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昂《迷園》看女性個體到台灣的主體性發展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物質實力迅速上升；美國眼見中國勢力崛起，隔年，中斷對台灣長達十五年的經濟及軍事等援助；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迅速衰落；1979年1月，台美正式斷交，美國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12月，爆發自「二二八事件」（1947）後規模最大的一場警民衝突事件——「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人士訴求終結黨禁和戒嚴，爭取民主自由。與此同時，1970年代的台灣文壇亦受到政治影響而發生大變動，期間最關鍵的風波為1977年至1978年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是自1950、60年代以來文壇主流的「現代主義」，與轉向主張以「現實主義」寫作的「鄉土文學」所引發的論爭；實際上，更連動檢討戰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等總體面向。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催化，1980年代，台灣在地／本土性的主體意識高漲，多元的思潮蓬勃興起，婦女運動邁入重要時期，經濟發展亦持續起飛，眼前似乎盡是無限的可能性。1987年，台灣宣布解嚴，開始進入新一歷史階段。

解嚴後，隨著本土意識與女性主義意識提升，文壇開始出現不少以女性歷史創傷記憶為主題的作品，這些小說的女主人公往往透過重新記憶與審視個人成長史／家族史，呈現與台灣主體性相關的創傷記憶，再現政治，並試圖建構自我的身份認同，例如陳燁的《泥河》（1989）、李昂的《迷園》（1991）、楊照的《暗巷迷夜》（1994）等作品，都是以台籍女性的家族秘辛為底，側寫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受限於篇幅，本文擬先以李昂的《迷園》為核心，嘗試分析當中對台籍女性參與重構台灣主體性的過程，以及身為第三世界現代女性的主體發展的特殊性。

李昂（1952－），本名施淑端，彰化鹿港人，是台灣文壇知名「施家三姐妹」的老么，父親是商人，喜歡中國古典文學；大姐施淑（本名施淑女，1940－）為學者及文學評論家，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直到退休；二姐施淑青（1945－）為作家，著有《香港三部曲》、《台灣三部曲》等。其畢業於文化大學哲學系，後赴美就讀俄勒岡州立大學戲劇研究所，歸台後任教於母校文化大學中文系，同時從事創作。

大姐施淑在其著作《兩岸文學論集》中評李昂：「李昂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作家，爭議的中心，幾乎都環繞著性及與之有關的道德問題。在她最早的一些作品，如花季裡的幾個短篇，有關人的存在的荒謬性、叛逆、性與潛意識等，還可以從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浪潮，從影響她的心理分析和存在主義，找到觀念上的依據，因此它們的尖銳、背理和暴力，可以在象徵的國度，得到認可。到了鄉土文學論戰前後，隨著她作品中的現實題材的介入，在一般的道德批評，以及以社會關懷為取向的意識形態批評的觀點下，問題已經由象徵或個人夢魘，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意義的層次，⋯⋯從作品的探索對象和探索方法來看，李昂是個問題意識強烈的作家，這點應無疑義。」李昂的小說時常結合「性」與「政治」兩大視野，不同階段皆自覺成長與突破，尤其呈現台灣女性在現代歷史社會轉型時期的性、權力、文化政治、主體性等的複雜思考。她在文壇江湖上不以本名施淑端行走，捨棄家中定下的「施淑」字輩與「端」字，兩者分別象徵傳統女性所需具備的賢淑與端莊的特質，而以「李昂」為筆名，「李」字來源於母親的姓氏，「昂」字則是期許自己能夠昂首挺胸，隱現她敢於反叛傳統父權體制的無畏特質。

李昂的重要著作包括：《殺夫：鹿城故事》（1983）、《一封未寄的情書》（1986）、《迷園》（1991）、《北港香爐人人插》（1997）、《自傳の小說》（2000）等。其中，出版於解嚴後不久的《迷園》，以歷時兩百餘年的鹿城朱家——「菡園」作為重構台灣主體的象徵，將敘事的時間線打散，出入於女主人公正在經歷的當下，兒時的片段記憶，以及過去父輩及祖父輩所經歷的歷史想像，小說的時間跨度，自甲午戰爭（1894－1895）後的日本時代（1895－1945）起，歷經二二八事件（1947）、國府遷台（1949），而後進入戒嚴下（1949－1987）的白色恐怖時期（1949－1991），再到1970、80年代，呈現如今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金權建構、台北上層物化世界，愛情、性、權力關係、第三世界現代女性主體發展的特殊性，以及個人成長史／家族史，乃至上接台灣史與世界史。

《迷園》出版於1991年，可視為台灣解嚴初期的產物，部分反映了台灣的本籍族群在各個歷史轉型時期的主體狀態，尤其是解嚴前後，出身於南部傳統的大家族，擁有世家小姐的身份與地位，進入台北上層金權結構的現代女性——核心女主人公朱影紅。故事的主軸，以她身為第三世界現代女性的主體發展的過程展開，大致由不同時空下的雙向敘事線交錯進行，而且都圍繞在男性，分別是1970、80年代在台北上層權貴階級中正在發展的情感關係，以及過去1950、60年代在「菡園」中與父親相處的兒時記憶，兩者的情節存在不少互涉關係，或隱或顯地聯繫上象徵台灣主體性的「菡園」，呈現各個階段下的歷史文化經驗。

在小說中，朱影紅的「成長」或「覺醒」書寫，始自認識核心男主人公林西庚，接觸資本主義發達下的頂層文化後發展的關係。林西庚身上的某些特質及作為，與她的父親有許多潛在的交疊之處，因而隨著兩人情感關係不斷地進展與變化，朱影紅時常會想起早年的片段記憶，在探索／追求愛情與性的過程中，她逐漸重構出記憶的面貌，思考究竟何以成為如今的自我，試圖梳理或緩解來自父輩所種下的間接的歷史創傷。這也促使她在實際的行動上，開始自覺脫離依附男性，從習慣處於下勢的姿態，轉為主動爭取的控制方，真誠面對情感與身體上的欲求，亦觀察局勢，理解並掌握現實情形下自身所能爭取的最大利益。

文末，當林西庚表示要為朱影紅贖回「菡園」並向她求婚時，朱影紅瞬間感悟：「好似從來不曾愛過他」。他們之間是否真的存在愛情？純愛，顯然無法概括兩人情感關係的複雜性，那愛情當中究竟又有什麼？性與愛存有的內在關聯為何？在金、權、貴、色的迷惑與作用下，兩人自然地激起強烈的情感流動，同時也相互求索。朱影紅沈淪於林西庚真誠的土豪式的氣勢，從他身上感到備受憐惜，既緩解／填補早年恐懼失去父親的長期壓抑與情感缺失，亦滿足了她迷戀如父親般的強勢男性的欲求。直到她完整地走過一遭後，最終超克一切，婚後決定捐出「菡園」，於某種意義而言，實現「大我」的目標。

在小說的楔子中，作者將時間線拉回當下，以正在為台灣首例AIDS個案（1984）發聲的跨國族男同性戀切入，透過他們的視角，觀看電視報導「菡園」的捐贈典禮，呈現世紀末華麗而頹廢的衝突景象。接著，第一章以朱影紅在小學作文中寫的「我生長在甲午戰爭的末年」開篇，提前預示她的身份與台灣的主體性存在緊密的聯繫，而後在小說中逐步開展她的祖父、父親見證了自甲午戰爭後日本殖民台灣，乃至戰後國府來台，經歷戒嚴下的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脈絡。

戰後，日本時代曾留學日本及美國的父親，待孩子們長大後，同樣也供給他們出國，但他的兒子們卻和此時大多數留洋的人一樣，見識和享受到第一世界的好處後，不願歸台，直到父親去世後，只有最小的女兒朱影紅仍留在台灣。在這裡，顯出現代難以延續傳統大家族型態的事實，而身為女性的朱影紅，在家族的頹勢下被託付重責，以原先家族背景的聲望及現代女性的優勢，盡己所能保存這座見證台灣兩百餘年歷史的「菡園」，而她爭取「菡園」的過程，亦象徵對台灣主體的重構。雖然女主人公婚後走向無愛無性的命運結局，過去有如經歷迷夢一場，卻也在作品脈絡下達成人生中相對有意義的目標，為家族與社會做貢獻。作者以此安排故事結構，或許是希冀台灣人能夠建立起自身的本土意識，也可能暗示新時代中女性崛起的趨勢。

李昂。1991。《迷園》，台北：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