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寫給八月號《印刻》Woodstock專題的小文。這期張鐵志擔任特約專題總編,邀到不少好文章,大力推薦。「黑鳥」郭達年寫Richie Havens、劉大任回憶柏克萊時代兩篇,個人尤其喜歡。小文忝列其間,也是俺的榮幸。
1969年8月18日星期一早晨,胡士托音樂節的壓軸巨星吉米‧韓崔克斯(Jimi Hendrix)彈罷「Hey Joe」最後一段獨奏,卸下那柄雪白的Fender Strat電吉他,步下舞台。前兩天的滂沱大雨和各種意外把節目推遲了整整一夜,大部分觀眾早已筋疲力竭,等不到天亮便陸續散去。原本擠滿五十萬人的大草坪,只剩零星的人群和漫山遍野的垃圾。就在韓崔克斯拔掉吉他導線、音樂節宣告結束的這一刻,「胡士托神話」正式誕生。Woodstock這個詞,從此永遠和一組組巨大如夢的最高級形容詞連在一起,簡直就是嬰兒潮世代最亮眼的勳章。
然而,那畢竟是在美國人家裡搬演的故事。我偶爾會想:當年現場那五十萬觀眾之中,可曾有任何一位台灣青年,也換上輕軟寬鬆的衣衫,大老遠來到紐約州的Bethel小鎮?他是初抵異鄉的留學生,看什麼都新鮮熱鬧,或是去國多年的老鳥,腸胃和耳朵都已適應了彼國的口味?他會搭上別人的便車,抑或自己開車?(無論如何,他都會塞死在半途,最後只能棄車,沿17B公路步行好幾哩到現場。)他是否也和成群的嬉皮一塊兒擠在大草坪,一面抽著隔鄰遞過來的大麻,一面傾聽遠處一列列七層樓高的音響巨塔噴薄而出的壯麗音場?他是否也在泥濘中和千萬人大聲誦念「No Rain!No Rain!」,試圖用集體念力阻停滂沱大雨?他可曾在那兒找到了愛,找到了和平?
若把紀錄片裡萬頭鑽攢動的畫面定格放大再放大,我們會認出那張黑髮黃膚的面孔麼?
四十年過去了,我們仍未讀到這樣的見證。對於這場我們眼中和登陸月球一樣遙遠、不可思議的盛事,你我還是只能透過老外的耳目去理解。或許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報上登過一兩則外電報導?那時電視台只有一家,我們的十六吋黑白螢幕,恐怕不大可能出現這場集體大露營的畫面。當時猶然年輕的我的長輩們,消息再靈通,大概也只能從美軍和外籍學生帶來的二手《LIFE》畫刊瞄到幾幅「胡士托」現場照片吧。次年春天「胡士托」實況錄音問世,卻沒幾個台灣青年有幸在第一時間恭聆美版原裝唱片。等那些元氣淋漓的歌樂輾轉刻進每張八塊五的翻版唱片溝槽,穿過唱機喇叭沛然響起,已是1971年之後的事了──「胡士托」的震波起碼得花上兩年,才算正式抵達我們口中的「自由中國」。
1970年三月,長達三小時的《胡士托》電影面世,拿下了奧斯卡紀錄片大獎,成為「胡士托神話學」的基本教材。然而,這部電影恪於電檢尺度,從未在台灣公開播映──或許在美國學校、美軍俱樂部之類「洋租界」,或者僅供少數圈內人的「試片間」裡,這部片子曾經大膽突圍,讓一小撮文藝青年見著了?但據我所知,整個七○年代,我的長輩們多半只能憑幾張翻版唱片和幾幀照片去揣想胡士托。八○年代初,家用錄放影機普及,他們終於親睹這部電影。比起西半球同代人的刻骨銘心,晚了整整十年。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台灣人最關心的國外新聞並不是什麼超大型美國「熱門音樂」戶外演唱會,也不是如火如荼的越戰和文革,而是金龍少棒隊在威廉波特以5A比零大敗美西代表隊,首度奪得世界少棒賽冠軍。這年九月,「盈淚歌后」姚蘇蓉在高雄「金都樂府」拗不過觀眾鼓譟,破例獻唱禁歌「負心的人」,卻遭抓耙仔告密,歌星證沒收,兩年不得登台。至於這年台灣傳唱最廣的歌,大概是中視開播第一齣連續劇「晶晶」哀婉的主題曲:那位小姑娘唱得太好,當年纔十六歲的鄧麗君,終於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
在那樣的年代,「胡士托神話」,以及撐起這樁神話的搖滾樂,在我島只能是僅僅屬於少數人的秘密。而那些懂得品嚐這樁秘密的人,大約都帶著點兒類乎同人詩社或者地下黨的「邊緣感」吧?胡士托之前兩年,美國西岸嬉皮風潮大興,1967遂有「愛之夏」(Summer of Love)的美稱。幾個來自震央加州的美國學生到台灣遊學,也帶來一疊疊的唱片,不乏連美軍電台都未必肯播的「死之華」(Grateful Dead)、「傑佛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法蘭克‧扎帕(Frank Zappa)、密西西比‧姜‧赫(Mississippi John Hurt)之類精品。他們把這些珍奇唱片帶去西門町新開張的「野人咖啡室」,那一張張黑膠便是普羅米修斯替我們盜來的火種:自詡前衛的文藝青年紛紛聞香而至,「野人」遂變成這些「邊緣份子」在震耳欲聾的搖滾聲中相互取暖的窩巢。
1970年4月,警方宣稱在「野人」破獲毒品交易和「駭人聽聞」的同性戀「猥褻行為」,「違反社會善良風俗」,勒令停業。那天清早,許多年輕人在報上讀到這則消息,早飯都沒心喫,立刻跨上單車衝到峨嵋街,眾人齊聚鐵門深鎖的地下室入口,愀然無語。「野人」灰飛煙滅,唯有林懷民的小說名篇《蟬》為後人留下若干場景。掐指算來,「胡士托」的唱片應該是來不及在「野人」播放的──這樁任務大概得在後起的「艾迪亞」、「稻草人」之類場所,纔有機會完成了。
1975年,台大對面「稻草人」旁邊曾經有過一家「滾石餐廳」,老闆是一對姓段的兄弟。後來餐廳倒了,他們辦的同名音樂雜誌卻活了下來。這年楊弦在中山堂辦演唱會,點燃了「民歌運動」的燎原大火。《滾石》雜誌也從善如流,加入這股在地創作風潮,刊登專文、贊助廣播、協辦演唱會,規模愈做愈大。1981年,段氏兄弟索性成立唱片公司。那枚從雜誌沿用下來的「ROCK」黃底黑靶標幟,就這麼烙進了幾代人的青春記憶,永遠改變了華語樂壇的歷史。「滾石」董事長段鍾沂說:他自己便是在大學時代聽了胡士托的翻版唱片、讀到相關報導,大受震動,遂決意有一天也要在台灣打造屬於我們自己的「胡士托」──證諸後來的歷史,這樁夢想算是實現了吧。
1970年9月18日,胡士托結束之後整整十三個月,吉米‧韓崔克斯藥物過量死在倫敦旅館,得年二十八歲。彼時台灣哪怕最熱中的搖滾迷,可能都還來不及聽到他在「胡士托」電吉他獨奏的美國國歌:那3分43秒摧枯拉朽的尖嘯與巨響,是農神火箭奔月的燄尾,是底特律街頭暴動的硝煙,是越南叢林的燒夷彈。神人崩殂,不知他的死訊越洋傳來,可曾引起任何注目?
我的長輩畢竟無緣參與西半球嬰兒潮世代的「集體野放」,那樣的浪蕩未免太奢侈,只能屬於富強的上國子裔。然而從七○年代到八○年代,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果真幹出了轟轟烈烈的大事──從他們的眼瞳,我總能依稀看見星星點點的火光,來自大洋彼岸「胡士托」餘燼猶溫的老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