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在擔任新聞局駐多倫多公務員期間,除了著名的「高級外省人」言論之外,曾提及他最討厭棒球,因為他隱隱覺得棒球正在凝塑台灣人的集體認同,對於中國統一台灣不利。
無論對郭冠英印象如何,這個觀察我認為是精確的,統派人士有時比獨派更能夠意識到國家意識的形成,也更能夠以不同的道德大旗將之扼殺於搖籃之中。
解嚴前後,「台灣獨立」依舊是媒體的髒字眼,從《中國時報》到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都以當時流行的繩結,將統獨文化意識比喻為「中國結」與「台灣結」,從家家戶戶半夜爬起為威廉波特少棒賽的中華隊加油,到解嚴後成立中華職棒,意義也在悄悄轉化。
畢竟還有什麼比運動更能夠凝聚人心呢?菲律賓英雄
Manny Pacquiao拳擊賽時,街上空無一人、黑道暫停火拼、政府軍與反叛軍暫時停火,都只為了觀賞他無與倫比的揮拳,那一刻沒有人比他更能夠凝聚菲律賓的人心。
紐約有難,州長
Andrew Cuomo懇求之下,全美退休的醫護從四方湧來擔任義工。美國人之愛國精神,不僅在學校教育中,在影視作品中,也在揮汗如雨的球場上,這是美國強大的重要原因。
台灣社會經歷長期的戒嚴,不僅從教育到媒體,甚至人人心中都曾經有個小警總。國家定位的尷尬,國際地位的弱勢,與國民黨等的統一促銷,使得台灣人的國家意識總是搖搖晃晃、彳亍不前。
武漢肺炎對台灣人的影響之一,正在於國家意識,或至少是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建立。面對共同的危害、又需要島上所有人攜手合作才能防堵的疫情,正在滋長島上台灣人的國家/共同體意識,這是台灣人對於長期營養不良國家意識的補課。無法體察到這種細緻變化的國民黨與民眾黨,渾然不覺已成黔驢技窮,依舊與之對抗,此所以江啟臣與柯文哲近日頻頻受挫之故。
台灣人不需要如小粉紅般對譚德賽或是何晶出征,但是分析而理直氣壯的說明是必要的。
所有擔心暴民化而呼籲台灣人自捆雙手的說法,都是出自對台灣意識的缺乏理解,或是在意識型態深處對台灣意識的不信任。
這時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這些空泛的警語,而是從一個一個事件中,累積起更多對於WHO、新加坡、泰國與中國的認識,我們該擔心的不是行動,而是缺乏分析的行動。與其從內心幽微處排斥台灣意識,或許更重要的是,以台灣為主體展開對於世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