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31|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棲居》精彩內容〉「城市的空氣帶來自由」——開放城市，讓每個人的單一自我得以解放！

「開放」是現代政治的關鍵字。一九四五年，奧地利難民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他問了一個哲學問題——歐洲是如何陷入極權主義的：西方思想中，是否有什麼東西促使大家扼殺不同群體之間有事實根據的理性辯論，轉而支援獨裁者編造的「我們是一體的」、「我們與他們對立」之類的誘人迷思？儘管《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本書的書名某種程度上名不符實（因為波普爾分析了許多歷代不開明的政治思想，而不是日常社會發生的事情)，但它的主題並未過時。不過，那本書對於從事那些活動的人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他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同事，當時那些同事正在設計英國福利國家，他們希望設計出一個使官僚系統鬆散開放、而非僵化封閉的計畫。金融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波普爾的學生，他後來投入大量的資金興建機構（例如：在公民社會中興辦大學），那些機構都反映了波普爾的開明價值觀。

開放社會的開明價值觀，似乎適合任何涵蓋許多族群的城市。相互包容使不同的族群能夠生活在一起。同樣地，一個開放的社會應該比今天的多數社會更平等、更民主，財富和權力應該分散在整個社會體系當中，而不是集中在社會頂層。但是，這種渴望不該只是都市的專利，小鎮的農民與居民也理當獲得同樣的待遇。思考都市倫理時，我們想知道是什麼因素使倫理多了都市性。

例如，自由在城市中有特殊的價值。德國的格言「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是源自中世紀晚期。那句話承諾，公民可以擺脫他們從社經階級中繼承的固定地位，可以不只為一個雇主效勞。它的意思不是說公民是孤立的個體。一個人對於行會、鄰里團體、教會仍有義務，但那些義務在一生中可能改變。在本韋努托．切里尼（Autobiography of Benvenuto Cellini）的自傳中，這位金匠描述他二十幾歲時結束學徒生涯後的蛻變。他工作所在的幾個義大利城市有一些法律和習俗上的差異，他利用那些差異，轉換成不同的形象，以迎合不同的客人。他因緣際會做過多種不同的工作，包括金屬加工、寫詩創作、當兵等等。他的人生比留在農村裡更多彩多姿，因為城市讓他從固定的單一自我中解放出來，變成他想成為的人。

圖片來源：Pexel

在麻省理工學院，我有幸看到「城市空氣帶來自由」在一群來自上海的年輕建築師之間成形。如今的開發中國家正經歷城市的爆炸性成長，他們的家鄉上海市正好是城市爆炸發展的縮影，經濟飛速擴張，吸引中國各地的年輕人蜂擁而入。雖然這群來MIT深造的上海人每年過年都會回到他們的村莊或小鎮，但是在城市裡，他們把家鄉的觀點與習慣拋諸腦後。一些年輕的男建築師公開出櫃，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一些年輕的女建築師推遲或拒絕生孩子——不分男女都給家鄉的人帶來煩憂。我提出「城市空氣帶來自由」這個說法時，他們把那句話譯成中文後變成「扮演不同的角色」。粗略的文字表達反而傳達了深刻的真理，人生一旦開放了起來，就會出現很多層次，就像切里尼的人生那樣。

麻省理工學院讓我想到，這些「開放」觀點也許可以解開ville和cité之間的關聯之謎。與其釐清兩者的關係，一個開放的城市會融合各種複雜性，使它變成一個複雜的經驗化合物。城市規劃者與建築師的角色，既要鼓勵複雜性，也要創造一個互動的綜合城市（ville），使城市大於各種組成元件的總和，城市中的秩序指引著裡面的人。倫理上來說，一個開放的城市當然會包容差異，促進平等，但更具體地說，它會讓人從固定及熟悉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創造一個讓人測試及擴展經驗的環境。

────本文摘自《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