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元電鍋案：制度、常識與社會情感的斷裂——從一場公共風波看見台灣的法治與文化張力
32 元電鍋案本是一件日常瑣碎、公務系統裡再平凡不過的小事，卻因媒體大量曝光，加上政治人物的聲明與輿論的推波助瀾，一夕之間成為全民辯論的社會事件。最令我意外的不是新聞熱度，而是當我與舊同事、舊同學聚在一起時，聽到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竟然有截然不同、甚至南轅北轍的解讀。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不同的專業養成，不只是知識差異，而是世界觀差異。在制度、法律、常識與情理之間，我們每個人站立的位置並不相同，因此看到的風景、認為的「應然」，也完全不同。
一、司法體系的世界：制度先於情感，程序早於動機
來自司法背景的舊同事，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近乎一致：
「回收物送進清潔隊，就是政府資產。沒有法律授權，擅自處分就是違法。不能為了慈善就開後門，這是制度不能承受的風險。」
這種論述表面上冰冷，但其實背後有深刻的法治精神支撐。
1. 法律遵循的核心——「可預測性」與「一致性」
在法律學者 Fuller（富勒）的理論中，法治最重要的不是條文本身，而是法律必須具有可預測性，讓任何人都能預期違法會受到什麼後果。一旦破例，即便動機再善，也會讓系統出現灰色地帶。灰色地帶一旦形成，便不再有穩定的預期可言。
2. 「義賊式慈善」的危險：動機越善，濫權越不易被看見
法律學者 Sunstein 曾提醒：最危險的不是惡意，而是帶著善意的濫權。
因為人們對善意的包裝最容易放鬆警戒，也最容易合理化程序上的瑕疵。司法體系的同事不是不理解民眾的心情，而是他們擔心：若今天電鍋可以用「做好事」為名轉送，那明天更值錢的物品是不是也可以？誰來判斷什麼是「做好事」？程序可否被個人情感挾持？因此司法人的直覺是：制度必須是鐵的，否則鐵會被人情腐蝕成泥巴。
二、民眾與社會常識的世界：不是法律，而是互助與善意
但另一派舊同學卻完全不這麼看：
「那種舊電鍋誰會要？民眾交給清潔隊，本來就不是要捐給政府啊。清潔隊員最多就是沒報備，怎麼會變成貪污？」
這種說法並非無知，而是來自台灣社會底層的「生活經驗邏輯」。
1. 社會學的觀點：人民的「常識世界」與制度邏輯不同步
社會學者 Harold Garfinkel 曾提出「常民社會學」（ethnomethodology），主張人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有一套自己的判斷標準，這些標準未必與法條一致，但卻是社會運作的基礎。在多數民眾眼中：
- 民眾把回收物交給清潔隊
- 清潔隊幫忙轉送給有需要的人
- 誰也沒得利
- 動機善良
- 結果也是好的
那為什麼要用「貪污」這樣沉重的罪名？對一般人來說，法治若脫離人性常識，就會讓人民覺得法律不是保護善良，而是懲罰善良。
2. 台灣的「再利用文化」：物品不只是物品，是「人情的流動」
以人類學角度解讀，台灣社會有很強的再利用文化——二手、惜物、互助、交換、捐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舊電鍋不是電鍋，而是一段「物品生命的延伸」。
Anthropologist Mauss 的名著《禮物》指出：在很多社會中，物品交換象徵著關係的維繫與社會的連結。因此對一般民眾而言：清潔隊員把舊電鍋給有需要的人，並非「處分政府財產」，更像是一種社會互助。這種底層文化邏輯與法律邏輯自然會產生落差。
三、制度 VS. 情感：台灣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台灣並非第一次出現類似的問題。從消防員「資源補位」、校長接受捐款、社區共食、志工用自己的方式幫忙弱勢……台灣的制度與人民的生活習慣一直存在裂縫。
1.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制度太僵硬，人民會用「非正式規則」彌補
制度經濟學家 North 認為，社會都是靠「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共同運作。當正式制度太僵硬、太脫離現實，人民就會依賴非正式制度來讓社會能正常運作。電鍋案正是如此：人民用「人情互助」彌補「回收制度沒彈性」的問題。
但當兩者衝突時，法律往往壓過人情，而落差便成為社會對立的根源。
四、為什麼兩派都沒有錯？——從「多元理性」理解這場爭議
政治哲學家 Walzer 提出「多元理性」（plural reasoning）概念：不同領域、不同情境，有不同的正義標準。
在「法律的世界」，正義是程序正義；
在「人民的世界」，正義是動機與善意；
在「倫理的世界」，正義是互助與共好；
在「新聞的世界」，正義是透明與監督。
問題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台灣試圖用單一的法律語言去規範多元的社會行為。這種衝突一旦碰上媒體放大，就會形成社會裂痕。
五、台灣法治真正的問題：不是太嚴格，而是「沒有彈性」
電鍋案讓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台灣的法律有時候不是太鬆，也不是太嚴，而是缺乏「情境化」的空間。
在德國、日本或北歐，檢察官具有更高的「起訴裁量權」，並會依照情境考量比例原則。但台灣的行政與司法文化，深受威權時代影響，往往形成過度形式化的程序、過度嚴格的上綱與過度害怕被指責的官僚文化。
這造成一種現象：明明不該重罰的事，被重罰；真正需要嚴懲的事，卻容易被人情、關係、資源稀釋。社會的不信任，就是這樣累積的。
六、我從舊同事與舊同學身上學到的：同一個社會，住著不同的世界
這次朋友間的討論，讓我有個更深的體會：
司法人的世界觀：制度先於情理。 因為制度崩壞的後果，他們最清楚；而一般人的世界觀：動機比程序更重要。 因為生活不是條文，很多互助都是靠默契與善意撐起來的。制度若壓過常識，人民就會覺得法律沒有同理心。
兩方都沒有錯，錯的是制度沒有提供「灰色地帶的處理機制」。
七、32 元電鍋案的真正啟示：台灣需要的是「現代化的裁量」
- 增加「公共物品再利用」的合法管道：例如政府建立平台，讓可用物資可以合法物盡其用。
- 引入「比例原則」：不合規，不等於犯罪；程序瑕疵，不等於貪污。
- 提升檢察官的裁量空間：讓「明顯無實質不法」的案件不必被硬拖進刑事體系消耗。
八、結語：電鍋只值 32 元，但折射出的是台灣 30 年的制度困境
這件事看起來小，但它讓我們再次看到：法律與人情永遠在拉扯；制度與文化總是不同步。
正義有多種語言；人們站在不同位置，看到不同世界。在我與舊同事、舊同學之間的討論裡，我看到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台灣社會亟需調和「制度理性」與「生活理性」的巨大落差。
或許，當制度能更貼近生活，而人民也更理解法治的重要時，下一個 32 元電鍋案，就不會再成為一場社會撕裂的風暴。
作者：50歲退休練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