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節日　◎胡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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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電話的時候，我正在計程車上。

「Cj死了」，電話那頭的燁子說，「妳知道Cj死了嗎？」

「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或前天，」燁子說，「剛剛發現的屍體。」

「在哪裡？」

「一條河裡。」

「是自殺嗎？」

沒有遺書，沒有證據。

然而我幾乎可以確定是Cj自己，是Cj取走了自己的命。他已經試過不只一次，或許這一次也只是排練。是的，自殺是需要練習的。練習三年五年，一次失誤就成功了。

掛掉電話，改撥給Syd，他的聲音濕透了，於是我說，「Cj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Syd說，「我正在岸邊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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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一個月，「猜想Cj」成為朋友間最熱衷的遊戲。

你猜Cj看得見我們嗎？他正在笑我們嗎？Cj你別鬧了，讓我把片子剪完(一個導演朋友在機器故障時，跟陽台吹來的風打商量)。你猜，他那天是玩真的還是，試水深試到忘我，沒有力氣回來？他會選用哪張照片做遺照呢？死於三十七歲，遺照也非三十七或三十六歲不可嗎？可不可以用十九歲那一張？他在那張照片裡，頹美得像個亡命之徒。

「不要，那張太晦暗了，」小雅說，「我們要紀念的，不是他的憂鬱。」

當我們使用「憂鬱症」這個詞彙的時候，並不確知「憂鬱」是什麼，「症」是什麼。但這個詞實在太方便了，於是我們像接受巷口的便利商店一樣，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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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Cj寫訃聞、寫生平、製作編年表、編輯紀念冊。政治看法相異的兩組、三組、四組人馬，爭執著他生前堅持(但其實不曾主張) 的立場。Ａ拒絕讓Ｂ參加葬禮，因為──Ａ宣稱──Cj已經跟Ｂ絕交了。Ｃ建議邀請Ｄ而Ｅ說Cj從來就不認同Ｄ，該邀請的是Ｇ。直到大家吵架了、吵哭了，才承認彼此爭執的是自己的，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好惡。我們恐懼的是自己的挫敗、自己的抑鬱，以各自的創痛想像 Cj的創痛，在他身上搶奪並且瓜分意義。一如Cj生前，人們以愛為名，割據他的時間，以理想與正義為名，占領他的身體。

於今Cj不玩了，時間終止了。亡者要去休息了，世界繼續吵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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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敬愛的黑人女作家，Toni Morrison，在她第一本小說的第一頁，給了這樣的獻辭：

To the two

who gave me life

and the one

who made me free

獻給那兩個，給我生命的人，以及那一個，令我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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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何其幸運，在「此生」就得到了自由。但Cj跟多數的人一樣，得不到這種幸運，卻又跟多數的人不一樣，無法承受這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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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過後，我在澎湖重遇了Cj。那是一個紫灰色的黃昏，我路過一間安靜的小屋，空氣中飄著海的鹹味，風細細吹。一個男人走進我眼裡，往小屋的階梯走去，頭上的帽子被風揚起一角，露出臉來。我一眼就認出了Cj，但他似乎沒注意到我。

Cj臉上殘留著水的腫脹，然而步履輕盈，彷彿剛去游泳，還抓了兩條魚當晚餐。我在Cj踏進小屋時，偷偷摸摸喊住他，「原來你躲在這裡呀。」

Cj回頭，微笑看我，沒有出聲。

「葬禮已經辦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向大家解釋。」Cj沒有開口說話，卻能將心意傳送給我。

「我替你解釋。」我說。

「不要，」他指著他的心，一語不發地告訴我，「我喜歡待在這裡。」

至今我未曾去過澎湖，這理當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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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在她的第二本小說中，發明了一個瘋狂的節日，全國自殺日：

在戰場中發瘋的薛德瑞，熟知死亡並且心懷恐懼，為了將死亡與生活區分開來，他靈機一動想到，假若一年當中有一天專屬於死亡，人們就能將死亡剔除在日常生活的軌道之外，在一整年的其他日子裡，享有平安與自由。

「為恐懼畫出特定的位置，以便掌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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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瑞在一九二○年，一月三日，創立了「全國自殺日」，時值第一次世界戰後。第三屆的「全國自殺日」，落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正巧是，「荒原」寫就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