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紹謙是在一次全區事務簡報會上再見到鄭專員的。
這個曾經自嘲是「填表機器」的年輕幹部，如今身穿合身西裝、言談有禮、彬彬有禮。他被調升為「行政對外交流組副組長」，負責接待各類駐台內地代表與外國觀察人員。
表面上是升遷，實際上，是被發配到一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位置——因為「外國觀察人員」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紹謙見到他時，他正對著一堆已經超過半年未更新的英文簡報資料庫發呆。資料庫名稱叫「Reunified Taiwan –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Desk」，是當初統一後預想將台灣打造成中外溝通橋梁時建立的跨部會機構，現在早已名存實亡。
「還在填表嗎？」紹謙開玩笑。
「不是填表，是改數字。」鄭專員笑了笑，「每個月我們還是要向北京報送『國際交流互動量』，所以我得把一次台北外語大學的講座算成五場外賓互訪。」
他指著螢幕上一個 Excel 表格說：「你看，這裡，我們把同一位學者用不同語系列成三次訪問，英語一場、日語一場、法語一場。」
「你這是外交幻術了。」紹謙嘆了口氣。
鄭搖搖頭，神情變得認真：「其實這些都還好。我更擔心的是，我們內部已經開始不會說世界的語言了。」
「什麼意思？」
「我最近負責起草對歐盟一份政策解釋文件，關於土地徵收條例調整。他們想知道：‘人民是否有拒絕遷徙的法律機制？’我翻遍資料，找不到一個可以讓他們理解的詞彙。」
他嘆了口氣，「我們的語言系統，已經不能對應他們的問題了。他們在講程序正義、知情同意、最小侵害原則，我們只能講統一大業、集體福祉、制度安排。」
林紹謙沉默良久，才說：「你是說，我們不只是沒有朋友，連對話也開始變得不可能？」
「對。」鄭低聲道，「這是最可怕的事。我們不只是失去世界，也在失去能理解世界的能力。」
兩人站在辦公室陽台上，望向台北西側，天氣陰沉，建築如同灰色靜止的海浪。鄭專員忽然說：
「你還記得我們曾經把台灣當成一個前線嗎？一個必須拿下的灘頭堡。」
「是。」紹謙點頭。
「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台灣其實應該是一個中立國，一個可以讓中國有機會和世界對話的場域。」
「你覺得中國會接受一個‘中立’的台灣嗎？」紹謙看著他，語氣試探。
「中國現在不接受。但未來呢？」鄭的聲音忽然平靜得像一面水鏡。
「你想想看，什麼是文明？不只是高樓、鐵路、5G，而是你能不能讓不同價值、不同語言、不同信仰在一個空間裡和平共存。而我們現在的中國，正在喪失這種能力。」
「我們不敢留白，不敢模糊，不敢多一種解釋。但台灣，就是這種模糊的生物，活生生的、多聲道的、不完整的。它不能被整編，卻能被理解；不能被計算，卻能被共存。」
他停了一會兒，補上一句：「所以我認為，真正應該保留下來的，不是台灣的主權，也不是台灣的民主，而是台灣作為中國和世界之間，唯一還能產生回應的空間。」
「回應？」
「對。我們說出的話，在這裡，還會被別人聽見，然後回應回來。不像北京、廣州、成都——說什麼，回來的只有更大聲的自己。」
風在陽台上盤旋，遠處的電塔閃著微弱紅光，林紹謙想起了那晚布朗說過的話：
「不是怎麼統一台灣，而是——如果重來一次，中國該怎麼定位台灣？」
他此刻終於理解，鄭專員早就已經在回答這個問題了——只是他不會寫進公文，也不會說給領導聽。
只會說給像他這樣，還願意聽的人。
「未來有一天，或許台灣不需要成為誰的一部分，而是幫每個人找到彼此的交集。」
在他心中默默地這樣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