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國家“石油上癮”，但戒得了嗎？

一切源自油價波動

早在此次油價暴跌前，科威特便曾經歷幾場經濟危機，從1982年的非官方股市（Souk Al-Manakh）崩盤，到1990年伊拉克入侵觸發海灣戰爭，科威特財政雖也屢屢經受油價波動衝擊，但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市場相對眷顧科威特。

首先，西方各大公司的世界石油儲備量自1970年代後便不斷下降，由85%的占比一路下跌至7%；反觀由科威特、沙特等成立的OPEC則持續茁壯，並在1970年代後掌握全球超過半數的石油儲備量，佔據市場主導地位，光科威特一國的探明石油儲量便高達1049億桶，約占全球儲量的10%。

在上述優勢條件下，科威特縱然經歷戰火蹂躪，仍是資本雄厚、後勢看漲，其也確在戰後休養生息，待石油產業逐步回穩後，漸次累積國內財富。1990年代末，中印等新興經濟體崛起，科威特遂配合OPEC的減產策略，讓油價由1999年的每桶25美元飆升至160美元，直至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才有所回跌。往復之間，科威特成了富甲一方的石油小國，人均生產總值超過3萬美元，一掃過往陰霾。

然而，2014年的一場油價暴跌，讓科威特失血甚深，更由此鑄下往復赤字的惡性循環。1999年至2008年的油價暴漲，有賴新興市場的需求提升；但2010年起，各新興市場的石油需求逐步放緩，加上頁岩油產量提升，遂令OPEC國家與美加頁岩油商間，上演了耐力比拚的版圖爭奪戰。

對沙特、科威特等傳統產油國而言，其生產成本低、且儲量豐富，故比起生產成本較高的頁岩油商，更能承受低價衝擊，因此即便市場需求放緩，OPEC仍未大幅減產，寧可犧牲油價也要維持市場份額；但對美加的頁岩油商來說，產業發展方興未艾，認賠殺出實屬可惜，故其也不肯服軟減產。

此外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聯儲為緩衝股市震盪，採行量化寬鬆政策，削弱了美元的實質購買力。這波力道在2013年後放緩，美元於是走強升值，以此計價的石油自然遭受波及，價格開始下跌。前述各方又不願配合市場需求有效減產，最終導致了2014年的災難性崩盤，油價由每桶110美元暴跌至30美元，科威特的石油收入因此驟減60%，並在2015年湧現了270億美元的預算赤字，逼得政府發行債券、動用普通儲備金（GRF）來應急。

但儘管撐過了2015年，科威特的赤字夢魘卻從未遠離，且自此定期報到。經歷2014年至2016年的價格動蕩，國際油價雖有回穩，卻始終沒能衝破每桶80美元的封鎖線，科威特預算因此連續5年赤字，只能輪流出台儲備金、削減福利與舉債等救急方案。今年又逢疫情襲捲全球，自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不堪一擊。

首先，在大規模隔離、停工停產的背景下，石油的需求量大幅下跌，OPEC起初雖與俄羅斯達成減產協議，但面對既有的市場份額，誰也不肯吃一點虧；其次，頁岩油始終是傳統產油國的心頭大患，面對疫情導致的市場低迷，OPEC們反欲利用此狙擊良機。3月初時，俄羅斯拒絕配合OPEC每日減產150萬桶的提議，結果換來沙烏地的報復性增產。後者的邏輯與2014年時相同，即以低油價換取市場份額，同時逼迫俄國讓步，順帶打擊生產成本較高的頁岩油。而結果同樣朝向悲劇發展。

在沙烏地的報復性增產下，油價一瀉千里，並在4月跌破每桶20美元的防線，直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極端紀錄。眼看局面一發不可收拾，俄沙兩方只能協商，最後彼此同意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石油減產，自5月起每日減產970萬桶，6月初的減產幅度更高達每日1000萬桶以上。油價漸有回升後，OPEC開始縮小減產幅度，但市場整體依然疲軟，油價雖成功回升到每桶40美元的水平，卻又在9月6日失守。科威特短期內，都難依靠油業挽救赤字。

石油產業發展至今已有160年歷史，雖說漲跌本是市場常態，但今年的油價崩盤意義格外特別。其一，此次暴跌源自各式危機的疊加，其中雜揉了公共衛生、經濟、金融、能源等因素，並非純然的石油市場事件，且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無一倖免，悲觀情緒伴隨疫情延燒，油價因而持續低迷。

其二，對科威特等產油國來說，石油既是財富之源，也是如影隨形的發展詛咒。油價高漲時，國際資本迅速湧入；油價一暴跌，驚人的赤字缺口便在剎那迸裂，且持續失血。在頁岩油增產、新興市場需求放緩的今日，油價難現舊日輝煌，產油國的預算支配也不似過往隨興。

但儘管赤字引發輿論關注，科威特尚有儲備金可動用，眼下仍無破產可能。於其而言，往復上演的預算困境不過淺層表象，真正的癥結，仍是在國家結構對石油的無限依賴。

石油上癮才是真難題

從沙烏地、巴林、阿聯酋、卡達、阿曼再到科威特，這些海灣國家的阿基里斯腱大致相近，即在石油基礎上，彌散著福利與新自由主義共構的資本天堂，但究其國家本質，實是浮於油海的一葉孤舟，難以上岸轉型。

如今雖已是民族國家的年代，但海灣地區的資本形式仍帶有極強的部落性。各國的石油紅利雖惠及全民，分配卻極度不均，這背後既有企業集團的結構宰制因素，也暗渡階級脈絡。以科威特為例，國家的經濟命脈掌握在幾大企業集團手中，後者事業遍布建築、房地產開發、工業加工、零售及金融等場域，並與統治的薩巴赫家族（The House of Al Sabah）關係匪淺，光憑交情便能獲取有利合同與資金補貼；薩巴赫家族成員則以私人持股形式參與集團決策，既行使國家權力，也共商財務分配。

而在頂層家族、財閥互有共識後，國家剩餘財富便會流向中產之手。自海灣探勘出石油起，各國的“中產階級”便紛紛湧現，速度之快，宛如過江之鯽。然而“海灣中產”之所以乍現，原因並非工商業的成熟發展，而是政府的大規模補貼，致使赤貧人口一夜中產化。而所謂補貼，一是派發豐厚的生活津貼，二是提供事少錢多的工作崗位，前者諸如科威特政府對各家戶的住房、燃料與食物補貼，每月金額高達2,000美元；後者則有公共部門中無法算盡的冗贅職缺，被各式裙帶關係出售贈送。

石油利潤雖豐，但在部落傳統的作用下，反替海灣各國招來發展陰影。首先，由於統治家族廣泛滲入資本場域，自然會與商賈結為命運共同體，最後形成海灣的上層階級，宰制所有資源與秩序，致使貪腐與官商勾結頻繁上演。以卡塔爾為例，在當地眾多股票公司裡，至少有80%的公司在董事會中，含有一名以上的阿勒薩尼家族（House of Al Thani，卡達王室）代表；沙烏地王儲薩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 Al Saud）於2017年至2019年間推動反腐行動，最後共計逮捕 500多名富商與政要，凍結2000餘個國內賬戶，並追繳回1070億美元。

而在海灣的中產階級中，人力資源薄弱是普遍現象。如前所述，公共部門就業比例過高，幾乎吸納本土將近70%的適齡勞動力；而過高的薪酬福利，則持續摧毀激勵措施與市場秩序，最終導致公共部門的效率極其低下。私營部門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以科威特為例，其公民僅占國內私營部們勞動力的19%，餘下的勞力空缺便只能仰仗南亞、東非與中東他國的移民勞工加以填補。

在沙烏地、阿曼、巴林與科威特，非公民占全國勞動人口的56%至82%；在卡達和阿聯酋，非公民人口在勞動市場的占比則高達95%。然而即便移民勞工維繫了當地的社會運作，其反是海灣階級的最底層，不僅薪資相對低落，工作環境也極不友善。

綜觀上述場景，若以果樹比擬海灣社會，石油便是當之無愧的催熟劑。猛藥之下，果實速結、甜碩多汁；但諸如土質維繫等長遠議題，反成了少人關注的不合時宜。石油的出現成就了海灣地區的高速資本化，但進出的財富首先要被上層階級攫獲，才能以殘渣形式滲入中產生活中；畸形的勞力結構雖持續陣痛，卻在利益掩護下次次麻痺。往復之間，石油既撐起繁榮市景，卻也不斷掏空國家與人民的精神內裡。

對此現象，某些海灣菁英頗有自覺，故而提出經濟多元化轉型方案，例如沙烏地的“2030願景”、科威特的“2035願景”等，皆意在油源尚未耗盡前，力促國家戒除石油成癮現象。其具體措施大致包括投資綠能、開闢非石化產業收入、削減公共部門員額與福利津貼、鼓勵公民進入私營部門就職等舉措。

然而推動經濟多元化轉型的首要條件，便是政府持續的資金挹注，對海灣國家而言，即是挪移部分石油收入，以支援政府的新能源、公共福利政策。故而此次油價崩盤所導致的國庫危機，不過是災難的第一步，科威特即便耗盡普通儲備金，仍有“未來基金”（FGF）可應急，破產機率微乎極微；然而油價動盪導致的收入銳減，卻勢必衝擊2035願景的改革進程，致使改革原地踏步。

綜觀海灣各國，眼下推行經濟多元化最有起色的，應屬阿聯酋的“2021願景”與“2050年能源戰略”。其以迪拜的商業角色為支點，翹動國家的建築業與投資項目，並由既有的航空基礎進軍太空產業，於今年7月開啟探火任務；在能源場域中，阿聯酋自2009年起便規畫興建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核電站，並於2018年完成1號機組反應堆的建設，如今2號已竣工，3、4號機組也已分別完成92%、85%的施工進度，核電站整體建設已完成94%，預計可在2021年投入供電。

反觀科威特，去石油化改革成效未顯，今又突逢疫情與油價震盪，若政府執意削減福利津貼，恐將失去廣大中產支持，構成統治危機；但若改革緩步不前，則國家收入難脫油價束縛，赤字夢魘便只能持續上演。如今的赤字風暴，既是經濟示警，也是對科威特轉型困境的現實隱喻：眼下的石油收入不如過往，改革急迫性自然水漲船高，但基於同一原因，科威特的改革力道也只能漸次弱化，以穩民心。

在疫後經濟與油價低迷夾擊下，科威特的轉型進程，尚是長路漫漫，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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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9月11日首發，歡迎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