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m: 哥本哈根
Rating: 5
Author: Neal N

我們總是在說自己「正在思考」，但思考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潛意識中的反射動作，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或許，思考的本質，就是一場與內心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搏鬥的過程。在《快思慢想》一書中，Kahneman 將人類的思維模式分為兩套系統：依賴直覺、幾乎不耗能的「快思想」（系統一，簡稱 S1），與需投入大量認知資源、逐步推演的「慢思想」（系統二，S2）。這兩者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理性與感性」對立，也不是「直覺與邏輯」的二元競爭，而是如同經濟模型中「最小工作量原則」般地以節能為前提進行分工。這意味著，大多數時候，S1 是主導者，而 S2 多扮演被動旁觀或偶爾介入的角色。S2 的運作具有惰性，只有當直覺系統無法應對，或出現明顯衝突時，才會被動啟動。換句話說，我們並不是真的在「思考」某件事，而是默默接受了其中一套系統的輸出，不論是快速的連結，或緩慢的推演。 S1 所接收的訊息，往往來自我們對現實的主觀感知。這在書中被稱為「認知放鬆度」：當某個資訊看起來熟悉、形式簡單、語氣溫和，或者與我們當下的情緒相符時，我們就比較容易相信它、接受它，甚至認定它為真。這種放鬆感也會被大腦視為一種獎賞回路，強化我們重複這樣的思維機制。這使我聯想到勞倫·貝蘭特在《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 Lauran Berlant,2011）中提出的觀點：當我們把希望投注在某個熟悉、可親、看似良善的對象或願景上時，這種樂觀其實可能是極度危險的。貝蘭特指出，當這份熟悉的「好感」在現實中受挫，我們就會面臨極大的反噬與崩潰。這不僅是希望落空，更是「原本相信直覺能帶我抵達幸福」的信念被撕碎。這種理論我在閱讀《哥本哈根》（Copenhagen, Michael Frayn, 1998）的時候，也有非常強烈的感受。在那齣劇裡，海森堡總是不斷用模糊的語言重演他與波爾的那場會面，彷彿他只要把話說得更圓、更深情，就能讓波爾「懂他」——他相信這段關係曾經如此緊密，對方一定能在這些迂迴裡讀懂他的苦衷：「我不是要說什麼機密，我只是希望你能理解我。」然而，他們之間的對話卻始終無法真正對接。那是一場語言與記憶的雙重崩壞：每一次的回溯與重演，都是系統一自動補全的敘事，而系統二，只是選擇性地介入，為了逃避責任而在邏輯中退卻。波爾與海森堡，都用自己的版本在解釋過去；他們都希望對方理解自己，也都在情緒中失望，卻始終沒有人真正問出那個無法面對的問題：「如果我當時真的做錯了，那我現在該怎麼辦？」這正是《快思慢想》所揭露的另一層現實：我們會自動使用已知敘事、情緒印象和直覺熟悉感，來填補那些我們不願碰觸的空白。久而久之，我們就以為那就是「真相」。我們總是以為，只要說夠多次、想夠久、演繹夠完整，真相就會從語言的迷霧中浮現。但這本書卻殘酷地告訴我，真相並不總是來自邏輯，也不一定來自記憶，而是來自「熟悉感」的疊加。這就是所謂的真相錯覺。當一句話被重複多次，不管它最初是多麼空泛、荒謬或模糊，只要它重播得夠多，它就會被大腦視為「可信」。因為對系統一來說，熟悉＝安全，熟悉＝真實，熟悉＝不需再判斷。這讓我回頭看《哥本哈根》的每一場辯證，都像是一場「真相製造機」的實驗劇場。海森堡每一次迴盪著說出「我只是希望你能理解我」，那句話就更像是真的；波爾每一次重申「你來哥本哈根，是為了尋求認可嗎？」這個問題，就讓觀眾更相信他們之間存在某種隱晦的意圖。但問題是——這些話是真相本身，還是被重播多次後的錯覺殘影？當真相的可信度被交給「語感」與「熟悉程度」來決定時，語言就不再是通往理解的工具，而成了建構幻象的劇本。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劇場裡，也發生在我自己身上。在某段關係中，我以為我們有共識、有默契、有未來，但現在回頭看，或許那些只是在重複互動中堆疊起來的「熟悉感」——我只是一直在複誦自己想相信的東西而已。我不是真的知道他會留下，我只是不斷對自己說：「他應該會留下。」我不是真的了解他，我只是不斷對自己說：「我已經花了那麼多時間了，應該了解了吧？」這種誤認熟悉為真實的機制，讓我們掉進一個無需證據、無需驗證、卻非常堅定的信念之中。我們以為自己是在追尋真相，實則是在重複想聽見的答案。當我們在思考某些問題時，往往會受限於意識形態或個人信念，習慣性地將複雜的問題簡化，讓系統一（S1）自動尋找思路的捷徑。於是我們以為問題已經被解決，實際上卻只是逃避了真正的思考。書中提到的「強度配對」概念正說明了這種現象——我們傾向先對事物產生好惡，再啟動系統二（S2）去合理化這個感受。而這種感受導向的推論方式，在書中被稱為「情意捷徑」。這不只是認知偏誤，更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持續上演的一種語言與價值的自我強化。從網路論戰到政治狂熱，甚至我們自己在面對不喜歡的人事物時，總是不自覺地先貼上標籤，再讓S2透過這個標籤替我們的動機辯護。這些判斷看似邏輯完整，實則只是熟悉敘事的複誦，並沒有真正處理我們心中對不確定的焦慮。再以《哥本哈根》為例。二戰結束後，海森堡被主流輿論標籤為「納粹幫手」、「極權擁護者」，許多科學家甚至不願意握他那雙曾「為納粹服務」的手。但在這場歷史的權力風暴中，我們是否曾真正問過：他是怎麼被捲進去的？或許，海森堡的選擇並不來自政治意識形態，而是出於一個科學家對家庭、對子女的責任感。他在當時或許只是希望延緩毀滅來臨的速度，卻因此背負了三十年的清白辯證。他不斷嘗試透過語言還原自己的動機，但外界只相信一件事：「他曾經為錯的一方效力」。這段歷史審判，正好呼應了書中提到的「錯誤信心」現象：當盟軍取得勝利，歷史的詮釋權也隨之集中在勝利者手中，歷史的敘事不再是探問「發生了什麼」，而是宣告「我們是對的」。這樣的邏輯製造了新的二元對立——一方必須是邪惡的，才能襯托另一方的正義。於是人們開始抗拒任何修正、拒絕任何演算法式的替代敘事。即使有來自敵對陣營的史料浮現，甚至可以像數學公式一樣封閉證明整體行動背後的邏輯，人們仍然選擇忽略，因為他們已將自己的情緒與經驗投射到那套原有敘事中了。也正因為人性無法完全一致、判斷沒有絕對的信度，我們才更應理解《快思慢想》所強調的最核心命題：我們活在一個無法全然確定的世界裡。而思考，不是為了找到絕對正確的答案，而是為了不在錯誤中自以為對。透過《快思慢想》與《哥本哈根》兩種不同形式的文本，我逐漸意識到：思考從來不是一種單純的認知過程，而是與人性、情感、記憶和語言交織而成的複雜博弈。這種理解也讓我更警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以直覺建構「合理敘事」，甚至將錯誤的熟悉感誤認為真相。或許，這就是思考的真正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