委員會」。專挑高官顯要為打擊對象，華隆案是其中最有名也最有成效的一樁，在他揭發本案之後，案情逐漸擴大，終至使得當時交通部長張建邦下台。
1994年，有一天吳華星在綠色和平廣播電台聽到許榮棋介紹林義雄創立的慈林基金會，基金會正要開辦第一屆「社會研修班」，學費要一萬二，上課時數共一百二十個小時，吳華星說他很景仰林義雄，以前沒有網路不方便，不容易確認資訊，他僅憑著廣播的介紹，好不容易在宜蘭找到了慈林基金會，要報名參加研修班。
課程的講師非常多元，我特地聯絡慈林基金會，跟他們要到了第一屆社會發展研修班的課表，現在看來可說是傳奇陣容，上課地點分布在台北跟宜蘭，每一堂課基本都是三個小時，課程名稱與講師如下：多元論、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錢永祥）、國際政治、國防和外交（林正義）、如何演講（蘇貞昌）、政府的經濟功能（林向愷）、民主理論和民主化（吳乃德）、社會調查和社會分析（瞿海源）、階級結構和流動（許嘉猷）、台灣勞動經驗和階級意識初探（謝國雄）、社會分析、策略與行動計劃（簡錫堦）、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和反省（蕭新煌）、台灣政黨與選舉（游盈隆）、台灣社會福利的本質（傅立葉）、勞動市場（林忠正）、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徐火炎）、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吳聰敏）、台灣族群關係的特性和演變（王甫昌）、台灣的經濟制度與政府角色（朱敬一）、非武力抗爭（林義雄）、組織人民爭取權益（邱義仁）、組織發展策略（陳永愉）、非營利行銷（張永誠）、組織問題與決策方法（李傳政）、社區組織和人民力量的動員（林萬億）、獨寡佔市場（張清溪）、台灣的族群政治分析（張茂桂）、對外貿易（陳博志）、金融發展與金融政策（許嘉棟）、談判技巧（吳乃仁）、領導行為（林義雄）、領導實務與課題（簡錫堦）。
吳華星說，因為參加社會發展研修班，讓他知道社會上有非常多種不同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社會就是由不同需求的人所組成，開啟他以不同的視角看待更廣闊的社會結構。
1994年9月，林義雄發起核四公投運動——「千里苦行」，從龍山寺作為起點和終點，繞台一圈。這是一場寧靜抗爭，在行進間，保持莊嚴肅穆，不抽煙﹑不說話，一小時休息一次。吳華星也加入了千里苦行的行列，協助規劃路線，並且在路途上保護林義雄的安全。
吳華星在千里苦行的路途上，在靜默中體會到許多事情，他形容那是「內心的閉關」。吳華星跟林義雄都是有女兒的父親，吳華星說他不敢想像林先生聽聞噩耗的心情，社會上有許多人犯了錯卻不自覺，對他造成巨大的傷害，但林先生選擇接受，不追究自己的遭遇，而是繼續走下去，把自己奉獻給台灣這片土地。
此外，他也理解千里苦行與核四公投的意義，林義雄想喚醒台灣人「做自己的主人」，為自己做出選擇，並且承受後果。吳華星認為自己在計程車產業也是一樣，他能夠為自己做些什麼，進而改變剝削計程車司機的體系。
這個觀念翻轉他原先認為自己淪落社會底層的無力感，因為慈林基金會，他參與了千里苦行，同時也認識了當時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簡錫堦還有林永頌律師，兩位協助他籌劃計程車反靠行運動。
一〇一〇計程車總統府大閱兵行動
我向慈林基金會訂購了《落實民主，停建核四——林義雄禁食行動紀實》，在〈千里苦行日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一篇，看到林義雄在日誌中提到吳華星：「走了六天，有些人的腳步已經覺得痠痛，華星腳底起了水泡。」我特別想找到吳華星人生經歷的證明，我不是不相信他所說的事情，而是想多感受一分「這個人是來真的」那種氣魄。
1993年，同樣是吳華星考計程車駕駛執照那一年八月，「全民計程車司機聯誼會」成立，那是抗爭的起點。他因為遇到高中同學，已經加入全民，要他也去幫忙，因此隔年四月就加入全民，吳華星會員登記號碼是四百一十二號，最後全民成長到五千人，是很龐大的團體。
全民這個司機團體，成員來自四方，意見很多，沒有共識，也找不到目標。很多司機曾經吃過車行的虧，他們會想報復，所以常常說要衝撞車行，但司機被剝削的結構問題一樣無法解決。
以全民為首的計程車司機與政府的衝突愈演越烈，但政府不願正視計程車司機受剝削的問題，而是將他們視為「暴亂團體」，採取鎮壓的手段，再加上1995年的八一七計程車暴亂事件，民眾更加肯定政府的作為。（這起事件後來甚至成為電影《黑金》的題材，你會看到主角劉德華如同美國隊長的身體素質，在運匠的打鬥與爆破中衝鋒陷陣。）
計程車司機等同暴亂分子的污名難以洗去，被政客拿去當作攻擊對手的武器。1994年的下半年，進入省、市長選舉期間，「全民」成為台北市長新黨候選人趙少康攻訐的對象，甚至將其與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劃上等號，指稱全民是「陳水扁排除異己的打手」，在新黨的文宣裡，將全民描述為「台獨」、「粗俗」、「暴力團體」，刻意激化族群意識，強化階級區隔。
吳華星知道，衝突是沒有結果的，暴力只會引發更大的暴力反撲而來。如何把問題轉向結構，是吳華星當時最大的思想轉變。他認為最大的問題是牌照被車行壟斷，司機要透過車行才能去監理所申請牌照，但為什麼不能司機自己去申請呢？所以希望政府能夠開放個人領牌，打破靠行制度。
幸好認識了簡錫堦，他教吳華星做組織，1995年跟幾個朋友成立了「計程車牌開放促進會」，林永頌律師來為他們上課，擔任法律顧問。當時司機內部也有歧見，有一派爭取政府開放個人申請計程車牌照，但政府回應，如果沒有車行管理司機，由個人申請牌照，這樣政府無法有效管理計程車司機，這當然是很荒謬的說法，因為原本車行存在的意義，就不在於管理司機，而是剝削司機，可是爭取權益不是吵架，簡錫堦跟林永頌律師建議爭取開放計程車合作社，如果有一兩萬社員，可以集體採買，例如加油的會員卡，為司機爭取加油折扣，這就讓合作社與車行形成強烈對比，車行剝削司機，可是如果政府開放合作社成立，那麼加入的司機都有好處，因此這個主張有效凝聚司機們的支持。
正當勞陣與計程車牌開放促進會在1995年要啟動一〇一〇計程車總統府大閱兵行動前夕，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他率先開放司機籌組合作社，隨後高雄市長吳敦義也跟進，很快全台各縣市都通過合作社方案，或許是陳水扁想要大事化小的權衡考量，總算抗爭有了結果。
吳華星的岳父、小舅也是計程車司機，一開始岳父很不諒解他加入全民的抗爭，數落他去抗爭就沒辦法同時開車載客賺錢，直到合作社開放通過，他們才知道可以少繳那麼多錢，知道這是一件功德。
抗爭過後日子依舊
合作社開放之後，原先登記在車行底下的計程車約五萬五千部，有兩萬四千部跑去合作社，吳華星約略計算，一個合作社登記三百部車，合作社運作要請一位經理、一位會計，這樣每個社員每月繳六、七百塊會費就夠了。直到現在會費沒有調太多。可是這並沒有解決司機的生計問題，這下車行空出兩萬四千個額度的牌照，一下子市場上湧入兩萬四千部計程車，市場變得更競爭了。
吳華星的改革路線，除了反靠行運動，打破車行壟斷車牌之外，他也開始訓練全民大車隊的同行提升計程車司機的形象，除了要把車內打掃乾淨，衣著要穿襯衫打領帶，乘客上車先問好，接著詢問要去哪裡，乘客說出地點之後，再覆述一次目的地。但提升形象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乘客對司機的觀感。
在訪談之前，我原先想要把抗爭過程當作整篇文章的重點，但吳華星似乎覺得抗爭在他的運匠生涯中，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抗爭結束，他依然要回到狹小的駕駛座，面對乘客的無禮，甚至是歧視。
吳華星說開計程車是辛苦、單調的工作，要調適自己，每天都十幾個鐘頭在駕駛座上。他會跟自己玩遊戲，猜乘客的職業、猜他要去的目的地、估算這趟路的車資。
乘客百百款，跟人的互動也經常讓我心情複雜，有心地善良的阿伯，勸他趕快去找其他工作，他說他以前也是運將，這途沒有成長空間，該趁年輕趕快走。吳華星當然是感謝他的好意，可是心裡五味雜陳，這種優越感是怎麼回事？挖苦服務他的人，勸他趕緊離開這一行⋯⋯
問題又回到自尊上，最讓人不舒服的是錢的計較，有些乘客認為運匠亂繞路，為了多賺他五塊十塊，好像運匠都是騙子，這種最常見。還有就是女性乘客過度敏感，認為司機意圖不軌。有一次吳華星在忠孝東路的SOGO百貨，被一位小姐攔下來，她要去敦化國小附近，那時差不多要下午五點了，下班尖峰時間，吳華星選擇走小巷過去，避開車潮，結果才剛彎進小巷，她就拉高音量問要幹什麼，以為吳華星要非禮她，儘管跟她解釋這條路比較快，她還是有點歇斯底里，幸好這段路很快就到了，還幫她省了二十塊。不過看她急急忙忙下車、甩門的樣子，可能不相信吳華星的好意與專業，或許心裡鬆一口氣，以為自己差一點被強暴。
司機跟乘客經常不對盤，這是這一行要共同承擔的負面情緒。吳華星說他也看過自我調適良好的司機，穿西裝打領帶、把車子打理得很乾淨，他女兒北一女畢業，還送到國外讀書，都靠他開計程車賺錢。他說要尊重客人，穿西裝是他能做到對乘客最高到敬意，他的記事本，滿滿的都是乘客的預約。
結語：面對來自社會的惡意
訪談最後，七十多歲的吳華星跟我說，人生的機緣很奇妙，他從一個老闆淪落到社會底層，但是很高興在慈林基金會認識了林永頌還有簡錫堦，「謝謝他們在我落魄的時候沒有看不起我，我也沒有看不起自己，我很滿意現在的自己。」
林義雄與吳華星的人生，都經歷了許多的苦難，那些惡意如同石頭砸在他們身上，但他們不以石頭回應惡意，而是選擇用溫柔且堅定的心志，繼續往前走下去。
我這個年紀的人（小弟75年次），也承受了許多惡意。產業外移是吳華星人生轉折的大環境因素，然而這個因素至今依然影響著我這個世代的人。產業外移對台灣影響深遠，尤其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就業環境惡劣、低薪，同時整個社會都認為台灣的未來只能依賴中國。為了合理化國內低薪的就業環境，當時許多去中國當台幹的人，高舉中國的「狼性」，打壓台灣的「草莓族」，認為22K是很公平的市場價值反映，你拿這個薪水，代表你只有這個價值。只要台灣青年愈沒用，那麼國內的低薪環境就愈合理。
再來我們遇上高房價以及育兒的艱辛，最直接的感受是強烈的社會排除。我認為我這個世代，心裡有創傷沒有得到和解，所以觀察到許多精神分裂的現象，在《無住之島》出版之後，同樣是受高房價之苦的人，花時間論證台灣的高房價問題無解，也有人花時間論證台灣不適合生育。
為什麼在一個民主的國家，有一群人會花心力論證，自己沒有資格擁有最基本的居住權以及生育權呢？就像聖經的悲劇人物約伯詛咒自己，他寧願自己未曾出生。
來自他人的惡意會讓人墮落，想要以暴制暴。可是所有人都放棄你的時候，你要如何不放棄自己，並且告訴社會，我依然活著，我依然值得尊重？這需要巨大的勇氣。
如果接下來有機會繼續深挖這個故事，我想以吳華星、林義雄、許榮棋三人為主軸，呈現那個時代的社會氛圍，個人的何以受苦，又如何抵擋惡意，並與內在的自己和解，把正向的一面，貢獻於社會。
1.如果想更了解吳華星，推薦podcast「左鉤拳！右鉤權！吃我一記愛の勞動權！」EP67.那年代的計程車司機這麼被控制！團結計程車司機對抗車行剝削 ft吳華星
2.慈林基金會，第一屆社會研修班課表
3.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新黨候選人趙少康刊登於報紙的選舉文宣，指責全民計程車是「阿扁的鐵衛隊」。
4.1010計程車大閱兵文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