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有待澄清的,即是《廣藝舟雙楫》與包世臣《藝舟雙楫》的關係。通常,我們把這兩本書,像看待孿生兄弟一樣,視為一類(無論是性質或內容、宗旨)。因為《廣藝舟雙楫》是為引申推廣包世臣的意見而作,見於書名、著於序例,非常明顯。可是,仔細看來,兩書實有極大的差異。這些差異,除上文已論及者外,我們分成七點來談:
第一、包世臣《藝舟雙楫》作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與《中衢一勺》、《管情三義》、《齊民四術》合刻為《安吳四種》,咸豐元年又重刻於南京,時包氏年七十七歲。而康有為撰《廣藝舟雙楫》時,才三十二歲。
《藝舟雙楫》所收,以〈述書〉上中兩篇為最早,寫於四十三歲,這是包氏書法創作及見解上一大轉關的一年,也是風格議論完全成熟的時期,因此,《藝舟雙楫》可算是包氏末年定論。康有為則恰好相反:他光緒八年入試京師,看到石鼓文後,才開始認識金石;光緒十四年冬,公交車上書,才開始購碑研究;次年,即撰成《廣藝舟雙楫》,而且只寫了十七天,就完稿了。老壯遲速之不同如此,固然讓人驚歎康聖人的才華,但也顯示了兩人創作的態度和書的性質,詳後。
第二、《藝舟雙楫》並非包氏自己勒定的系統性論著,而是揚州柳蔭庵一位性恬和尚,將所抄錄的十幾篇包氏論書論文之作付刻的。體兼書文,所以叫做雙楫。康有為的書,雖然名為《廣藝舟雙楫》,其實只論書法,而且是一本體例完密、首尾粲然的系統性論著,不像包氏書,只是雜稿薈編而成的。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以包著入雜識類,以康著入通論類,就顯示了這種體例上的差異。
在當時,雖然有人嘲笑康有為寫的只是「藝舟單櫓」(像盛伯羲《鬱華閣遺集》卷三,戲作俳諧體同雲門詩:「藝舟單櫓姓名揚,神逸佳能別聖狂」自注就說:「某君續《藝舟雙楫》,只有書法,胡石查司馬謂有藝舟單櫓。」),然包慎伯的書跟他比起來,可要單薄得多了。
第三、包慎伯的書法理論,之所以形成與寫作時間極長,又零碎不成系統,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理論是從實際創作過程中步步摸索而來。所以有關書法和碑帖的知識未必很豐富,但其理論則頗能與本人的書法相印證。
康有為論書,剛好相反,理論性建構之意多,實證工夫則較少,所以長於理論的綜攝。而且知識甚豐、用功卻少,也使得他的書法無法和理論相配合,故他自己也感慨說:「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語於此道乎!」(〈述學〉)。
不僅如此,包世臣的書法,固然是真行篆草,無不擅長,但真正精彩的卻是草書。所定《國朝書品》,只把鄧石如的草書列入能品上,《自跋草書答十二問》一文又說:「草書一道,懷寧(指鄧石如)筆勢固如銅牆鐵壁,然虛和遒麗,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以待來者自擇所處」,這個片席之留,有人就認為是包氏以此席自居。
從《藝舟雙楫》的言論中看,包氏確實對草書用功很深,論書也以草書最精,且其理論多與孫過庭《書譜》相近。這與《廣藝舟雙楫》只論楷書的情況,大不相同。而這種內容之不同,又與碑學帖學的學習徑路有關。 — — 行草以遒麗流動為美,故必須由帖學入手;楷書以端正堅凝為主,故必須重碑刻。包康兩人著作的差異,正與他們書學路線之不同,是一致的。
第四、包世臣書法得力處,在於帖學。從嘉慶四年開始,他即冥心致力於古帖。到了嘉慶二十四年,才開始對北朝碑帖用功。而此時〈述書〉上中下三篇重要文獻,卻早已脫稿了。所以,我們認為包世臣書法得力處,不在碑而在帖。包世臣自己也說:「吾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
道光以來,論書法者,異口同聲地說包氏是學北碑的、說他是鼓吹北碑的,其實都是誤會。誤會的原因有二:一、是包氏在《歷下筆談》中,對北碑書法,做了較有系統的說明;包氏以前,則尚無這樣的說明。
《歷下筆談》綜述歷代書法之流變,原非專崇北碑;鄧完白「計白以當黑,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之說(見《述書上》引),也是從刻印中得到靈感,並不一定來自北碑。包世臣雖曾認為六朝書法合乎這個道理,卻也不自以為就是自己寫字的方法。
因此,凡誤以為包氏是學北碑的人,總不免有何紹基那樣的疑惑,何氏曾說:「包慎翁之寫北碑,蓋先我二十年,功夫既深,書名亦重,學之者相矜以為包派;然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於北碑,未為得髓也!」(《張猛龍碑跋》)包氏明明是帖學,當然未得北碑之髓啊!真正尊碑輕帖、尊魏卑唐的是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尊碑篇》認為晉唐法帖經過一再翻刻後,面目全非,所以我們學字,應當學碑。他的論調,很像阮元的《南北書派論》。但二者也有不同:阮元把南帖跟北碑對立起來談,尊北碑則黜南帖;康有為則主張字可以分派、南北不能分派,何況,南方也有極好的碑,像南方的「爨龍顏碑」,他就列入神品第一。一般人都說康有為力崇北碑,其實只是尊碑,並不是特別尊北。
第五、從《筆陣圖》開始,學書者莫不矜言筆法。從鍾繇韋誕的故事開始,到梁巘《評書帖》所說:「學者欲問學書法,執筆功能十居八;未聞執筆之真傳,鍾王學盡徒茫然」,執筆法一直是中國書論的重心,也是師友授受的秘密。
包康二人對執筆法的講求,就顯示了這種傳統的傾向。可是,執筆法在兩人書學中所占的地位其實並不一樣。包世臣從年幼時向曾祖父問執筆法開始,師友講習,無不致力於此;運用黃小仲、王仲瞿的執筆法,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所以執筆法可說是《藝舟雙楫》中唯一的重點,其他一切議論,皆環繞這個中心而展開。康有為則不然,其書六卷,上四卷歷數流別、區分優劣,是全書重點;第五卷才談學書的方法,第六卷則雜談科舉字(干祿)和招牌字(榜書)等。可見兩人對執筆法的態度不同,兩書的精神旨趣也不一樣。包較傳統,康則超越了傳統。
其次,康有為專談執筆法時,意見與包亦相逕庭,〈執筆篇〉說:「包慎伯之論書,為後世開山,然其要歸於運指,其說粗謬可笑。慎怕自稱其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不知婉弱之由,敗績在指,而反攻運腕之弱,不甚謬乎?」
康有為主張用腕臂全身之力來寫字,而且腕必須平到可以放一杯水,所以抨擊包氏運指之說。其實,執筆若像劍客之握劍,則不同的劍法,便當有不同的握劍手法,怎可拘泥?沈曾植《每日樓劄叢》說得好:「寫書寫經,則章程書之流也;碑碣摩悟,則銘石書之流也。章程以細密為準,則宜用指;銘石以宏廓為用,則宜用腕。因所書之宜適,而字勢異;手腕之異,由此興焉。」(卷八)康有為力崇碑碣,故其書法運腕;包世臣得力帖學,故慣用於指,不也是頂自然的嗎?
第六、因為執筆不同,碑與帖之價值選擇也不同,所以兩人所述學書次序遂不甚相似。《藝舟雙楫》主張先臨摹唐帖,然後學北碑,寫熟了,再寫褚本蘭亭。康有為則主張從龍門造象入手,遍臨北碑,然後上通篆分以知其源,唐碑則根本不必學。
至於臨碑的方法,康有為也不同意包氏一本帖臨寫百遍,然後逐步遞換,每次字數也不可太多的講法。他要人多看,碑刻看得多了,再辨其源流,擇其精奇,隨意臨寫。如此,則臨碑旬月,便可遍臨百碑,而「釀成一體」。這兩種不同的看法,遂形成了兩本性質迥異的書。
第七、所謂性質迥異,是說《藝舟雙楫》談的主要是實際操作上的問題,《廣藝舟雙楫》則除了實際操作的問題之外,重點在於「辨其流派,擇其精奇。」(〈購碑篇〉)。換言之,康有為的工作,一是歷史的敘述、二是風格的劃分、三是價值之判斷、四是實際操作的指導。性質與包書迥不相侔。
以上這七點,都是互有關聯的。根據這七點來看,《廣藝舟雙楫》之於《藝舟雙楫》,名雖嫡子,義則開宗,無論在性質、體例、創作背景、價值取向、學習方法……等各方面,都不相同。這些不同,康有為本人未嘗不知,但此時康聖人名望並不甚顯(他的名氣主要來自公交車上書;可是在學術上,並未獲得肯定)。著書而想要流傳廣遠,即不得不附托於像《藝舟雙楫》這樣的名著之下。《廣藝舟雙楫》又名《書鏡》,稱名取義,殆自吳榮光(荷屋)的《帖鏡》來,也是這個道理。否則以康聖人之博雅,必不會落個「藝舟單櫓」的話柄。
三、《廣藝舟雙楫》的思想內涵
當然,康有為之續《藝舟雙楫》,也不會只是為了想讓著作流傳廣遠;他之選擇包氏書,予以推衍孳乳,實有更深刻的用意。而這種用意,當然得從他的思想上去尋找。
以書論的發展情況來說,包慎伯之後,書學精深者,斷推沈寐叟。寐叟為通人,康有為書中也曾屢次提及。以書法論,寐叟造詣固然在康氏之上,但寐叟書論,卻遠不及康氏體系完備。
其實何止寐叟,古今論書之作,依我看,《廣藝舟雙楫》可算第一。因為它不但是第一本有系統、有條理、有歷史眼光、有風格觀點、有價值評估、有創作指向的完整著作,而且全書還洋溢著通變的哲學立場,表現了作者本人思想的特質。
所謂通變,是就其歷史條貫而說的。
史家貴在通古今之變,本是我國史學的傳統,晚清公羊家尤邃於此義。例如龔定庵的《尊史》《古史鈎沉論》,不僅認為六經皆史,更主張諸子皆史;不僅強調人要觀世之變,更呼籲改變法制以應變,所以他又自稱為後史氏。梁啟超就學南海時,康有為也即教以史學,故梁氏後來自稱為新史氏,致力於史學的改造。
至於魏默深《武進李申耆先生傳》,甚至說乾嘉樸學巨子們把史學排除在經學範圍之外,是「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途」。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公羊三世之說,本來即蘊涵了歷史發展變遷的觀念,而且通變與改制又是不可分的,凡公羊無不講改制變法、講三代因革、要廢古制而用今學。
康有為《日本書目自序》說:「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所以「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上皇帝萬言書二》)其實也是公羊家一般的看法。
晚清公羊家這一套學問,始於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李兆洛和張惠言。
這個學派,揉合了通經致用、文學辭章、今文經學,而反對乾嘉樸學,所以是道咸之際新時代風氣轉變中的融合者與開創者。
在金石、書法方面,亦復如此。那位被包世臣稱為清代書法第一人的鄧石如,原先只是一位在街上賣字的鄉下人,後遇到張惠言,惠言大為驚賞,為他廣為延譽,才能有後來的地位。當時鄧石如書法功力雖深,卻識字無多,字體頗有訛繆處,惠言和他研討書法,剖析源流,對鄧氏頗有影響。包世臣之得晤鄧石如,就是惠言弟弟張翰風介紹的。包世臣本人,也是公羊家,《述學詩》說:「劉生(原注:武進劉逢祿,字申受)紹何學,為我條經例,證此獨學心,公羊實綱紀。」(《藝舟雙楫》卷九)便是明顯的例證。
他與魏源龔自珍交好,早年也趨向變法,中年以後則以河防水利經濟等實際技術問題之研究著名,與其書論相似。《藝舟雙楫》事實上即是從實際技術層面去對傳統書法進行改革,例如執筆及始艮終乾的筆法等,他的書論之所以較為零碎、較偏向實際操作之問題,原因都在於此。自鄧包以後,清代書法為之一變,至康有為則集此變之大成。
康氏高弟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說乃師康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確實不錯。在書法方面,康有為不僅強化了鄧包書法改革的意義,更把鄧包以來整個變化及碑學之發展,跟公羊今文打並一氣,融匯成了一套通變的書法史觀與價值觀。
這種觀念,不但為歷來書論所無,較包世臣那種實際技術上的改革,也推進了一層。
以二人論分隸為例,包氏《歷下筆談》謂篆之後有隸,隸書為秦程邈所作,其後蔡邕變隸而作八分,魏晉以來則再成為楷書,「相承之故,端的可尋。」這種解釋,固然含有源流演變的觀念在,可是他仍是傳統的格局。
康有為要打破這個格局,所以他首先聲稱文字的演變,出於自然,並不是由某人造出來的,說程邈或某人造隸書造八分,實屬無稽;其次,他以今古文來解釋分隸,認為篆籀、隸等名目,乃是劉歆杜撰,今文學則只就文字不斷演變的事實,以八分來稱呼而已。因此,所謂八分,就是一切文字演變過程中,仍保留有舊體八分的文字:秦篆得石鼓之八分,名為秦分;漢隸得秦篆之八分,名為漢分;楷書則分為今分。這樣的八分說,正是他通古今之變的一個典型。
《廣藝舟雙楫》開宗明義第一篇〈原書〉,就指出文字輾轉相變,世界皆然,是不能遏止的趨勢。不僅從前如此,以後也必如此。卷二〈體變篇〉又說制度、文章、學術,無不隨時代而變異,書法之風格亦然。學者必須通古今之變,價值判斷才不至於錯亂,不會貴古賤今或貴今輕古(這個觀念在〈本漢篇〉也曾談到)。
不過,在價值取向方面,既已確知文字以變為法則、人心以變為動向,則在創作上即不能不求變化,所以他又要在書法中分判今學和古學。〈體變篇〉說:「吾今判之:書有古學、有今學。古學者,晉帖唐碑也,所得以帖為多,凡劉石庵、姚姬傳等皆是也。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卑唐篇〉說:「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新二黨,然時尚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率為所滅。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近世鄧石如、包慎伯、趙撝叔變六朝體,亦開新黨也」。
鄧包等人在書法上,只是不自覺的革新者,康有為則是自覺的。他運用道光咸同之間新興的今文學,巧妙地暗示書法也像經學史上今古文趨勢之變動;唯有明了這種時代趨向、並與時俱變,才不會被淘汰。
他是這麼強調審時與通變,要人「適逢世變,推陳出新」(〈卑唐〉),以至於他在評估碑帖價值時,也特別重視新和變。
例如〈碑品篇〉說:「若有新理異態,高情逸韻,孤立特峙,常音難緯,睹慈靈變,尤所崇慕」、〈綴法篇〉說:「新理異態,古人所貴」、〈行草篇〉說:「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本漢篇〉說:「漢人極講書法,各創新制。其樸質、高韻、新意、異態、詭形、殊制,融為一爐而鑄之,故自絕於後世」……等都是。然而,這裏便蘊涵了兩個問題:
一,是康有為非常重視變,所以也很明了時代對風格的誘導跟限制,對衝破時代限制的作品,總給予極高的欣賞。譬如他說:「齊碑之雋修羅、朱君山,隋碑之龍藏寺、曹子健,四者皆新理異態、乘時獨出,變化生新,獨標娓異。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標千古者也」(〈備魏〉)。
可是,這些衝破時代限制的作品,若純粹就其藝術價值來看,評價是否還一樣高呢?康有為面對這個問題時,顯然並不以歷史意義取代藝術價值,仍能守住藝術評價的分際。像他評李陽冰的小篆,就認為李氏之享盛名,在於他能一新耳目,但若純就藝術價值來說,則「如昌黎之古文、陽明之心學,首開家法,斯世無人,驟獲盛名,豈能過出漢人、空前絕後哉?」(〈說分〉)
他評唐碑,也是如此:「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該袞公頌,然唐人不甚稱之。其見稱諸家,皆最能變古者,當時以此得名,猶輔嗣之易、武功之詩,其得名處,即其下處。彼自成名則可,後人安可為所欺耶?」(〈卑唐〉)。這樣的立場,當然很對;可是如果一位書法家完全守舊法古,而其藝術創作水平又很高時,似乎就會跟康氏變的價值觀相衝突了。這就像康氏自己說的:「史遷之與班固、昌黎之與柳州,一以奇變稱能、一以摹古擅絕,亦未易遽為優劣」(〈說分〉),如果摹古和新變並無優劣,創作者又何必一定要努力創新呢?又何必定要自己釀成一體呢?
從這個問題,自然導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復古與創新的糾葛。因為康有為既說「書貴有新理妙意」,卻又說「學以法古為貴」(〈卑唐〉)「學書必有摹仿」(〈學敘〉),未免首鼠兩端。再者,他又力崇漢魏碑刻,似乎也與他求新求變的宗旨不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記得梁任公曾說過,晚清公羊之學,是「復古即解放」(《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節)。這句話,便是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原來,在社會變遷時期,我國的學術文化為了要解決問題,應付新的變局,往住會採取反溯往古的作法。故其復古,實即意在開新。
而這種以復古為開新的手段,通常運用兩種方式進行:一是通過對傳統經典的注解與再詮釋,達成改革的目的。比如春秋時期有孔子之刪定六經、魏晉時期有何晏王弼之注釋《論語》《易經》、宋代有朱熹之重注《四書》,這些人,都是在社會與文化變遷時期,在傳統型態下的改革者(reformer intraditionalist form),他們對原有的價值系統、文化體系,提供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內涵。
除了這種方式之外,古人也常在社會變遷時期,懷疑、破壞既存的文化與價值系統,而反溯往古,尋找新的價值標準。像漢末,經歷了幾百年儒家名教之治以後,學者開始懷疑了,故《三國志.魏志.杜畿附子恕傳》說:「今之學者,師商韓而尚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
為了應付新局面,學者不得不從儒家以外的價值系統中尋找新方向,所以當時採申商之學者,有劉歆、徐幹、桓範;採公孫龍子的,有爰翰、阮祿;採墨家的,有魯勝;採縱橫家的,有劉陶、王衍……。春秋戰國,周代封建秩序崩潰之際,諸子百家之晨起,各述所聞,而謂為黃帝、夏禹、神農之術,也是如此。甚至,在康有為之後,五四反傳統風潮中,整理國故和表彰晚明小品等活動,依然是循著這個模式。
晚清今文家,實際上就是揉合了以上兩種方式而興起的新學派。
以康有為來說,他的《孟子微》《春秋董氏說》屬於前者;《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則屬於後者。在乾嘉樸學之後,他們一方面要推倒既存流行的文化傳統(例如康有為說:「二千年來政與學皆新學偽經之類也」,譚嗣同也說:「二千年來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皆荀學也,皆鄉願也」,而要「衝抉網羅」)。
一方面要尋找新的方向與價值體系。所以從汪中以降,研治先秦諸子和探討佛學之風大熾,西漢今文經典與經說,更是其中最有震撼力的一股勢力。西漢今文經典大半早已亡佚,其經說亦沈寂千載,現在被他們找出來,重作新解釋,借以為新時代找一出路;這種活動,誠然是種復古,但復古即是解放,是從舊有的體系和觀點中解放出來;而復古也是創新,是新的導向、新的內容,因此陳熾在光緒十九年為鄭觀應寫《盛世危言》的序時,就明確地說:「天與中國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一統之端倪也!」
這樣子復古,則所復之古,必不同於古,是可以斷言的。晚清今文,絕不同於西漢今文,也是非常明顯的事實。這點,在學術上固然容易引起爭議,但今文家本身卻根本就不曾以合古為目的,根本就不想恢復歷史的原貌,他們認為復古的終極目標不在重建,而在自得。
魏源序龔定庵文集時,就說:「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越甚,則復越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所謂逆,就是反對現存的風氣、現有的文化框套,而溯古直尋。所以復古便是復本,本就是自得。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可知道:康有為一方面鼓勵並欣賞書法家要衝破時代、逆運會而求新變,一方面又要人法古,貌若矛盾,實則本為一事。何況,復古即是自得,能通古今之變,自然也不需要墨古守法,他稱贊王羲之、楊凝式、鄧石如,都基於這個觀點,如〈本漢篇〉:「右軍惟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楊少師變右軍面目,而神理自得。學者欲學書,當知所從事矣。」〈說分篇〉:「完白山人之得力處,在以隸筆為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用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便成方筆。(後人)多方矯揉,佐以燒毫,而為瘦健之少溫書,何若從容自在,以隸筆為篆乎?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鑒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為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這些話,把復古即是返本自得的道理,講得清楚極了。
通過他這些話,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廣藝舟雙楫》所表現的意義或價值是多方面的,它既強化了鄧包書法革命的意義,又擴大了它的影響;其次,他將鄧包以來藝術之改革與公羊家革命思想連貫起來,並以這種意義為導向,提供了有關書法的系統性知識。無論從思想史或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康有為這種成就都是極為特殊的。
四、《廣藝舟雙楫》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假如以上整個推論還不太錯,則我們當可明了他寫作《廣藝舟雙楫》的微意。
康有為自光緒十四年戊子日本奪取琉球後,即寫信給翁同龢潘祖蔭,大談變法之道,又上書皇帝,主張非變法不足以圖存。不僅毫無結果,且舉國以為狂;逡巡至十五年己丑歲暮,黯然返回廣東,《廣藝舟雙楫》就作於這個時候。〈敘目〉中大發牢騷,說:「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悁悁然思,俛攬萬極,蹇鈍勿施,格絀於時,握發慹然,似人而非。」然而他的朋友勸他:「盍黔汝志,耡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沉。」所以他才寫這本書:「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暮也。」
然而,康有為心裏,真地認為這是一本無用的書、做的是一樁無聊的事嗎?不然!他在〈敘目〉最後,說他「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待我草玄焉」。草玄,用了黃山谷論王荊公:「草玄不妨準易,論詩時近周南」的典故,可見他隱隱然是要以孔子自居的。
大概他在實際政治活動中遭到挫折後,即想運用著述來達成變法的理想。恰好當時京朝士大夫無不講金石考古,他便以此做為著述的起點。次年,即開始在長興講學,隔了一年,便寫了《新學偽經考》,隔年又作《孔子改制考》。所以,他論書法的意見,其實就顯示了他整個思想的主要內容與精神;而《廣藝舟雙楫》的內容,跟《偽經考》等書,也是相連貫的。
關於這兩點,我想再稍做說明:
大概除了康有為以外,我國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論書法,曾把它和政治、學術、文學、社會結合在一塊兒的。
比如他說:「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原書〉),說:「漢自宣成而後,下逮明章,散文、篆法之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同時會,可以觀世變矣」(〈體變〉),說隸書與楷書的變遷:「太樸之後,必繼以文;封建之後,必更郡縣。五德遞嬗,勢不能已」(〈體系〉),都是透過公羊家三代質文代變之說,綜合學術、政制、文學等各方面,共觀世變。他不像包世臣或其他人,單純而孤立地討論書法,而跟論者本人的思想學術內容或精神,毫無關聯。
正因為如此,《廣藝舟雙楫》和《偽經考》才能連貫起來。《廣藝舟雙楫》中,多處提到劉歆偽造鐘鼎古文及許慎詆毀今文的事,可能在此時,《新學偽經考》已有部分成稿了。
所謂偽經,是否定古文經典的存在,認為古文經典及鐘鼎古文,全屬劉歆偽造。怎麼證明這個論點呢?釜底抽薪之計,便是證明古文是假的;古文既偽,古文經自然也不會是真的了。然則,古文何以是假呢?這就得用上《廣藝舟雙楫》那一套文字變遷由繁趨簡的理論了。《新學偽經考》卷三:「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人事趨於巧變,此天理之自然也」,古文若早於小篆,其形必繁,可是像云字,古文只作雲;淵字,古文只作囦,可見古文是假的。「劉歆為偽經,更為偽字」(卷九)。
因為古文鐘鼎都是假的,所以用吉金來印證六經紀錄的是周代史實,便不可能;說六經是周史的古文家,更是荒誕;至於「後世所指為漢學者,乃新學(即云劉歆飾經佐王莽篡漢,身為新莽之臣,經亦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亦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偽經考》序)。六經應該是孔子改制變法、撥亂反正的著作,《孔子改制考》於是乎作。確定六經皆孔子改制之書,則其中微言大義究竟是如何呢?這就需要《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春秋董氏說》來闡發了。如此環環相扣,層層聯銷而下,如源泉噴湧,遂至於汗漫無極。若溯其源、挈其本,則《廣藝舟雙楫》是一冊不可不讀的書。
從以下幾個個別問題的考察中,我們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一、西學的問題 — — 張灝在《晚清思想發展試論》一文中,認為在一八九五年以前,當時所謂大儒如朱次琦、陳灃、俞樾、黃以周等人的著作中,普遍表現了對西方學術漠視的態度,所以幾乎找不到西學的蹤影。此說只有片面的理由,因為至少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在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即已刊行了。康有為光緒四年冬辭別朱次琦,光緒五年即開始漸購西學之書,講習西學,並嘗試「參中西之新理」,定大同之制。光緒十二年,康又托張延秋勸說張之洞:「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在《廣藝舟雙楫》中,卷一〈原書論〉,康有為運用泰西印度諸國族文字,來證明文字發明及變遷之理,就顯示了他對西方的知識。撰寫《廣藝舟雙楫》之後,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二年寫《日本書目志》、梁啟超則著《西學書目表》;次年,梁又編纂《西政叢書》,並設大同譯書局。這些舉動都顯示了康有為對西學的關注。
不過,我們對康有為變法論的根源來自西學一類說法,卻不能不感到懷疑。從《廣藝舟雙楫》來看,書撰於「大講西學」之際,可是書中通變的觀念,仍然來自經史。西學之於康氏,恐怕跟他對待諸子佛道的態度一樣,是兼習而非根本,他主要是用西學來補充、印證、推廣他得自經史的一些觀念,所以西學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不會發生和中國文化衝突或調和等問題。換言之,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學術沒有道器之爭。
晚清學界,從洋務運動開始,多半即慣於在傳統中改革,而其改革偏重於西洋器械知識方面,所以認為政教是道、機械是器,輸入西洋機械,以謀中國富強,借以維持中國的政教,「求形而下之器,守形而上之道」來避免淪亡。
這種辦法,後來徹底失敗了,於是學者又提出新的論據,主張道器並非對立的,其關係互為表裏,透過器即可表現道,只不過道器有體用本末之異而已。例如陳熾《庸書》外篇:「道與器別,體與用殊,互為觀摩,互資補救。」(卷下〈審機〉)鄭觀應《盛世危言》:「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凡例〉)湯震《危言》:「西學只是力於器而有時暗合於道。」(卷一)都表現了這種立場。他們認為中國本來道器兼備,後來器傳入西方,故西方反而能道寓於器,中國則道隨器失;因此我們學習西方,乃是要因器求道,得其政經之道。
這種思想,雖與洋務論差異甚大,但仍是把中西當作兩個範疇對照著看,康有為的想法,則和他們完全不同。
康有為的思想中,完全沒有道器的問題,原因是他並沒有通過有關洋務這一條思想背景,而直接來自公羊經學。他從不把傳統視為靜態的存在,所以他面臨的也不是傳統如何改革、或如何在西方衝擊下尋求調適之道的問題。
他認為傳統本身是動態的發展,從據亂到升平、到大同,既是聖人所說,也是人類公理。西方所得以達致者,只不過依此公理變以致之罷了。我們要從據亂逐步邁入大同,仍然必須求變。因此,不是仿效西方來變法,而是西方之經驗合乎經義,合乎經義即已獲致成效,我們自然也應當合乎經義:「泰西……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保國會演說辭》。見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代史資料初編》下)整個變法觀念的重心,始終在經,而其方法則是復古,正與他畢生尊孔保教的立場相吻合。
《廣藝舟雙楫》就暗示了他這種導向。近世論思想史者,未能參稽《廣藝舟雙楫》,故對康有為的思想路數頗有誤會處。
二、八股與楷法之問題 — — 《廣藝舟雙楫》卷六有〈干祿篇〉,討論以書法得官的問題。本篇基本立場是反對以書法取士的,所以一開始就說書本末藝,漢代並不以此講試科吏,可是從唐代以書判選士以後,竟蔚為風氣,因此他也只好來討論這種科舉的書法。篇名干祿,是特別把它跟書法藝術分開的意思。他這篇文章,如果孰悉公羊學的淵源,便可知道是仿龔定庵《干祿新書》而來的。
清朝是最重視書法選士的朝代,貢士中禮部試、殿試,都以「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致」者為上選,因此楷法是和八股科考分不開的。
龔自珍自云:「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構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干祿新書》序)
可見這本書是對當時風氣極強烈的嘲弄。康有為的態度,與龔自珍相似,他說:「馬醫之子,苟能工書,雖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積資至尚侍,耆老可大學士。苟不工書,雖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階清顯,況敢問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墜地,失墜之由,皆以楷法,榮辱之所關,豈不重哉!此真學者所宜絕學、捐書,自竭以致精也」。這種感慨,也是極沈痛的。
此一態度,可能與康氏早歲不喜帖括之學有關,戊戌變法之前,康即主張變科舉(光緒二十一年),也可看成是《廣藝舟雙楫》這種態度的延伸。
三、關於《新學偽經考》 — — 光緒十五年秋,康有為離京返粵。冬春之間,與黃季度同訪廖平於廣雅書局,廖平出示所著《知聖篇》,康馳書痛駁。次年春,廖至廣東安徽會館訪康。至十七年四月,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序》,七月全書刊成。廖平開始爭辯,認為《偽經考》即是根據他《今古學考》中〈辟劉〉一篇推衍而成。此事遂成經學史上一大疑案。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相信康是深受廖平影響的;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此事也有詳細的考證,康之竊廖,幾已論定。然而,若讀過《廣藝舟雙楫》的話,對這樁疑案,便會有新的看法。
前已說過,《廣藝舟雙楫》中屢屢論及劉歆偽造古文及經典事,〈原書〉第一,甚至逕云:「古文為劉歆偽造,雜採鐘鼎為之(余有《新學偽經考》辨之已詳)。」
不但如此,〈分變篇〉全文幾乎也完全和《新學偽經考》卷三下中間一大段相重複。這種現象,顯示在寫《廣藝舟雙楫》時,《偽經考》已有了部分成稿,否則縱使「余有《新學偽經考》辨之已詳」那條小注是後來補加,全書的精神旨趣也不會與《偽經考》如此吻合。〈分變篇〉,可能就是依《偽經考》底稿而修改成篇的。這種推測,我還有兩個旁證:
第一,康有為平時讀書運思,劄記甚多,此類劄記,例皆冠有標題。如《新學偽經考》成書之前,即有《毛詩偽證》、《古文尚書偽證》、《古文禮偽證》、《周官偽證》、《明堂月令偽證》、《費氏易偽證》、《左氏傳偽證》、《國語偽證》、《古文論語偽證》、《古文孝經偽證》、《爾雅偽證》、《小爾雅偽證》、《說文偽證》等。
這些東西,康有為說明是「著」,其實可能都屬劄記;陳千秋和梁啟超協編《偽經考》時,就曾運用並參考了這些資料。陳梁入歸南海門下,事在光緒十六年。依例推之,光緒十五年撰《廣藝舟雙楫》時,已有《偽經考》之草稿,實不足為奇。
第二,廖平力辨《偽經考》是竊襲《今古學考》,實在噉名,故齗齗不已。但廖平所言,亦有不盡可信之處。錢穆引其《經語》甲編卷二「丁亥作《今古學考》。戊子分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辟劉篇〉」諸語,謂:「廖氏《古學考序》,自稱《今古學考》刊於丙戌,此又云作於丁亥,必有一誤。據此,則知〈辟劉〉〈知聖〉兩書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蘇見俞蔭甫曰俟書成再議乎?抑猶未為定稿乎?大抵廖既屢變其說,又故自矜誇,所言容有不盡信者」。
我們推測,《今古學考》刊於光緒十二年丙戌之說必誤,其書可能至十五己丑仍未定稿,康有為也並未看到他的《辟劉篇》。因為廖氏《四益館文集.致某人(康有為)書》,自云兩人會於安徽會館時,廖出示的乃是尚未成書的《左傳經說》,且謂康有為將《左傳》歸入新學,與廖自己的看法相左。現在《偽經考》中依然將《左傳》歸入新學偽經,怎可說是康襲廖書?
依據這兩個旁證,加上《廣藝舟雙楫》所呈現的證據,康襲廖書而撰《新學偽經考》之說,似乎可以翻案了(不過,在此仍有一個疑問無法解決,因為《偽經考》卷三下那一大段跟〈分變篇〉重複的文字中,提到隸書之名,是劉歆欲黜今學,故以「以徒隸之說比之,以重辱之。」《偽經考》中注明此說為門人陳千秋說。可是《廣藝舟雙楫》這一段重複的文字,並無門人陳千秋說的小注,陳氏在此時,亦尚未就學南海。這個疑問,究當如何解釋呢?)
從以上這些問題來看,許多有關康氏思想及學術的重要問題,《廣藝舟雙楫》都能顯示重大的解答線索,此書之值得重視,自不待言。可惜近代治思想史的人多不懂書法,研究書法者,又往往忽略了藝術與思想流變的關係,不僅無人注意到晚清書法改革與思想轉變的關聯,對《廣藝舟雙楫》的精神與內涵既無從探究,對康有為的學術及思想也不易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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