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兌或許在二○一二年後徹底實行種族隔離，粉碎了原有的互信，但後來城外的村子又重新聚在一起了。有次採訪，我找了一天前往東棟賓村（East Tonbyin），當時我仍在尋找曾加入暴民行列攻擊納錫社區等地的人，而東棟賓村就位於數年前巴士載著武裝若開人進入實兌的同一條路上。
我們尋找參與者的策略有點粗魯。我們先找出村長的住處，敲敲門，若他接受訪問，就進去坐下來，開始較籠統地聊聊若開邦的政治情勢和那個地區的事態，這為若開人對羅興亞人及中央政府的不滿找出脈絡。接著，我們或許能話鋒一轉，聊起二○一二年的暴力事件——這個村子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又有誰被捲進事件之中？
去東棟賓那天，村長不在家，所以我們在村裡遊蕩，遇到一個正在為兩層樓房屋豎立木造骨架的男人。他的院子後面是片田地，田的另一邊，約兩百公尺外，坐落著居民大多是羅興亞人的南棟賓村。溫紹（Win Zaw）是實兌的珠寶商，每日所得約六美金，他的妻子沒有去外面工作，負責照顧家裡和院子，在我們來訪時人已在院子後面。二○一五年的選舉已過了三個月，他們當時都投給若開民族黨― 由若開民族發展黨和若開民主聯盟（Arakan League for Democracy）合併而成。他說，之前的聯邦團結與發展黨政府已經帶給這區域一點進步― 現在他兩個孩子的教科書都不用錢了。但聯邦團結與發展黨仍是軍方在撐腰，而且其統治也鞭長莫及。它不僅對若開邦的地方事務沒有貢獻，對若開邦的勞動人口也沒有幫助。二○一二年六月暴力衝突的第三天，大批羅興亞人聚集在東棟賓村外，還拿著棍棒和開山刀。溫紹有看到他們，但沒認出誰是田地另一邊的村民。他認為那群人大多來自特喀平村，也就是後來設置羅興亞人難民營之處。雙方短暫對峙，直到附近一個單位的士兵介入，部署在兩群人之間，不久羅興亞暴民就解散了。
那是村子唯一一次受到威脅。在那天前，東棟賓和南棟賓兩村的關係向來不錯。這個村子的若開人會越過田地去南棟賓的茶館坐，羅興亞人也會來這裡賣魚賣菜。但就算暴民不是來自南棟賓村，雙方在那場暴力後便不再來往，分隔兩村的田地成了兩個社區之間的無主之地。
溫紹說他們不再信任隔壁村的鄰居，也不再去他們的茶館。東棟賓前一年有三部腳踏車和兩頭母牛不見，他懷疑是羅興亞人幹的。在我們對話一開始，溫紹就說他不信任穆斯林，以我曾在其他地方聽過的某種奇妙數據對我明確指出：百分之七十的羅興亞人不誠實。在我們說話的同時，他的妻子慢慢晃過來。米雅（Mya）比較有同情心。二○一三年底，羅興亞人開始回到這個村子賣魚賣菜，當路上遇到他們時，米雅會跟他們打招呼。不過她仍避免去南棟賓，就算老朋友邀她去。她不是害怕村民，而是難民營的穆斯林可能會去南棟賓，那會讓若開人覺得困擾。這裡再次出現某種未知的危險：陌生的臉孔令人畏懼。
她說話的同時，一個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來到院子門口。他挑了兩桶魚來，分別用繩子吊在肩上木板的兩端。他是羅興亞人，那天早上從南棟賓家中來到這裡，逐一拜訪他知道可以卸貨的人家。他賣魚給溫紹和米雅好幾年了。我們請他進到院子，他慢慢進來，坐在米雅旁邊。他滿身大汗。天氣很熱沒錯，但那看起來像在發燒，而且他目光呆滯、眼皮沉重。他認為是瘧疾。「我見到你的時候老是在生病。」米雅跟他說。三人開始閒話家常，感覺彼此很熟。那個年輕人已經不舒服好幾天了，吃藥沒有效。「那是吃胃病的，不是吃熱病的啦！」溫紹說。發燒跟胃痛不一樣。他們知道他不能去實兌的醫院，因為瘧疾不被認為是危急到可以讓穆斯林去那裡接受治療的大病。我問附近有沒有他可以去的診所，「Ya-deh, yadeh!」（沒問題、沒問題），兩人齊說。米雅會跟附近若開村的一位醫生聯絡，看能不能讓他過去。
後來，在我和我的翻譯回去牽腳踏車的路上，他告訴我他前一年就碰過那家人。當時溫紹對穆斯林的態度，遠比我今天碰到的還不屑。時間似乎沖淡了他的輕蔑。現在他比較溫和了，雖然明顯不輕信穆斯林，但他對那個羅興亞病人所展現的關注，令我的翻譯大吃一驚。
我不禁好奇，假如我們是在暴力過後的那一年、兩村完全斷絕往來時進行採訪，不知這場對話會如何發展。看見羅興亞人企圖攻擊所造成的心理創傷，或許還血淋淋的，附近村子傳來的暴力事蹟也依然鮮明。由於他們的焦慮無法與焦慮投射的對象進行任何接觸，因而變本加厲。第一波暴力發生一年後，當羅興亞人開始回東棟賓村時，緊張的情緒才開始紓解。人類身上有些行為特徵，常被解讀為根深柢固的偏見，不過這是否可能為一種對周遭緊張狀態所產生的暫時本能反應？如果緊張感消退了，仇恨是否就跟著改變？那些被民族主義領導者拿來創造「社區步兵」、支撐偏見的情緒——對假想敵的恐懼和怨恨——如果被抑制的話，不論是積極營造更密切的互動，或允許
族群自然地修復關係、而非加以隔離，那麼在那段期間萌生的恐懼，是否有可能被抵銷？如此一來，民族主義者的「募兵」工作就會更困難，因為挑起憤怒所不可或缺的情緒資源，沒那麼容易取得了。
溫紹一直擔心暴力將捲土重來，那意味著他沒辦法放輕鬆。他也很氣腳踏車和母牛被偷的事。儘管如此，在那個特別的時間點，在那片看似永遠充斥敵意的土地上，東棟賓是相對平靜的地區。東、南棟賓兩村的居民小心翼翼地恢復以往的互動方式，或許是那個村組（village tract，緬甸的行政單位）獨有的動能，因為兩村的居民已經了解：儘管還是有限制，但共存並不代表末日。我不得不反思，要是宗教、政治領袖並未持續在若開邦實行種族隔離，要是羅興亞人武裝團體的崛起不致構成決定性的證據、證明二○一二年後萌生的一切。
恐懼其來有自，那麼其他地方最終會不會也像這兩個村子一樣重修舊好呢？在我和溫紹及米雅的對話快要結束之際，另一個羅興亞男人提著菜籃經過門口。他停在門外，探問似地向裡面望，米雅叫他進來坐下。穆罕默德．拉菲克（Mohammed Rafique）也是從南棟賓來的，他還記得近三十年前這個姊妹村在田裡新建的往事。他認識這戶人家也差不多那麼久了。但在暴力衝突後，他跟南棟賓村其他人一樣，整整一年沒來這裡。他們怕這個村子，這個村子也怕他們。但那一天他就坐在那裡，坐在那對若開夫婦旁邊，而且看來頗為自在——除了一個外國記者對他有問不完的問題外。
「欲了解事情怎會每下愈況終成災難，非讀不可之作」──《經濟學人》（Economist）
他們曾經是鄰居、朋友──穆斯林與佛教徒。但從何時開始，羅興亞人從出生起就不被視作「人」？
作者實地採訪，揭開這場由恐懼餵養的暴力：為何團結國家的信念最後變成可怖的種族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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