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余英時自傳

我書讀的少，很早以前就有餘英時的一本大熱著作《士與中國文化》，但自打有就沒有翻過。我是一個有佔有欲的人，什麼東西都想要，有了，就束之高閣，但心裡就定當下來。所以，也好，我此生都沒有積得什麼學問，終不敢以道理服人。最近余英時去世，我開始讀他的《余英時回憶錄》，還不錯，三天功夫，看一半下來。我喜歡讀人的自傳，似乎也只有人的自傳我才能輕鬆的讀得下去，比如李敖，著作等身，我真看幾遍的也就是他的一本回憶錄。李敖和余英時不一樣，李敖喜歡吹噓自己，以前書裡看，便覺得此人的面目在自傳中栩栩如生，後來在電視裡看，和印象如出一轍。余英時呢，感覺很拘謹，很嚴肅，他談自己的事，談的很克制，至少這半本書裡看起來很單調，他說自己在解放後在一念之間留在香港的事情，也努力談的很曲折了，但總覺得還是那麼平淡。或許李敖畢竟是文藝家，余英時是搞學術的，當然我沒有半點質疑余英時文筆的意思，事實上，年紀稍大，更愛看那些寫的平平淡淡的 東西，這樣，心中塊壘，筆下溝壑，都不及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那種快意感。

他這半本書裡寫了年輕時的三狀奇事，一樁是他十幾歲的時候寫揭發當地駐軍營長的訴狀，結果訴狀沒有發出，卻在自己書房裡被營長的部署看到，自然引發軒然大波，營長後來被余英時族人安撫終於將此事作罷。族人擺宴給營長壓驚，結果營長酒多了，居然哭起來，邊哭還邊威脅，說若這封訴狀真的發出去，他想好了，要余家全族先死。這個事情，餘稱自己後來忘了，因為有媒體去採訪他的鄉人，才使說出這個事情。還有一件，他父親與杜垏明是好友，受邀去東北辦大學，後來國民黨在東北潰敗，在逃跑時候，本來他與父母分開坐另一架飛機，他父親發現自己飛機上有位置臨時叫他過來，結果該他坐的那架飛機恰恰就失事了。第三件事情便是方才說，他去香港看完父親，卻堅持回北京，當時他也已獲批入團。結果回程火車故障，維修期間，他忽然決定還是留在香港。

余英時在香港的時候，到錢穆主辦的新亞書院念書。錢穆的書，我還真讀過幾本。他談中國歷史政治得失，我個人覺得呢，有那麼一點點絕對化，但我還是非常認同。中國人終將要給自己的歷史找出邏輯和他合理性。我覺得錢穆確實是這裡的一代宗師，余英時念錢穆的書。也受益于錢穆的開闊，因為錢穆一方面自信於自己的學問，一方面也還是讓余英時同時瞭解其他人的看法。錢穆還稱自己的 著作並非一味鉤沉，而是隨時去用最新的材料與研究。另外再加上余英時的父親是研究西洋史，餘自己也覺得，如果說五四開始的文化改造就是所謂的文藝復興的話，那麼他也首先瞭解一下西方是怎麼解釋文藝復興的。那時候的學者，學貫中西其實是普遍的現象。一方面，他們敬畏西方，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文化依舊懷有自信。所以，他們常常以西方論證中國，同時也拿中國去衡量西方。但總歸有一個立基，於是立住腳跟，思想彼此分野。

又如五四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主流還是奔著如何西化去的。這當中，軍閥混戰，外寇入侵，最後國共內戰，讓那些大字不識幾個的農家子弟奉來自外國的 主義作對廝殺。問題真不是這些思想，這些主義出了什麼問題。而是要我看，便是要強化組織，必須要統一思想。但當主義簡化成口號的時候，往往也跟著簡化了人心。辜鴻銘以前說一戰，就是彼此想法格格不入，所以針尖對麥芒。當你把什麼東西當唯一的時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排他。

余英時再後來開始他的學術生涯，我沒有讀過他的研究，所以這裡也就不妄言太多。他對於五四的看法我是同意的，便是他反對胡適陳獨秀在當時提倡的全盤西化，他的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在我看來，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異曲同工。“中國”這個概念其實講的就是顧炎武所謂的“天下”。尤其從我們自己的文化角度而言，自然不該僅僅局限在疆域上。但現在民間，似乎只在乎疆域。我們現在講“文化輸出”，講來講去，都是有形的東西。但注重有形，也容易陷入計較，將自己做小。而真正形成一呼百應的其實是某些無形的東西。至於這些無形的東西是什麼，我似乎知道，我也似乎不知道。所謂有時候想，像余英時這麼中國的學者，幾成絕響。

錢穆後來去了臺灣，受蔣介石的禮遇，為他建一個小樓，由他傳經授道。陳水扁當議員的時候，認為錢穆已經退休，不宜再住在公家的地方。於是95歲的錢穆不得已搬家，由他們將空出來的小樓建成“錢穆紀念館”。問題是什麼，問題是以“奉公”的名義，斷了“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