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做，不能說

大約在2017年，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住院診斷關聯群)正吵的火熱時，我有幸與某位當年從無到有，參與健保制度設計的台大公衛教授說上幾句話。當時我其實很沒禮貌的問說：「健保至今20多年，我自己也觀察了幾年，發現再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不只會造成醫療器材跟不上先進國家，還會讓急重症這些救命科的人員出走，而某些點上，台灣的醫療品質已經實質下降了。」

我沒說的是，這些都是已經發生的現像，沒道理這些公衛的學者們都不知道，那為什麼沒有任何修正的跡像呢? 除非....

「是不是故意的? 用壓迫醫療從業人員的方式，讓台灣的醫療品質慢慢下降，而最終的目的，是讓沒有生產力的人自然洮汰(死亡)，這樣不但可以省下越來越高的醫療支出，減少長照的需求，還可以一並解決軍公教勞工等退休基金的問題。是不是當初在一開始設計健保制度時，就已經決定了這個方向?」

因為沒有生產力的人，大多是已經退休的人，要不就是殘、病等需要照顧的族群。

「這個只能做不能說。」我以為我聽錯了，因為我預期會聽到「始料未及」這類的答案。

「所以，真的是計劃好的? 打算放棄沒有生產力的人嗎?」我不死心，再問了一次。

「這種事只能做不能說....這個....只能做，不能說。」

至今，我還是沒有得到問題的答案。然而每當健保的政策又讓醫界跳腳時，我腦中就會浮起那一句。「這個...只能做，不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