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十三歲，是個國一菜鳥。
但在那年的暑假前夕，發生了一件影響我至深的事件，
讓我重新審視這個世界。
六月四日那天晚上，電視螢幕裡的畫面讓我無心吃飯。
那是北京天安門廣場，畫面血淋淋地傳送出來：
有人騎著掛著鐵架平板的腳踏車，平板上載著一個上身赤裸、鮮血直流正在痛苦呻吟的年輕人。
寧靜黝黑的夜晚星空下，天安門前的廣場卻是如此喧囂與慌亂，還充滿令人驚恐的血腥。那個年代的新聞畫面沒有馬賽克，新聞如實呈現的殘忍畫面直接刻在我既敏感又脆弱的心上。
第二天到校，全班都在討論昨晚的震撼。
我們這群在校的青少年，彷彿感同身受，下課一有時間，我跟同學聊著聊著就會哭出來。隨著時間過去，由於中共當局禁止國外媒體採訪新聞畫面，但從內部流傳出的口述消息卻越來越殘暴。
聽說坦克車輾壓過靜坐的學生，血流成河不再只是殘忍的形容而是真實上演的畫面，上萬具屍體殘破不全被到處丟棄。
儘管中共當局封鎖消息還威脅外國記者禁聲，
但那張最有名的照片還是流傳了出來：
一個身穿白襯衫、黑長褲的年輕人，張開雙臂試圖阻擋在他面前那好幾輛的坦克車，
那是那年夏天最孤獨、也最勇敢的背影。
台灣演藝圈集體創作了《歷史的傷口》來聲援。
難過與無助的情緒不只我有，這樣的情緒似乎感染了全班，不只全班，也感染全校，更感染全台。
那陣子，每到下課，我總會跟黃祥翎兩個人躲在角落，
討論中正紀念堂前的燭光集會，
然後輕聲合唱：「蒙上眼睛，以為就看不見；摀上耳朵，以為就聽不到……」
原本唱歌該是開心的，但那段日子，我們唱著唱著總想號啕大哭，事件還在持續，情緒還在渲染…
班導李懷遠看出這場運動對我們的衝擊，連他自己也不忍心再看到那些畫面，
但他只能勸我們：「不要再看新聞了，好好把心力放在課業上，這才是對你們唯一有幫助的事。」
我也想啊！但坐在書桌前，腦海裡全是那些血腥畫面。
對於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來說，情緒總是特別張狂，任何情緒的能量都會被加倍放大。
那是段很煎熬的時刻，我希望能安靜地認真用功，但我似乎做不到；
我祈禱那些在抗議的大學生們平安，祈禱暴政倒下，
但現實卻是殘酷的——強權沒有因為人民的吶喊而倒下，反而變本加厲地鎮壓，直到捻熄最後一絲抗議的聲音。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即便流了再多淚，正義也不一定會被伸張。
【後記】
1980年代末是亞洲民主浪潮的巔峰，
從韓國光州到中國六四，再到1990年台灣的野百合。
這三場運動都是由大學生發起：主張政府開放民主，廢除不利於民的制度，
但最終走向和平結局的只有台灣。
當時的李登輝總統願意與野百合的學生領袖對話，在沒流一滴血的情況下實現了學生們的訴求。
相較於其他大屠殺式的學運，能否說我們很幸運有個願意傾聽民意的總統嗎？
也許是，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主政者在那一刻選擇了釋放部份的權力與人民共享並同意創造共好，而非對權力的瘋狂執著與獨攬。
亞洲的教育從小教我們服從權威，不論是在家、學校還是職場；
所以踩著別人往上爬，在亞洲是出人頭地的鐵律，
在這扭曲的教育觀念下，唯有爬上最頂端才能變成強者逼迫弱勢者順服於他，
這是強者在這一路努力後需要享受的補償成果，
當弱勢的順服者覺醒反抗，手中握有絕對勢力的強權者感到威脅後，
往往會拿起手上的武器去對抗手無寸體的弱勢，
因為，在這些強權者的心中只有階層，沒有共好。
所以，我們真的很幸運。
台灣曾出現過一位願意相信權力共享的領導者，
讓這塊土地上的學生，不必再用鮮血去換取民主的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