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一個案件的委託人過來簽約付費了。看著桌上那份剛簽好的委任契約書，與旁邊那疊案卷資料，我心裡湧上一種說不出的複雜感。
這是一個標的金額僅有五萬元的求償訴訟－－－是我執業二十年來，處理過訴訟標的最小的民事訴訟。
身為律師，我們對紙張與金錢的物理厚度總有一種敏感。我目測一下桌上的卷宗，它的厚度，大概比用一千元紙鈔疊成五萬元還要厚一點，但又比疊成十五萬元來得薄得多。這彷彿是一個隱喻：案情的份量，恰好卡在這個尷尬的區間。
一開始洽談這案子時，我確實很為難。面對這種小額案件，我第一反應通常是想「幫個忙」，甚至考慮過是不是用事務所收案的最低標準十萬元來承接就好？
但理智與經驗很快就否定了這個念頭。這件案子真正的困難點，不在於那疊紙，而在於訴訟的「對造」－－－根據我多年的執業經驗評估，對方針對這類議題的反應模式，將會是非常「難纏」的類型。這種難纏，預示了未來訴訟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程序杯葛、情緒性攻防，以及在枝微末節上的無限糾結－－而律師的執業成本，從來就不只是計算要寫幾頁書狀或是有幾個法律關係，而是要預判為了應對特定的對手，必須耗費多少額外的心力與時間。這些看不見的消耗，往往是最昂貴的。
為了對得起專業，也為了維持服務品質，我最終報了一個「勉強合成本、但沒什麼利潤」的價格：十五萬元。報價當下我想著：「如果她覺得太貴而拒絕，也挺好的。」畢竟沒了這件案子，我還可以把時間拿去寫寫小說，或是多陪陪家裡那三個愛搗蛋的小怪獸。
我以為她會知難而退，沒想到她只是平靜地說：「律師，讓我考慮幾天。」以律師的專業，只要還沒有簽委任、只要還沒有付費，說再多、都只是社交辭令－－－不會放在心上。
三天後，也就是今天，她決定委任。她說，因為只有我點出了這案子背後關於「人」的複雜性。她說：「律師，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是非對錯的問題。」
這句話，把我的「為難」轉化成了「責任」。當一個人願意支付三倍於標的的代價去爭一個公道，這份信任本身就是一種重量。既然接了，我就要拿出十二萬分的專業，陪她走完這場硬仗。
看來，要壓縮我寫小說或是陪小怪獸們的時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