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之三、《金剛經》的沿流 (續)
關於《金剛經》成立時間、與《八千頌般若經》孰先孰後之問題?有一判準:
《金剛經》第六分、僅云:「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不可思議品第十、則云:「如來滅後,般若波羅蜜當流布南方、從南方流布西方、從西方流布北方。」又云:「後五百歲,當廣流布北方。」又云:「北方雖多有菩薩、能讀聽受般若波羅蜜,少能誦利修習行者。」
二皆讖言佛滅後500 年之事,然,後者不僅於地理分布詳述「當廣流布北方」、更於普及程度詳述「北方雖多能讀聽受、少能誦利修習行」,故以「漏出訊息之精準與複雜度」為判準,《小品般若經》反映更為細密詳實之後設觀察,顯示其成立、應晚於《金剛經》。
《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云:「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翕侯』;後百餘歲,『貴霜翕侯』丘就卻攻滅四『翕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月氏乃漢時西北遊牧民族,西元-174 年、為匈奴所敗、分為二支,小月氏留於原處 (祁連山南麓),大月氏則由河西走廊、西遷至新疆西部之伊犁河 (Īli River) 流域、攻破烏孫,後因烏孫為匈奴扶植復興、遂被迫遷至阿富汗北部之阿姆河 (Amu Darya) 流域,於彼處征服大夏 (Bactria)、分為五「翕侯」,其後,「貴霜翕侯」丘就卻 (Kujula Kadphises) 攻克其他「翕侯」、入侵高附 (阿富汗喀布爾Kabul)、於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北部建立貴霜帝國 (Kushan Empire),後征服濮達 (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與阿富汗交界、巴達克珊Badakhshan)、罽賓 (喀什米爾 Kashmir),在位期間西元30 年至80 年、為佛教北傳作出重大貢獻。
此時,般若經典流布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北部之犍陀羅地區,與《小品般若經》讖言「從西方流布北方」之境況呼應。
再合併前節:第一「大天」先出 (-444),第二「大天」於第三次結集 (-250) 後、為阿育王派遣、由原居印度東南之「制多山」(南方)、往印度西南之摩醯娑慢陀羅弘法 (往西)。
可見:《小品般若經》「流布南方、從南方流布西方、從西方流布北方」之讖言、與史實全同,應判為後設之先見也。
支婁迦讖 (lokakṣema) 為月氏人,齎持眾多梵本來至漢地,若非受貴霜王朝支持、似難僅憑一己之力達成,彼於東漢靈帝光和中平年間 (178~189) 除譯出《道行般若波羅蜜經》、《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等般若經典外,另譯出《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佛說阿闍世王經》、《佛說般舟三昧經》、《阿閦佛國經》、《佛說內藏百寶經》、《佛說遺日摩尼寶經》等方等經典,及《佛說兜沙經》之華嚴經典,共十餘部,顯示:大眾部佛典於佛滅後500 年已廣泛流布犍陀羅地區。
其中,《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云:「怛薩阿竭不以法取法,法者不可得故,是曰為『慧署』。」又云:「無所從來、是為怛薩阿竭,來無有處、是為怛薩阿竭,⋯ 如怛薩阿竭不可得、諸法亦不可得,心無所生、無所安住,諸所作功德無所求,如所教無所行、是為行,⋯」又云:「俗浴者、謂去垢,不可議浴、是菩薩浴,所謂:諸法悉在前、脫不脫者,⋯」又云:「不念人、不念我、不念壽命、不念有無有、亦不念合、亦不念中分、亦不念思想,是火而無滅者而自滅,其火可令自燃、而不用薪。」皆與《金剛經》之意旨一致。
上引第四段特具意義!何以故耶?該段、乃《經》中婆羅門摩訶迦婁那自敘、某日彼於恆河洗浴後、行火祠祭祀時、見火上有佛告彼者,其佛言:若無人、我、壽命等想轉,則火雖寂滅而實無熄滅、自然熾燃而不用薪;此中,火喻妄念。
其意義在於:
該段、乃婆羅門摩訶迦婁那援引過去某佛告彼之語、而非目前與佛之對話,暗示:含「人、我、壽命」概念之他經已然存在,蓋、毫無關聯而恰巧一致之可能性甚低;
復次,《金剛經》無「我、人、眾生 (應為純質)、壽命等想」轉之語,乃為破斥外道 (婆羅門及耆那門徒) 與二乘一部 (犢子部) 所恃之「心識主體」X 而發,惟未明言耳,此處,《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除保留破斥對象含外道婆羅門之語境、更保留數論派的「純質想」應吸收納入外道「我想」(即原質、阿賴耶識) 所具有的三德之一之原始文意,同樣,亦極不可能恰巧吻合。
綜合上二、可判定:作為被引用文獻,《金剛經》或與其近似之文本於彼時已廣泛流布。
西元2000 年,挪威Hermes Publishing 公布藏家Martin Schøyen 由古文物交易商Sam Fogg 購得之佛教手稿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I),質地為樺樹皮、部分棕櫚葉,推測出土自阿富汗巴米揚 (Bāmiyān) 興都庫什山 (Hindu Kush) 洞穴、為大眾部寺院抄寫之寫本殘片,包括:
MS 2179:《法句經》、《阿含經》,(犍陀羅語 / 佉盧文);
MS 2385:《金剛經》、《藥師經》,(梵文 / 婆羅米文);
MS 2372~2386:《般若經》、《藥師經》、《護身偈》,(梵文 / 婆羅米文);
MS 2400:Mahāsāṃghika《律藏》,(梵文 / 婆羅米文);
MS 2432:Lokottaravāda《律藏》、偈頌,(梵文 / 婆羅米文)。
其中,MS 2385 乃Schøyen Collection 中極具價值之寫本,包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前十六分,由Paul Harrison 和Shōgo Watanabe (渡邊章悟) 翻譯研究、收錄於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III。
繼之,Richard Salomon 等對MS 2179/42、MS 2179/43、MS 2179/44 三份Schøyen 寫本樣本進行碳-14 測定,所得年代分別為:72~245、235~390、130~320,綜合其交集、推測年代約在西元235~245 年間,正值貴霜帝國中期末尾,不僅與大眾部之說出世部 (Lokottaravāda) 活躍於巴米揚地區之時期相符、益是讖言「當廣流布北方」之具體印證。
碳-14 測定雖能提供年代範圍,然其誤差區間可達百年,且受保存環境、取樣方式影響,故仍需結合文字語言、考古背景之研究交叉比對,方能形成具體可信之年代判定。
考慮若屬同批出土、有可能同批書寫之關聯性,其他樺樹皮寫本之成立時間亦應相距不遠;然,再考慮MS 2385 以下寫本乃以婆羅米文 (Brāhmī script)、而非佉盧文 (Kharoṣṭhī script) 書寫,年代可能較晚,不過,婆羅米文在犍陀羅地區之通行雖大致晚於佉盧文,二者並非全無重疊,故未能全憑語言選用、即判定其成立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