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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前的北海道，總是與雪祭、流冰、花海、濕原，以及各種酪農漁牧業所衍生的各種土產，所建構的觀光旅遊意象緊密相連。2016年，北海道也進入了「新幹線時代」，利用鐵路從本州前往北海道的時間更為短縮。
不過，幕末明治時期的北海道，與之緊密連結的關鍵詞，不是新幹線，不是觀光旅遊，也不是薯條三兄弟與六花亭，乃是探險、戰役與開拓。德川時代，幕府所實際控制的北海道，僅有道南地區的箱館、江差、松前等，被稱為「和人地」的區域。當時的北海道也不叫做北海道，而是稱為「蝦夷地」，而「蝦夷地」也並非僅指稱北海道，像是現今的薩哈林島，就曾被幕府稱為「北蝦夷」。
宗谷岬的間宮林藏銅像 photo by Cathy Tsai
18世紀中葉以降，幕府對蝦夷地的調查探勘，始終與西方列強勢力的進入東亞，特別是俄羅斯意欲將影響力，伸入更南邊的太平洋，此舉不斷觸動幕府當局與知識人對北方的危機意識。最上德內、近藤重藏、間宮林藏、伊能忠敬、松浦武四郎等人，皆曾奉幕命進行蝦夷各地的調查、測繪工作。
由松本潤飾演的松浦武四郎 photo by HNK
松浦武四郎赴北海道之前，就已是個走遍日本各地的旅行家。他在長崎旅行的之際，接觸到各種進口的外國情報與圖籍，由此了解到北方情勢，觸發了他前往北海道探險的動機。1845至1858年，松浦武四郎六度前往北海道從事探險調查的工作，通過他所寫下的《再訪蝦夷日誌》，來追索他第二次前往北海道的旅程，當時自江戶出發，途經水戶、仙台、津輕各藩，接著搭船渡海，抵達幕府轄下的松前藩，已經是四個月之後的事。
松浦武四郎本人 published by 三一書房,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幕府數次將蝦夷部分區域納入直轄，其直轄政策的用意，是為了懷柔、教化阿伊努人，使之「和風化」，形塑其歸屬日本的意識，避免遭到俄國的攏絡。只是，直轄的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原因在於北疆的警備費用，成為其沉重的財政負擔，最後仍將之歸於松前藩的管轄下。此外，幕末政局混亂的掣肘，當時試圖從本州引進移民與外國技術進行農礦開墾的計畫，也未能達到實質的效果。
隨著培里的黑船來航，最終使幕府走向開國。1854年，舊稱為箱館的函館，由於日美神奈川條約的簽訂而開港，而成為日本最北端的通商口岸。
外國人開始在箱館居留，設立教堂、新式學校、領事館、洋式住宅，逐漸讓箱館這座城市帶來國際化的風貌。而幕府為了加強控制起見，重新在此設立奉行所，作為處理涉外事務的對口單位，並在法籍軍官的協助下，興建了稱為五稜郭的星形堡壘，也在各處設立了砲台。
後來創立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新島襄，在1864年因緣際會搭船北上來到箱館，投宿於東正教會中，希望能尋找居留於此的英美人士，以英文學習聖經，新島其後也在友人的協助下，由此成功偷渡前往美國留學。
新島襄渡航地之碑 photo by Cathy Tsai
從開港之初的偏鄉僻壤，到新島襄的滯在經驗，箱館成為國際港市之後產生的轉變，其實也不過短短10年而已。
1869年，北海道全島被納入日本領土，明治政府根據擔任開拓使判官的松浦武四郎所建議的「北加伊道」之名加以修改，將這塊土地改稱為北海道。
與舊幕府軍對決的箱館戰爭獲勝之後，明治政府在北海道設立了開拓使，由重要的藩閥勢力之一，也就是薩摩藩，主導北海道的拓植與經營。開拓使為了加強對北海道中心地帶的發展，以防範俄國勢力的入侵，將辦公廳舍從函館轉遷至札幌，北海道的行政中心自此從道南轉移至道央。
現有將近兩百萬人口的札幌，在德川末期即有受命移居於此的東北各藩武士，從事警固工作。時序進入明治初年，出身薩摩的黑田清隆，因箱館一戰的功績，先後擔任過開拓次官與長官，長達10年之久。黑田在任內招募了數名美籍人士作為開拓使顧問，例如曾任美國農務局總裁的開普倫(Horace Capron)，以及協助開辦札幌農學校的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在這些人的協助之下，進行札幌的都市規劃與教育建設，並導入西洋式的農業經營模式。
William Smith Clark photo by Cathy Tsai
在美籍顧問的規劃下，連接函館、室蘭的公路，以及札幌、小樽之間的鐵道，也逐步興建完成。此外，為了因應開拓所需的人力，黑田也建議政府設置屯田兵從事農耕開墾。
不過，開拓的理想很豐滿，現實總是很骨感。即使黑田清隆向政府爭取了大量的經費，也鼓勵失去土地與俸祿的貧困士族前往從事墾拓，但廣大的土地稀釋了人力與經費，氣候的酷寒，也使拓植的進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北海道的行政區劃與體制，在開拓使一職達成階段性的任務而廢之後，迭經調整，多仍選任舊薩摩背景的人士擔任縣令等要職。例如1886年任職初代北海道廳長官的岩村通俊，雖然出身舊土佐藩，但是曾在廢藩置縣後，任職過鹿兒島縣令，也算是具有薩摩相關背景的行政官員。
旭川常磐公園岩村通俊銅像 photo by Cathy Tsai
同為薩摩出身的大藏卿松方正義，在1880年代為了解決西南戰爭之開銷，所造成的通膨問題，開始實行通貨緊縮政策，造成農產品價格狂跌，農村更形貧困。許多農民為求生計，移民北海道另尋新的發展機會，也成為貧困農村住民的另一項選擇，北海道因此由原本的屯田兵移住，迎來了源源不絕的，以平民為大宗的新住民或勞工。由於東北或北陸各縣的氣候與北海道相似，移入的人群也以這些地區的居民為多。
男性的勞動力之外，安政年間，解除了女性渡海的禁令，隨著函館成為開港地，在幕府的許可下，當時的山之上(山ノ上)地區，仿照江戶吉原的模式，設立以居留外國人為服務對象的遊廓，明治年間逐漸發展為北海道最大的紅燈區。札幌繼之也在政府的主導下，以薄野(すすきの)作為遊廓的預定地，許可當地商家公開從事妓樓的營業，在岩村通俊擔任道廳長官期間，正式命名為「薄野遊廓」，並投入經費擴大其規模。
明治後期の薄野遊郭の一角 published by 脇哲編著 「物語・薄野百年史」三一書房,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此外，諸如小樽、室蘭、旭川等處，也都有政府許可的遊廓設立。這些在遊廓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多來自東北地區，因農村貧困，或債務問題，被家人轉賣，或自願赴北海道賣身者。現在位於函館市的地藏寺與札幌的豐川稻荷神社，仍留有當年遊廓經營者們，為往生的遊女所建的供養塔與哀悼碑，供奉客死異鄉，無親人接手安葬的遊女們。
豐川稻荷神社水子供養碑 photo by Cathy Tsai
秋田縣出身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1929年根據真實事件所撰寫的小說《蟹工船》，就曾經描寫政府利用電影等媒體，宣傳移民北海道能夠致富的願景，誘使內地失業的農工階級前來墾殖，書中曾經提到：
他們是希望稍稍得了一點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鄉里，於是渡過津輕海峽，走上雪深冰厚的北海道去。在蟹工船中，這種自己田地被「他人」掠奪，最後來到這裡的人也不少。
有人來不及等到田地的墾殖收成，耐不住飢寒而死亡；有人則是在墾拓有了些許成果之後，受到資本家的誘騙而再度失去土地，為生計所逼，受雇為蟹工船上的漁工之後，進入的又是另一個血汗地獄。更有些在都市因失學而窮困的學生，受到掮客的誘騙，成為蟹工船上的勞工，在苦寒的鄂霍次克海中，忍受低薪、過勞、惡劣的衛生環境，這樣的慘世界，在小林多喜二的筆下屢屢被描寫。
函館開港之後，東正教會首先在此設立傳教據點，為基督宗教最先在北海道宣教的宗派。繼之天主教與新教各派，也陸續派遣傳教士進入道內各地，為篳路藍縷的開拓民眾，注入信仰的精神寄託之外，也走入阿伊努人居住的地區從事田野調查，試圖改善其生活習俗，進而使之皈依基督信仰。
例如英國聖公會傳教士John Batchelor，在1870年代末期開始以道南宣教，曾深入阿伊努人聚居的日高地方，學習阿伊努語，繼之設立教會學校與醫院，提供阿伊努人教育機會與現代醫療，並將聖經翻譯為阿伊努語。
John Batchelor photo by http://anglicanhistory.org/asia/jp/batchelor/
明治政府最初則以獎勵農業、禁止刺青與耳環，鼓勵說日語、使用日式姓名等措施，並以保護動物為名義，禁止阿伊努人使用傳統的毒矢等工具進行狩獵，試圖改變阿伊努人的外型與生活方式。通過灌輸農牧技術知識、上京拜見皇居，以形塑天皇制的意識形態，對原住民施以「教化」工作。
此外，近代日俄兩國對樺太、千島列島的歸屬變遷，亦成為阿伊努人所難以承受之重。長久生活於南樺太的阿伊努人，曾被強行遷移至道北的宗谷地區，其後又輾轉迫遷至札幌、小樽等地，強制其從事農耕與炭礦開採。居住於俄國國界最近的占守島住民，亦被迫遷至色丹島，統歸當時的根室縣加以管理，以防止他們與俄國人民密切往來。
基督教的傳入、內地人口移入的激增，農耕地的逐步擴大，政府的教化與迫遷，無不衝擊著過去仰賴漁獵、採集維生，擁有獨特生活方式與文化的阿伊努人。他們逐漸喪失了原本的土地與謀生方式。實則試圖使阿伊努人成為農耕民的效果不彰，他們難以適應農耕生活，多數陷入貧困，氣候與生活環境的改變，亦面臨水土不服，與各種疾病的威脅。
明治以降，北海道逐漸展開「內地化」的漫長過程。有人在這塊土地上重新站起，有人為這塊土地喪失了性命，而成就了北海道的發展，北海道也成就了近現代日本的形成。
本文根據2017年刊登於「故事StoryStudio」網站之〈偏鄉僻壤的「蝦夷地」到日本的糧食中心──北海道的前世今生〉一文所改寫增訂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